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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之弥高钻之弥深
　　　　　　　　　　　　　　　　　
　　——学习毛泽东的语言技巧（代序）
　　　　　　　　　　　　　　　　　
　　学习写作，或学习讲演的人们，应当像士兵重视武器、农民重视犁锄、木工重视斧凿那样重视语言。学习语言的途径很多，除了向古人语言、群众语言和外国语言学习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向语言大师学习。值得学习的语言大师很多，除了古代语言大师和外国语言大师以外，最值得学习的就是中国现代和当代的语言大师。中国现代的最有代表性的语言大师是鲁迅，而当代的最有代表性的语言大师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思想象、革命家和军事家，而且是杰出和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现实主义文章大家。他的文章、讲话和诗词所产生的巨大的直接影响，其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他的文风直接影响了三代人，特别是他那些政论性的文章影响更大。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构方式，是那样严谨，其中的条理又是那样分明，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因而被写作学界公认为议论文中最标准、最重要、最基本的模式之一；一篇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文尚不足两千字，由于其中运用了各种修辞手法，不仅观点鲜明，理由充足，逻辑性强，而且文采飞扬，这在所有社论乃至当代所有的议论文中都是少见的，因而成为中学语文课本中传统的保留篇目。另外，许多典故（包括历史人物等）、成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毛译东使用过，才得以广为流传和普及。例如“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叶公好龙”、“放之四海而皆准”，以及《法门寺》中的贾桂，等等，就都是这样。更为可贵的是，毛泽东还创造出许多新的语言。“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实践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
　　等等，这些话语已经成为格言或警句了。还有些语汇的创造性更强。例如“糖衣炮弹”、“西安还是延安”、“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一穷二白”，等等，人们不能单纯地从字面上理解它们的含义，而是已经固定下来，成为特殊比喻和借代性的成语了。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仅继承了祖国的语言传统，而且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祖国语言，而他在继承和发展语言传统的同时，也造成了既有中国传统又有自己特点的语言宝库。
　　　　　　　　　　　　　　　　　
　　通过广泛阅读毛泽东全部公开发表和部分来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任何人都会觉得，毛泽东的语言艺术实在是仰之弥高，钻之弥深，值得认真研究和学习。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都是理论联系实际，属于实用性质的，一般语法著作中涉及到的实用性的语言现象，都可以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找到，而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出现的某些语言现象，在一般的语法著作中却很少或竟没有涉及。
　　　　　　　　　　　　　　　　　
　　毛泽东纯熟自如地运用祖国的语言，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对于同样一个问题，我们一般人用好多话往往表述得不能尽如人意，而他却能用极简省的话讲得恰切得体；对于某些问题，我们一般人虽然也可以表达清楚；可往往就是“不起劲儿”，而经他一讲，就显得格外“有味儿”，对于毛泽东讲过的许多话语，我们一般人都觉得十分奇妙，却不容易理解奇在哪里，妙在何处，然而你还是得说它们好。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为什么能够造就如此高度的语言艺术？对这个问题，需要作具体分析，然后才能加以回
　　　　　　　　　　　　　　　　　
　　　　　　　　　　　　　　　　　
　　答。
　　　　　　　　　　　　　　　　　
　　首先，毛泽东是一位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第一，他必然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手中握有真理；第二，他必然能够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辩证法。这是毛泽东语言艺术达到极高程度的根本原因。
　　　　　　　　　　　　　　　　　
　　由于毛泽东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手中握有真理，所以他心底无私，襟怀坦白，实事求是，无所畏惧。在这个前提下，他一般不受任何约束，甚至可以随心所欲。他的语言，都是他想说的话，既不回避实质问题，更不会随波逐流。他的那些风趣幽默的话语，大多借助于具体的语境和语势的触发，自然而然地涌出笔下或口外的。如果上文出现了“大众化”，下文就出现了“小众化”，前面有了“文化团体”，后面就会有“武化团体”……，据此，我们可以猜想，这类生动的语言，大多不会是在事前构思好，而是极其自然地“流”出来的。
　　　　　　　　　　　　　　　　　
　　辩证法既是最科学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同时也是最科学的分析方法。而毛泽东掌握和运用辩证法去认识、思考和分析问题，是一般人所无法相比的。由于这个具体原因，使得他的思维不但致密清晰，而且活跃敏捷。
　　如果说借助于语境或语势灵活地引申和发挥出来的风趣性语言带有一定程度随意性的话，那么，他那些依靠致密清晰和活跃敏捷的思维所产生的具有高度逻辑性、条理性和严密性的语言，则是他主观能动性的必然反映了。
　　　　　　　　　　　　　　　　　
　　其次，毛泽东具有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这个原因是人们所共知的。无论是青少年、壮年和老年时期，也无论是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还是在日理万机的繁杂工作环境中，他都始终坚持看书学习。他读书的范围之广，数量之多，都是十分惊人的。古今中外，文史哲经，他无所不读。另外，他还十分注重向群众语言和外国语言学习，这就使得他的知识面格外广阔，为继承和发展祖国语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毛泽东的语言艺术之所以达到极高程度，还与他始终坚持写作和讲演有密切关系。仅仅具有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仅仅具有广博的知识基础，而如果不坚持写作和讲演实践，那么，毛泽东的语言也不会成为典范。毛泽东虽然并不是职业作家或学者，但他从未间断写作和讲演。他的那些军事论文、哲学论文和政论，大多是在战争环境中写成的。他的一生，几乎不是写就是说。无疑，这也是毛泽东成为当代最伟大、最有影响的语言大师的重要条件。
　　　　　　　　　　　　　　　　　
　　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学习毛译东的语言艺术呢？这是一个重要而又实际的问题。毛泽东的语言艺术这座宝库，包括诗词艺术、论辩艺术，写作艺术、演讲艺术，等等，宏伟多姿，异彩纷呈，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直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毛泽东思想（包括哲学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等）研究得较多，而对毛泽东语言艺术的研究，除了诗词艺术之外，仅对选入大中学校语文和写作教材中的个别文章和讲话作过一些既零散又不根深入的解说。这是远远不够的。有鉴于此，作者不揣浅陋，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文化传统，为了青年朋友的学习，主要根据《毛泽东选集》的前四卷新二版（也涉及第5 卷和部分毛泽东回忆录中的言论），针对毛译东语言的艺术特点（包括传统性、风趣性、通俗性）和文风三性（包括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分为“特点篇”、“准确篇”、“鲜明篇”
　　和“生动篇”，对毛泽东的语言艺术中的论辩艺术、写作艺术，演讲艺术等（不包括诗词艺术）内容作一些综合性的评述。需要注意的是，这四篇内容，
　　　　　　　　　　　　　　　　　
　　　　　　　　　　　　　　　　　
　　仅仅是对毛泽东语言技巧内容作的相对性的划分，这主要是为了评述的方便起见，才在大体上作了这一划分。
　　　　　　　　　　　　　　　　　
　　客观地说，这些评述，还称不上对毛泽东语言艺术真正的研究，而仅仅是研究毛泽东语言艺术的准备或尝试。这不是故作谦虚之语。因为，这些评述中定然少不了臆断、妄评和缺漏之处，而且评述的理论层次还不高，未能把毛译东语言的风格特点充分而深刻地揭示出来。作者的目的之一是希望通过这样浅近的评述，能够引起更多的语言学家的注意和兴趣，以便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对毛泽东语言艺术的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统、更高层次的研究，从而使毛泽东的语言艺术永放光辉。
　　　　　　　　　　　　　　　　　
　　作者
　　　　　　　　　　　　　　　　　
　　　　　　　　　　　　　　　　　
　　内容提要
　　　　　　　　　　　　　　　　　
　　毛泽东的语言艺术具有很高成就，不愧为当代语言巨匠。本书积作者数年研究而成，观点新颖，内容扎实。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从宏观角度即传统性、通俗性和风趣性评述毛泽东的语言艺术特点，并具体分析了所使用的有关语言技巧。后三章以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文风“三性”，即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为纲，与毛泽东的文章、报告、书信、讲演等二十多种文体相结合，具体分析毛泽东语言中的各种技巧。木书引文丰富，分析精当，可供读者了解和领会毛泽东的语言艺术魅力，同时还可借鉴，用于写作，具有实用性。
　　　　　　　　　　　　　　　　　
　　　　　　　　　　　　　　　　　
　　毛泽东的语言技巧
　　　　　　　　　　　　　　　　　
　　　　　　　　　　　　　　　　　
　　特点篇
　　　　　　　　　　　　　　　　　
　　千古独步天下一人
　　　　　　　　　　　　　　　　　
　　毛泽东是中国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语言大师之一，其语言必然具有显著的特点，其特点也必然体现在许多方面。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不要根据全篇，只要根据一段或片言只语，从那用语，那口气，那气势，就可以判断出，这是毛泽东的语言！那么，他的语言特点究竟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把他的语言与鲁迅的语言简单地作一下对比，便可以一目了然。
　　　　　　　　　　　　　　　　　
　　大体上讲，如果说鲁迅是匕首、投枪，那么毛泽东则是长枪、重炮；如果说鲁迅是峭陡峡谷中穿石破崖的股股激流，那么毛泽东则是浩瀚大海里排空裂岸的滚滚大潮。具体些说，二者的语言虽然都同样植根于中国这块传统的文化土壤之中，可是，鲁迅对外来文化借鉴得多，显得有些“洋气”，而毛泽东则是土生土长，“土气”更明显一些；鲁迅细腻含婉，精雕细刻，毛泽东豪放明快，不尚修饰；同样是革命性、斗争性和创造性很强的语言，鲁迅文而雅，毛泽东质而实；鲁迅深而远，毛泽东浅而近；即使同样是讽刺，鲁迅多半是冷嘲，毛泽东多半是热讽。由此可见，毛泽东语言艺术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主要方面：创造性、豪放性、传统性、风趣性、通俗性。
　　正是由于毛泽东的语言艺术同时具有这五个方面的主要特点，才使得毛泽东的语言，在语言发展史上代雄千古，自成一家，而毛泽东本人也就成为天下一人了。
　　　　　　　　　　　　　　　　　
　　鲁迅和毛泽东在语言风格上所存在的明显差别，是由多片面的原因造成的。除了他们在胸怀气质等方面条件不同之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鲁迅年轻时期有过一段国外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后便长时期地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书斋里，专门从事写作，可以说，他是一个职业作家，写作和演讲的时间虽紧，但“挤”的余地较大，较为允许从容地思考；而毛泽东的一生中，除了建国初期短时间地访问过两次苏联以外，他从未出过国，他的大半生都是戎马生涯，流动性极强，经常要处在直接指导和应付各种紧张而又繁杂的革命和工作的过程当中。他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进行写作和讲演，只有“赶”。第二，鲁迅的写作和讲演，具有地下工作的性质，在敌人监视之下，不能不十分注意策略而有所顾忌，这样必然将满腔怒气作有限度的抒泄，于是他的文章和讲话就不能不经常皱起“冷对的横眉”；而毛泽东手中一直有枪，他的斗争始终是公开的、面对面的，用不着瞻前顾后，他可以“无法无天”，他有怒气，主要是用枪杆子直接“发泄”，而笔杆子只不过是一种必要性的补充。第三，鲁迅的读者或听众对象，基本上限于知识分子阶层（由于这一点，直到今天，如果没有高中以上的文化水平，便很难完全读懂他的文章），他进行写作，基本上是用书面语言，出发点主要是在理论和认识上明辨是非曲直；而毛泽东的读者或听众对象，则主要是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及其干部，一般情况下以口语为主进行写作和讲演，目的不仅为了明辨是非曲直，还要为了直接指导革命和工作等实践活动。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所以造成了鲁迅和毛泽东在语言风格上的差别。这多半是由历史造成，并不完全是人为的原因。
　　　　　　　　　　　　　　　　　
　　不过，在毛泽东的语言特点（包括创造性、豪放性、传统性、风趣性、通俗性）当中，创造性是十分明显的。所以他不但继承了祖国的语言传统，
　　　　　　　　　　　　　　　　　
　　　　　　　　　　　　　　　　　
　　而且发展了祖国的语言。关于创造性，本书各章均有评述，所以本章中不再赘言。关于豪放性这个风格特点，在毛泽东语言艺术中也是十分突出的。他的文章和讲话，在内容方面，由于选择的题目大多是从全中国和全世界，或从整个历史的角度着眼，在认识方法方面，一般都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高度看问题，所以他的语言，视点居高临下，有如高屋建瓴，大气磅礴。由于这方面的特点，易于为人们所理解，这里也不作系统的介绍。鉴于此，本章的内容，仅就毛泽东语言的传统性、通俗性和生动性三个方面的特点及其技巧，分别作一些系统的评述。
　　　　　　　　　　　　　　　　　
　　　　　　　　　　　　　　　　　
　　一传统性的特点及其技巧
　　　　　　　　　　　　　　　　　
　　毛泽东语言传统性特点，简单地说，就是前文提到的“土气”。所谓“土气”，就是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属于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的问题。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一个“任务”，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同上）在民族语言方面，毛泽东确实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的历史传统，这包括成语和典故的运用，比喻、对比、对偶、回文、排比、拈连、仿化、拆词等等各种技法的运用，结构圆整、过渡自然等章法层次的处理。即使在语言的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这些文风上面，也能体现毛泽东明显地继承和发扬了祖国语言的优秀传统。不过，对于其他方面的内容，拟将放在下面有关章节中加以介绍，这里仅对最能体现继承和发扬祖国语言传统性的两个内容——成语的运用和典故的运用，作一些系统的评述。
　　　　　　　　　　　　　　　　　
　　在实用性的文章和讲话中，像毛泽东这样大量地运用成语和典故，实在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几乎无人与之相比。据约略估计，在《毛泽东选集》前四卷中，除去重复的不计外，共有成语不少于200 个（不包括俗语在内），典故不少于100 个，还有成语兼典故不少于100 个。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中，成语不少于100 个（也不包括俗语），典故不少于几十个。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毛泽东的确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光荣文化传统的典范。因为成语是传统文化在语言上形成的精华，典故是历史文明的剪影。毛泽东自己曾经主张，除了向人民群众和外国文化学习语言之外，“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反对党八股》）。
　　毛泽东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这一主张，这也是使他终于成为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大师的标志之一。因此，我们在研究和学习毛泽东语言艺术时，他运用成语和典故的特点，自然应该成为格外重要的内容。
　　　　　　　　　　　　　　　　　
　　1.成语的运用毛泽东在阐述具体问题运用成语时，能够作到随手拈来，简直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列宁说过：“常常有这样的成语，它能以出人意料的恰当，表现出相当复杂现象的本质。”（引周中明《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毛泽东就善于运用这样的成语，都用得十分贴切、自然、生动。尤其是当他阐述那些复杂问题的时候，所运用的那些格言式的成语，把事理阐述得是那样深刻、得体。
　　　　　　　　　　　　　　　　　
　　首先，毛泽东能够用概括性极强的成语阐明解决问题的方向。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主张：中国的国体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但是，当时的“中华民国”并不属于中华全体民众，它只有“中华民国之名”，而无“中华民国之实”；要想使“中华民国”达到“名副其实”，还要作许多艰苦的斗争，即还需要进行长期的革命。在这个基础上，他说，“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据《新民主主义论》）。阐述建立什么样的国体和怎
　　　　　　　　　　　　　　　　　
　　　　　　　　　　　　　　　　　
　　样建立国体问题过程中，毛泽东先后用了“名副其实”和“循名责实”两个成语，都十分恰当，特别是他对“循名责实”这个成语的运用，明确而生动地规定了此后的革命工作的目标和任务，恰到好处。
　　　　　　　　　　　　　　　　　
　　其次，毛泽东经常能够运用那些带有规律性的成语作为阐述自己某些观点的有力根据，这样做，明显地增加了对事理阐述的分量。如在阐述弱小之我进攻强大之敌时，他说应该“避其锐气，击其情归”（《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阐述游击战争如何对待暂时放弃部分土地时，他说应该“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同上）；在阐述要使具有“不确定性”的战争取得胜利必须有计划、有准备时，他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论持久战》），等等，这些成语的运用，不但使他的观点言之成理，而且持之有据。
　　　　　　　　　　　　　　　　　
　　最后，毛泽东能够利用某些常识性成语作为比喻来形象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例如，他讲经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必要性，为了明确阐明这个道理，除了用经常“洗脸”和“扫地”才能请洁的通俗比喻之外，他还用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对成语作比喻。意思是说，由于“流水”和“户枢”（“枢”，门轴）在不停地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才得以“不腐”和“不蠹”（“蠹”，虫蛀），这不正像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以“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论联合政府》）吗？又如，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说过，农民破除迷信，要等农民觉悟之后，自己丢开菩萨，共产党不必“代庖”，共产党的“宣传政策”应该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这话的意思是说，对于农民破除迷信问题，只能引导，作出示范，而不能代他们去丢菩萨（“代庖”，即“越俎代庖”，就是代替的意思），这正像高明的射手教导初射者那样，他只是张满弓，搭好箭，作出跃跃欲射的样子，却不把筋射出去。
　　　　　　　　　　　　　　　　　
　　下面，我们仅就毛泽东运用成语的形式和怎样运用成语，作一些具体评述。
　　　　　　　　　　　　　　　　　
　　①运用成语的形式毛泽东运用成语的形式，除了单一式（即一个成语单独运用）以外，主要有并列式、对比式、层递式、串用式等。
　　并列式（含排比式）。例如：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文中把“不屈不挠”和“再接再厉”两个成语平等地排列在一起，成为一种并列式。也有超过两个成语并列者，如在《矛盾论》中，罗列革命和先进的力量取代了反动和落后的力量的许多事实之后，作者说：
　　　　　　　　　　　　　　　　　
　　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这里将“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推陈出新”三个成语乎等地排列在一起，可以视为排比式。
　　　　　　　　　　　　　　　　　
　　对比式。例如：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成语，它们在两个分句中相互对应，造成强烈的反差，这就是对比式。其他如“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用法，也属于这种情况。
　　　　　　　　　　　　　　　　　
　　层递式。例如：
　　　　　　　　　　　　　　　　　
　　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论联合政府》）
　　　　　　　　　　　　　　　　　
　　这里“民生凋敝”、“民怨沸腾”和“民变蜂起”三个成语，并不是排比。
　　由于先有“民生”，继有“民怨”，后有“民变”；先有“凋敝”，继有“沸腾”，后有“蜂起”，因此，它们属于层递式。又如，也是在《论联合政府》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这段话中的三组“格言”、也属于谚语，同时也可以被看作是三组六个成语。
　　每一组成语，孤立地看，两两成对，基本上属于并列式；但三组之间的关系却是层递式：因为先有“言”与“尽”的问题，接着有“罪”与“戒”的问题，最后才有“改”与“勉”的问题。
　　　　　　　　　　　　　　　　　
　　串用式。所谓串用式，是指运用的成语中可能有并列、对比、层递的因素，但又不全是那各种因素，它们只是被阐述的内容像一条线索一样连在一起。请看下面的例子：
　　　　　　　　　　　　　　　　　
　　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实践论》）
　　　　　　　　　　　　　　　　　
　　这段话里的“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天下第一”、“不自量”都是成语，它们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并列、对比，也不是排比、层递，而是由一个整体思想内容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把这种运用成语的形式姑且称为串用式。
　　　　　　　　　　　　　　　　　
　　毛泽东还常常把上述各种成语的运用形式结合起来运用。例如：
　　　　　　　　　　　　　　　　　
　　……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实践论》）
　　　　　　　　　　　　　　　　　
　　短短的一句话，竟连用三个成语：“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属于并列式；“沾沽自喜”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属于串用式，这是串用式中包含并列式。又如：
　　　　　　　　　　　　　　　　　
　　　　　　　　　　　　　　　　　
　　……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改造我们的学习》）
　　　　　　　　　　　　　　　　　
　　这句话里也有三个成语：“一知半解”和“想当然”是并列式，它们与“发号施令”也构成了串用式。这也是串用式中包含着并列式。
　　　　　　　　　　　　　　　　　
　　总之，毛泽东运用成语的形式，真可谓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
　　　　　　　　　　　　　　　　　
　　②成语的灵活运用毛泽东运用成语，从不生吞活剥地盲目套用。我们知道，成语具有极为明显的稳定性的特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固定的意义和形式，而毛泽东除了习用性（即常规性）地恰当运用成语以外，他总是切实地根据文章和讲话的内容与读者和听众的具体需要，胸中自造炉锤，别出匠心地运用成语，因而十分灵活。他运用成语的灵活性，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方面主要包括借用、扩用、反用、仿用、新创五种情况；形式方面主要包括易位、意用、缩用三种情况。
　　　　　　　　　　　　　　　　　
　　借用。有些历史性久远的成语，其概念已经过时或落后了，对这样的成语，毛泽东常常赋与它们以新的意义。例如，“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个成语出于《礼记。祭义篇）：“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普）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可见这个成语说的是，封建的孝道是人世间普遍的共同准则；但是，毛泽东却把反映孝道普遍性准则的成语用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上，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种情况，就可以看作是对成语的借用。毛泽东这样运用成语的情况很多。
　　　　　　　　　　　　　　　　　
　　扩用。所谓扩用，就是在成语原有意义的基础上，对该成语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
　　　　　　　　　　　　　　　　　
　　“欲速则不达”，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
　　　　　　　　　　　　　　　　　
　　义是必然要失败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对于“欲速则不达”这个成语，人们只是从“单纯追求速度”因而效果不好这个角度运用它，属于贬义。但是，毛泽东又从肯定其合理因素的角度（“速”
　　还是要的）加以补充，这样看待这个成语，就更全面，因而也更新颖了。
　　　　　　　　　　　　　　　　　
　　毛泽东扩用成语，最典型的例子，是对“对牛弹琴”这个成语的运用。
　　“对牛弹琴”是典故兼成语，原典或传统的用法，都是讥笑“牛”太愚蠢，听不懂弹琴人（古代一个音乐家公明仪）为它所弹奏的“清角之操”，仍然“伏食如故”（典出南朝梁代僧祐编《弘明集》）。就是说，这个成语仅仅用来讽刺听不懂他人道理的愚蠢之人。可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竟是这样运用的：
　　　　　　　　　　　　　　　　　
　　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
　　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
　　　　　　　　　　　　　　　　　
　　　　　　　　　　　　　　　　　
　　毛泽东在运用这个成语时，把讥笑“牛”（“对象”）这个内容“除去”了，而加入了讥刺弹琴者、弹琴者应该“尊重对象”的内容，即讽刺那些写文章和做演说不看对象、脱离群众、空发议论的人，希望他们尊重读者和听众，这就对这个成语的运用，开创了一个新的侧面。
　　　　　　　　　　　　　　　　　
　　反用。所谓反用，即反其义而用之。例如，“矫在过正”这个成语的意思，是纠正过错超过限度，而这个意思历来被一概否定，在《汉书。诸侯王表序》和《后汉书。仲长统传》等史籍中就都是在这个意思的基础上运用这个成语的。可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运用这个成语时，一反其本义。他认为，在湖南农民运动的第二时期（革命时期），为了“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把一切绅权都打倒”、“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农民们所做出的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有“革命的意义”，因为“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在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里，毛泽东不但完全否定了“矫枉过正”这个成语的传统用法，而且在新的与其完全相反的意义上加以运用，具有极强的创造性。
　　　　　　　　　　　　　　　　　
　　毛泽东反用成语的又一种情况是改变某些成语的感情色彩（即易色），使原来具有贬义色彩的变成褒义的，或者相反。例如，“无法无天”，这是一个贬义性的成语，但毛泽东在说共产党不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限制和束缚时，却也说成是“无法无天”（《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这时“无法无天”就变成褒义的成语了，这是属于临时性成语的反用；还有些成语，如“明哲保身”，本义是既明且哲之人，善于按察事理，择安去危，善于自处（语出《诗经。大雅。蒸民》），显然属于褒义，而一经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用它批评只顾个人安危、放弃原则的自由主义思想作风之后，它就变成贬义的成语，直到如今；又如“一团和气”，这个成语出于《程子全书》，说一个叫程明道的人对待人的态度和蔼可亲，完全是褒义的，可是经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使用过后，就具有了对待熟人抱老好人态度，不讲原则的贬义色彩（关于易色法更具体的内容，请参阅本书第四章有关的内容）。
　　　　　　　　　　　　　　　　　
　　仿用。毛泽东仿用成语的数量很大。这是不改变原来成语的结构形式，而仿化出新词的一种方法，也具有明显的创造性。例如，“一触即发”这个成语，本指箭在弦上，手指稍一触动，箭即射出，比喻事态发展到十分紧张的时刻，只要有一点偶然因素，事件就会发生。可是毛泽东却把勇敢但却遇事不够冷静、乱碰乱撞的鲁莽家称为“一触即跳”的人们（《论持久战》）。
　　“一触即跳”就是根据“一触即发”仿化出来的。又如，毛泽东说日寇“差不多不费一点气力”占领了“东四省”，说成是“垂手而得”（《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垂手而得”脱影于成语“唾手可得”。“唾手可得”
　　是说得到某种东西很容易，但也得付出一些“气力”，因为还得“唾”，而“垂手而得”呢，手垂下去不动即可，一点气力都不必用。这是说日寇占领“东四省”容易到了极点（据马国凡《成语概论》，第98 页）。在毛泽东的语言中，像这样仅仅通过一两个字词的改动而仿化出新词语的情况很多。其他诸如，根据“前仆后继”而仿化出“前赴后继”（《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声明》），根据“前功尽弃”而仿化出“全功尽弃”（《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根据“置之不理”而仿化出“置之不答”（《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根据“取而代之”而仿化出“起而代之”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根据“忍辱求全”而仿化出“忍让求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根据“赶尽杀绝”而仿化出“剿尽杀绝”（《新民主主义论》），根据“有的放矢”而仿化出“无的放失”（《整顿党的作风》），根据“一哄而散”而仿化出“一哄而集”（《井冈山的斗争》），等等，都属于这类情况。这些被仿化出的新词语，较之原来的成语，都产生或增加了新的意义。其中“无的放矢”对于“有的放失”，“一哄而集”对于“一哄而散”，不但属于成语的仿用，而民同时也属于成语的反用。这种兼具仿用和反用性质运用语言的情况，可以将其称为“反仿”。
　　　　　　　　　　　　　　　　　
　　对有些成语，毛泽东往往作连续性仿用，这种性质的语言仿用也可以称为“连仿”。例如，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着重阐述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不应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内容时说：
　　　　　　　　　　　　　　　　　
　　（共产党）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
　　　　　　　　　　　　　　　　　
　　成语中有“先斩后奏”，并无“先奏后斩”、“斩而不奏”、“不斩不奏”，它们都是根据“先斩后奏”这个成语先后连续仿化出来的。毛泽东对“莫名其妙”这个成语的仿用，也属于这种情况：
　　　　　　　　　　　　　　　　　
　　……对于蒋介石及其一群的军事政治发生“纷纷议论”的人们，究竟是“莫明其妙”呢，还是己明其妙呢？（《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
　　　　　　　　　　　　　　　　　
　　这句话里的“莫明其妙”和“已明其妙”都是从成语“莫名其妙”连续仿化而来的。与上一则例子不同的是，上一则例子中出现了被仿化的成语（“先斩后奏”），那可以称为“明仿”；而这一则例子中被仿他的成语并没有出现，这可以称为“暗仿”。关于仿化法的其他具体情况，请参阅本书第四章中有关内容。
　　　　　　　　　　　　　　　　　
　　新创。毛泽东运用的成语中，有一些完全是属于他本人创造的，有的则是依据以往已有的成语，特别是通过仿用的形式创造出来的。让我们再看一看“下马看花”和“后发制人”这两个新的成语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下马看花”是毛泽东新创的一个成语（见《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它是根据“走马观花”仿化出来的。“走马观花”中的“走”，是跑的意思，毛泽东把“走”换成“下”，则造出一个与原来成语相对立的新的成语。又如，“后发制人”，这个成语是凭借“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史记。项羽本记》、《汉书。项籍传》）二语改造而来。“先发”能够主动压制或控制对手，“后发”往往被动，被人所制，亦即“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之义。这是旧成语的意思，但它不全面；毛泽东根据大量事实，总结出另一方面的经验，即后发者如果有准备地“先让一步”，也能化被动为主动，最后控制对手，于是翻造出“后发制人”这个新的成语（参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以上我们评述的是毛泽东借用、扩用、反用、仿用、新创等五种在内容
　　　　　　　　　　　　　　　　　
　　　　　　　　　　　　　　　　　
　　方面灵活运用成语的具体情况。下面再就易位、意用、缩用等三种在形式方面灵活运用成语的具体情况进行评述。
　　　　　　　　　　　　　　　　　
　　易位。一般情况下，成语的字词结构顺序，在运用的时候是不允许轻易变动的。可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毛泽东往往也能改变原来某些成语的固定的结构顺序。例如，对于“轻重缓急”、“精兵减政”这两个成语，人们一般都是原型照用，不去变动它们，可是毛泽东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中却把“轻重缓急”改变为“缓急轻重”，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有时说：“精兵减政”，有时说“兵精政简”。与原来的成语比较，“缓急轻重”属于单纯的位置变动：“兵精政简”则使其中联合的两个小的词组的动宾关系部分别改变为主谓关系。
　　　　　　　　　　　　　　　　　
　　意用。就是不直接运用成语的原型，而是用普通的语言来运用成语的原义。例如，毛泽东把成语“高枕无忧”说成“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把“有恃无恐”说成“有所恃而不恐”（《井冈山的斗争》），把“大同小异”说成“大同中的小异”（《新民主主义论》）
　　等等。其中“有所恃而不恐”和“大同中的小异”，是在原来成语中增加了一些解说性的辅助成分。这样的成语意用，都比原来的成语更灵活，更通俗了。其他诸如“引玉之砖”、“千虑之一得”（《新民主主义论》）、“胜利之券，必操我手”（《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也都是成语“抛砖引玉”、“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必操胜券”（或“稳操胜券”）的意用，与上述成语意用不同的是，它们较之原来成语概念的范围缩小了，但其针对性却得到了明显的加强。
　　　　　　　　　　　　　　　　　
　　缩用。所谓缩用，就是减少原来成语中的字数而后运用，但其意义不变。
　　例如，毛泽东把“越俎代庖”仅仅说成“代庖”（《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缩用。不过，毛泽东这样运用成语的情况不是很多。
　　　　　　　　　　　　　　　　　
　　另外，他还有时把联合式结构的成语拆开运用：
　　　　　　　　　　　　　　　　　
　　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在过去历史上是空前的，但还不是绝后的战争。（《论持久战》）
　　　　　　　　　　　　　　　　　
　　“空前绝后”本是一个成语，毛泽东却把它拆开运用，虽然意义上有些改变，但仍可视为对“空前绝后”的意用。
　　　　　　　　　　　　　　　　　
　　毛泽东灵活地运用成语，虽然在形式上不及在内容上灵活运用的创造性强，但也令人感到十分新颖、活泼，具有一定程度的创造性，因而同样值得重视和学习。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如此灵活地运用成语呢？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他既能对成语理解得深刻，又能密切地联系实际。比如，他对“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成语的运用就是这样。首先是他对这个成语理解得好，他说，“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个理解完全抓住了“妙”的本质；然后是联系具体内容，他说，“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论持久战》）。这样的理解，真是深刻极了，这样的联系实际真是紧密极了。
　　其他诸如对“实事求是”中的“实事”、“求”、“是”，对“有的放矢”
　　中的“的”、“矢”的理解和联系实际，都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情况相近。大家知道，成语运用得准确灵活，仅仅对成语理解深刻而不联系实际不行，仅仅联系实际而对成语理解得不深刻也不行。由于毛泽东能够同时
　　　　　　　　　　　　　　　　　
　　　　　　　　　　　　　　　　　
　　兼及二者，所以他运用成语才能够灵活自如而又恰当得体。
　　　　　　　　　　　　　　　　　
　　2.典故的运用周恩来在1949 年5 月7 日作的《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报告中说，“现在毛主席作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的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这里所说的毛泽东运用的“历史经验教训”，基本上指的就是他所运用的典故。
　　这段话，对毛泽东语言中善于运用典故这个特点作了极准确的说明和概括。
　　连《毛泽东》一书的作者施拉姆也说，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们所接受”。这话也证明了，善于运用典故，的确在毛泽东语言中格外突出。
　　　　　　　　　　　　　　　　　
　　那么，毛泽东运用典故的特点又是什么呢？这可以包括四个方面：一，量大；二，典型，三，灵活；四，创用。
　　　　　　　　　　　　　　　　　
　　①量大毛泽东运用典故多，首先是典放出处范围广、种类多。其中有历史典籍，如《史记》、《汉书》和诸子等著作；有历代诗文、小说、寓言、传说、神话、戏剧等。其中历史人物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包括外国科学家、发明家）。其次，体现在被运用得范围广、数量多上面。包括政论文、学术论文、纪念性论文，还是报告、演说、决议、调查报告、消息等。他随时运用典故，并且运用的数量很多，有时还同时用多则典故阐述一个事理。在《质问国民党》一文中，他用了“鹬蚌相持，渔人得利”（《战国策。燕策》）
　　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苑。正谏》）两则典故，来陈说在抗日战争紧急关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浪潮、进攻边区的利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战略退却”一节中，为了阐述战略退却的必要性，他先讲了《水浒传》（历史小说）中林冲如何运用退却的策略打败洪教头，接着全文引用了《左传》中“曹刿论战”一节文字（典籍），说晋国以战略防御为基础打败了齐国；最后又列举了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六次以弱胜强的历史战役（均属于典籍），弱者一方都是运用退却的战略打败了强者一方，共用了八则典故。然而，这还不是最多的。在1958 年3 月22 日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为了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在讲话的开头就用《西厢记》中惠明挺身突围给白马将军送信搬取救兵一事，提倡中国要多出现一些像惠明那样勇敢而又坚定之人；接着就提到《法门寺》中“站惯了，不敢坐”，十足的奴隶主义者贾桂，又讲了中国儒家们对孔子不敢直呼其名（孔丘），也是一副奴隶相，其后，则讲了李贺敢于直称汉武帝之名（刘彻），甚至称他为“刘郎”，鼓励人们不要怕名人。讲话的后半部分，当讲到任何阶级都是“好大喜功”时，则讲了禹王惜寸阴，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席不暇暖”，当讲到说话要选择时机讲究策略时，则提到了明朝反对奸党魏忠贤的东林党那一派人（如杨镇安等），由于策略失误而失败；当讲到敢讲真话时，则提到了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人，并引述了《红楼梦》中王熙凤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话。然而，这篇讲话中，用典最多的，还是在讲话的中间部分。这部分阐述了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和发明创造者大多数是青年人的内容。其中提到了孔子、释迦牟尼、孙中山、马克思，章太炎、康有为、刘师培、王弼、颜渊、李世民、秦叔宝、罗成、
　　　　　　　　　　　　　　　　　
　　　　　　　　　　　　　　　　　
　　王伯当、梁启超、马丁。路德、达尔文、发明安眠药和盘尼西林的人、富兰克林、高尔基，前后共有20 多位历史人物。讲话中还涉及到一些其他反面历史人物，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袁世凯、段祺瑞等。此外，这篇讲话还涉及到诸如斯大林和“联共党史”结束语、康有为及其《大同书》、邹容及其《革命军》、章太炎驳康有为的文章，以及刘备挂帅等典故。总之，这篇讲话引用典故之多，实在无人能够与之相比。我们仅从这篇讲话中，就可以略知毛泽东在其他文章和讲话中运用典故情况之一斑了。
　　　　　　　　　　　　　　　　　
　　②典型毛泽东运用的典故，一般都是把典故作为某些观点或事理的论据或根据。由于他所选择的典故，一般都属于典型化的材料，所以使他所阐述的观点或事理都十分生动，有力。这又是因为，凡属于典型性的东西，不但具有鲜明的特殊性（个性），而且还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共性）。用具有典型性的典故来以古鉴今，自然会产生强大的说服力。例如，1941 年1 月，正值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关头，国民党顽固派策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主力九千余人被歼七千余人，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遇害。新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国民党对新四军的围歼行径自然严重地破坏了抗日统一战线，威胁着抗战的彻底胜利。为此，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一篇谈话。谈话中除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强烈谴责和揭露外，还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十二条警告，要求严肃合理地对待和处理此一事件，并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毛泽东在列举了党的十二条警告之后，用了一则典故：
　　　　　　　　　　　　　　　　　
　　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己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这段话中的“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是一个典故。这是孔子说过的话，出于《论语。季氏篇》。春秋时，鲁国大夫季孙把持着鲁国的政权，与鲁君矛盾很大。季孙也知道鲁君有趁机收回主权之意。颛臾，是鲁国的附庸小国，季孙也担心它会帮助鲁君收拾他，于是季孙便想先发制人地讨伐颛臾。这时孔子的弟子冉有、子路向孔子请教：季孙应否讨伐颛臾？
　　孔子当即表示反对，理由之一是，“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意思是说，“我估计，季孙所担忧的，不在远处的颛臾，而在鲁君”
　　（“萧墙”，指古代宫室一进门处的挡风墙：“萧墙之内”，这里专指鲁君而言）。后来，人们常用这个典故来比喻忧虑不在于外，而在于内。毛泽东用这个典故，目的在于说明，国民党顽固派如果不按照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警告办事，那么，国民党顽固派最应当害怕的，将不是外国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而是本国内部展开战争，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将要进行自卫还击，国民党顽固派就将“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毛泽东用这个典故对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提出严重警告。
　　　　　　　　　　　　　　　　　
　　像这样运用典故的情况，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是很多的。有则，仅仅是由于他运用的典故十分典型，就使对问题或事理的阐述格外深刻，耐人
　　　　　　　　　　　　　　　　　
　　　　　　　　　　　　　　　　　
　　深思。1949 年4 月初，毛泽东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中，再次重申，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中，十分强调南京政府必须逮捕南京惨案的主凶蒋介石等反革命首要分子这一条，他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据《左传。鲁闵公元年》记载，春秋时鲁庄公死后，立子般为君，鲁庄公之弟庆父杀死子般，另立问公为君，不久，庆父又杀死闵公。由于庆父先后杀死鲁国两个国君，造成鲁国连年大乱。当时齐国有一位大臣这样评论鲁国：“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后来人们常把庆父比喻为灾难和战乱的祸首。毛泽东运用这个典故，不但把连续挑起内战、制造灾难的根源归罪于蒋介石等罪魁祸首，而且表达了他要坚决彻底地消灭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
　　　　　　　　　　　　　　　　　
　　不过，谈起运用典故最典型的，当属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所谓1962 年1 月3O 日所作的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并没有公开发表，但当时就在党内党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主要就是由于突出地典型地运用了大量典故。讲话的中心内容是讲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当讲到领导干部要尽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让别人批评自己，即使批评错了，自己受到了不合理的处分，甚至被降职到基层去工作反而更有益处时，他引用了司马迂《报任少卿书》中的一段活。这段话包括“文王拘”、“仲尼厄”、“屈原放逐”、“左丘失明”、“孙子膑足”、“不韦迁蜀”、“韩非囚秦”，以及“诗三百篇”之所以“为作”等八个典故，他指出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其余备例中的历史人物都是“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处于逆境之后，才得以发愤而有所作为的。当毛泽东讲到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听取不同意见时，他又用《史记》中的项羽和刘邦这两个历史人物进行对比：项羽这个人物如何称王称霸，如何不听军师范增的合理意见；刘邦这个人物开始时如何傲慢，拒绝接见一位“儒生长者”，那个儒生如何发怒闯了进去，正在洗脚的刘邦后来又如何欢迎，如何道歉，说明刘邦如何“从谏如流”，终于打败了项羽。
　　接着，他还用“霸王别姬”的戏来说明不民主的可怕后果。正是由于这篇讲话用了这样多极为典型的典敝来教育广大党的干部实行民主作风，才能使人们的灵魂深深地受到了触动，永远铭记在心。
　　　　　　　　　　　　　　　　　
　　总之，毛泽东非常善于以极典型的典故来阐发事理。其他诸如用“叶公好龙”来批评“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李逵式的长官”批评“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的红军干部（《反对本本主义》），用“口蜜腹剑”的唐朝宰相李林甫比喻那些“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帝国主义（《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等等，都是毛泽东典型地运用典故的典范，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③灵活毛泽东运用典故的第三个特点，是格外的灵活。他能在深入理解典故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理解及不同内容和角度的需要，极其自由地运用典故。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中，讲到柳宗元的《黔之驴》这个寓言时，他能一边讲，一边装作者虎观察驴驹子的样子，真是绘声绘色（据张贻玖《毛泽东读史》）。而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许多人读史，一般总是比较死，难于理解深透，更难于灵活运用。他的二儿媳邵华是一位历史系的大学生。她在念大学时，在毛泽东面前，总是感到自己的历史知识那
　　　　　　　　　　　　　　　　　
　　　　　　　　　　　　　　　　　
　　样贫乏，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是那样肤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文科生；那些历史知识，在她那里好像都是“死”的，而到了毛泽东那里，便立刻“活”了起来，他用它们阐述政治、军事、哲学等方面的事理，都是那样警策、凝练，引人入胜（据华英《毛泽东的儿女们》）。就说写一篇新闻稿吧，他也能把新闻事实与其相关的典故联系起来。例如，写《中原我军占领南阳》这篇消息，当他提到南阳时，便写了关于南阳这个历史上属于兵家要地的一节文字：“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这段活，实际包括两则典故：一则是三国时曹张争战，一则是东汉刘秀起兵，它们都成了毛泽东写的消息中的背景材料，起到了强调我军占领南阳意义重大的作用。即使他在给某一篇文章加写按语时，如涉及到与内容相关的典故，他也要点出来。比如，他发现一篇文章是阳谷县人写的，于是他就在这篇文章的按语中说，“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1956年12 月23 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运用典故，有时灵活到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他能用《西游记》中几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去解释抗大的教育方针。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毛泽东说，唐僧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能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那匹白马，也是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他们两个都能坚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他能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据王永盛、张伟《毛泽东的语言艺术》）。毛泽东通过大胆联想，把本来与现实事物似乎毫无联系的典故竟然联系了起来。
　　　　　　　　　　　　　　　　　
　　不过，毛泽东运用典故的灵活性，更多的时候，还是体现在他与人们一般交往过程的随意性的谈话之中。每当这些时候，他运用典故，往往很巧妙。
　　毛泽东的一生，读史是他的嗜好，谈史是他的乐趣。谈史是毛泽东与老一辈学者、专家乃至在他身边工作人员谈话中最愉快的话题——有时是专题式的，有时是随机式的。所谓随机，大半是在他平时接人待物的闲谈之时。凡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所写的回忆录式的文章中，几乎都谈过这样的体会：当毛泽东与他们初次见面，总要先问对方的姓名、籍贯乃至家庭状况，然后便有可能根据这些状况引出相应的典故。例如，当他得知师哲的原籍是韩城（在陕西，汉时称夏阳）时，他立刻就说：“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
　　（司马迁生于韩城县北五十里处的龙门，该地临黄河，有黄龙山，“龙门”
　　传为夏禹所凿，故有“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之说）接着，他又谈到“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并讲了黄龙山命名的起因和它的走向（据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当他得知徐肖冰的老家是山西夏县时，他立刻就说：“你是关云长的老乡哟。”（权延赤编《领袖泪》）；当他得知初见的一位女同志的名字叫“崔英”时，他当即就问：“那么你的爱人可能姓张了？”（同上书，《西厢记》中的女主角叫崔莺莺，其夫姓张，名君瑞）；当他得知薄一波的原籍是山西中部的定襄县时，他便说，汉文帝的母亲也姓薄，其弟薄昭，又说汉文帝初年讨伐代王时，曾定都于山西中部；当他得知
　　　　　　　　　　　　　　　　　
　　　　　　　　　　　　　　　　　
　　张稼夫原籍是山西文水县时，便谈起了出生在文水县的武则天；当他得知一位大夫叫唐由之时，便指出“由之”二字最早出自《论语》中“民可使由之”
　　之句，并告诫他“可不要按孔子的‘由之’去作，而要按鲁迅的‘由之’去作”，接着又吟起鲁迅《悼杨铨》一诗（诗中有“花开花落两由之”之句。
　　以上引文均引自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由以上所述的事实可以看出，灵活地运用典故确实是毛泽东语言中一种极普遍的现象，同时也看出他的历史知识是何等渊博，他的记忆力又是何等惊人。
　　　　　　　　　　　　　　　　　
　　④创用毛泽东运用典故的第四个特点是，创造性极强。创造性也属于灵活性，但它比一般的灵活性更加突出。这使得他不但继承了祖国语言，而且发展了祖国语言，因此，这也是毛泽东运用典故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典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有分析地运用典故；二，典故的引申和补充；三，有批判地运用典故。
　　　　　　　　　　　　　　　　　
　　有分析地运用典故。毛泽东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从来不生搬硬套式地运用典故，而是根据具体内容的需要，有分析地运用典故。例如，在1936年12 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认为，当时国际和国内形势已向有利于抗日战争的方面发展，国共两党将再度合作，“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根据中日双方及世界总的形势和条件，抗日战争不可能是速决战，而肯定是持久战。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运用了一个典故——“灭此朝食”。这个典故是由“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一语概缩而成，也可视为一个成语，它出于《左传。成公二年》：春秋时，齐国攻打鲁、卫两国，鲁、卫两国请求晋国援助，齐军与晋军战于鞌地。齐军统帅齐顷公决心甚大，扬言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意思是说，待我们消灭这些敌人（晋军）之后，再吃早饭！他匆忙地跨上还没有备好的战马，就下令向晋军进攻。晋军将领由于身先士卒，带伤杀敌，士气很高，结果把齐军打得落花流水，齐军只好狼狈败退。毛泽东运用这则典故时这样说：
　　　　　　　　　　　　　　　　　
　　“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箝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
　　　　　　　　　　　　　　　　　
　　毛泽东对“灭此朝食”这个典故，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肯定了其中对敌人痛恨和决心战而胜之的精神（“气概”），但否定了其中操之过急的盲动作法（“计划”）；既没有作绝对肯定，也没有作绝对否定，而是肯定其积极因素，否定其消极因素。这样辩证地运用典故，既不牵强附会，又具有明显的创见性，因而十分生动。
　　　　　　　　　　　　　　　　　
　　典故的引申和补充。毛泽东有时对所运用的典故加以必要的引申和补充。1934 年8 月到1935 年12 月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国三支主力红军都放弃了“原有的阵地”，通过长征，转移到了新的地区。毛泽东认为，这个大转移，“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但是张国焘等人却认为，红军失败了。对此，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通过“坐井观天”这个典故来加以解说：
　　　　　　　　　　　　　　　　　
　　　　　　　　　　　　　　　　　
　　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
　　　　　　　　　　　　　　　　　
　　典故“坐井观天”也属于成语，它是由《庄子。秋水篇》的有关内容概缩而成；它又见于韩愈《原道》一文之中：“坐井而观天，日天小者，非天小也。”
　　后来这个典故一般只是用作讥刺那些目光狭小之人。而毛泽东在运用这个典故时，除了仍然用它的本义（井蛙说的“天有一个井大”）之外，还用“如果……”这样假设的形式引申出了另外一层意义：“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实际上是根据具体内容对原来典故含义的有意扩展。其下文对“一个方面”和“另一个方面”、“胜利”和“失败”这些内容的具体议论，就都是基于由典故扩展出来的那层含义而生发的。因此，这种议论也变得新颖而生动。
　　　　　　　　　　　　　　　　　
　　批判性地运用典故。毛泽东运用典故时，往往还要审查某些典故的科学性，批判性地运用它们。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
　　　　　　　　　　　　　　　　　
　　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这是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讲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话的意用，也属于典故。毛泽东不完全同意孔子的观点，认为七十岁的老年人也有可能犯错误。实际上，这是对这一典故的批判。
　　　　　　　　　　　　　　　　　
　　然而，批判性地运用典故，最典型的是毛泽东对伯夷和《伯夷颂》的运用——
　　　　　　　　　　　　　　　　　
　　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泽东赞美闻一多和朱自清这样中国人的民族气节时，用了伯夷这个历史人物和韩愈写的《伯夷颂》作为陪衬。伯夷这个历史人物及其事迹，最初散见于《庄子》、《吕氏春秋》等古籍中，后来司马迁写《史记》时，根据史料对伯夷的事迹作了梳理之后，撰写了一篇《伯夷列传》。伯夷与其弟叔齐都是殷代诸侯国孤竹国君之子，由于兄弟二人均不愿继承王位，便逃到周地（也是殷代诸侯国）隐居。殷的诸侯周武王起兵讨伐暴君殷纣王时，他们向武王“叩马而谏”：“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他们认为，殷纣王再暴虐，也是“君”，周武王再贤也是“臣”，“以臣弑君”，自然属于“不仁”，所以他们反对武王伐纣。武王灭殷之后，天下归周，于是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乃饿且死”。伯夷、叔齐二人的行为一直受到历代人们的赞美和推崇，称他们是古之“贤人”。如孔子就说过，他们是“求仁得仁”；韩愈还特地写了一篇《伯夷颂》，赞誉他们是“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的“豪
　　　　　　　　　　　　　　　　　
　　　　　　　　　　　　　　　　　
　　杰之士“。然而，毛泽东在赞颂闻一多和朱自清时，却这样说：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这里，毛泽东说韩愈歌颂伯夷“是颂错了”，显然，他不但否定了伯夷，也否定了韩愈写的《伯夷颂》。通过对伯夷和《伯夷颂》这个典故的批判，他提出了自己崭新的见解。
　　　　　　　　　　　　　　　　　
　　毛泽东有时对某些典故经过加工改造，然后才予以运用，也属于批判性地运用典故。唐代诗人工之涣《登鹤雀楼》一诗，其中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两句。其原义仅限于写景，是说登高才能望远。后人引申为，要想使自己有更高的认识水平，只有经过更艰苦的努力。可是毛泽东却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作调查研究工作的同志，“欲穷千里目”，就必得先下楼，然后才能更上一层楼。如果他不愿下楼，也不愿上楼，“欲穷千里目”，天下是没有那种便宜事的（据福建上杭县“毛主席才溪乡调查纪念馆”《注重调查反对瞎说》）。毛泽东在运用王之涣的诗典时，竟然从“上楼”仿化出“
　　下楼“，从”更上一层楼“仿化出”必得先下楼“。这是说，搞调查研究的人，要想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得到准确的调查结果，必须首先深入基层才行。这样批判改造性地运用典故，更有他的独到之处。
　　　　　　　　　　　　　　　　　
　　从上面我们对毛泽东运用成语和典故的评述中，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的确是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实践古为今用文化方针的典范。人们说，历史把毛译东造就成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时代巨人，并且说，如果不是历史把毛泽东造就成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也可以成为一位第一流的历史学家。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这位非职业历史学家”却“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他对中国人民的事业，对中国史学界的指导、推动、繁荣所起的作用，远比一位第一流史学家所起的作用大得多”（参见张贻玖《毛泽东读史》）。这个判断，无疑也是十分客观的。
　　　　　　　　　　　　　　　　　
　　可是，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他十分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十分喜欢中国的历史和典籍。据萧三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介绍，他在读私塾时便很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杂书。他不但“记忆力和领悟力很高”，而且对其中“许多人物事例都能随时用来观察和比喻生活”；美国作家R.特里尔也说，毛泽东在当学生读报时，“对每一则欧洲要闻——凡尔登，兴登堡的权术，巴黎保卫战中的出租汽车的用途——毛都能从中国历史上找到类似的例证。他成了比较、评论‘活历史’（他常用这个词来描述报纸）的顾问”（《毛泽东传》修订本）。他在二十四岁时（1917 年）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为了阐述体育运动的重要性，就引述了《史记》、《论语》、《礼记》、《庄子》等典籍中许多关于体育方面的人物和事实，其中有孔子善养生、重射御，明代顾炎武、颜习斋等因注意锻炼身体而长寿，孔子的弟子颜
　　　　　　　　　　　　　　　　　
　　　　　　　　　　　　　　　　　
　　回、汉代贾谊、唐代王勃和卢照邻虽有才华，却因体弱多病而早逝，等等。
　　据有关毛泽东的回忆录等文章或书籍介绍，晚年的毛泽东个人藏书有数万册，中外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艺术、科技等书籍都有很大数量，但其中史学书籍占有较大比重。当然，毛泽东虽然喜欢历史和典籍，但他并不是死读书或读死书，而是善于结合实际，并且能够作到创造性的理解和运用。
　　这也是他能够做到古为今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风趣性的特点及其技巧
　　　　　　　　　　　　　　　　　
　　毛泽东语言的风趣性十足。所谓风趣性，就是幽默性或谈谐性。文章和讲话中一旦有了风趣性，生动性便随之而生。袁宏道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叙陈正甫会心集》）。毛泽东有许多话，其中说给人民的，能使人们有时会心一笑，有时忍俊不禁；指向敌人的，能使人们有时捧腹喷饭，有时啼笑皆非。延安时期，有一次毛泽东作讲演，外面天要下雨，台下有些骚动，这时他蹙着眉头说：“嗯，天老爷又想跟我们作对了！”然后他转着脖子瞧了半天，突然坚决地说：“不怕，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抵抗它！”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自然谁也不再注意外面下雨了（据白危《毛泽东印像》）。其中可笑的关键处在于“马克思主义”一词的使用上，这是大词小用，属于降用法。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坚强的毅力”的意思。这一降用，把具有重大含义的理论术语（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界中的平凡事物（雨）这两个似乎毫无联系的概念结合到一起，于是便创造出极风趣的语言。这是对人民群众讲的风趣性语言。在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失去了中国任何人的信任时，毛泽东写道：
　　　　　　　　　　　　　　　　　
　　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别了，司徒雷登》）
　　　　　　　　　　　　　　　　　
　　这段话主要是运用摹状法，把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失败、失望、失去信任后不得不离开中国的颓丧神态和行为勾勒得栩栩传神，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特别是成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使用，更是神来之笔，令人开心。
　　　　　　　　　　　　　　　　　
　　从上文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运用的风越性至少有两种：一种是正面性风趣，一种是反面性风趣。正面性风趣一般是针对同志和朋友说的开心话，表现出他对人民群众的友好情意，有时含义也比较深刻；反面性风趣，则是针对敌人和人民内部假恶丑性质的人或事物所作的批驳和否定。
　　反面性风趣实际上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讽刺。
　　　　　　　　　　　　　　　　　
　　1.正面性风趣请看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述创立根据地经济条件时的一段话：
　　　　　　　　　　　　　　　　　
　　经济条件的性质，从其自然性一方面看来，也和地理条件相同（即都有极大的广泛性——引者）。因为现在并不讨论在沙漠里建立根据地，沙漠里也没有什么敌人，讨论的是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而一切敌人能到之处，当然早就有了中国人，也早就有了吃饭的经济基础，故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不发生选择经济条件的问题。
　　　　　　　　　　　　　　　　　
　　这段话本来是谈建立根据地经济条件的问题，却扯到了在沙漠里有没有
　　　　　　　　　　　　　　　　　
　　　　　　　　　　　　　　　　　
　　“中国人”和“敌人”及能不能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很是风趣。这种风趣是否有必要呢？表面看似乎没有什么必要，但仔细想来，也有必要。它是一种极而言之的夸张说法，是说除了没有人（或中国人，或敌人）的沙漠即没有经济活动以外的一切地区都应该建立根据地。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有意的强调。这种情况的风趣，在其他的某些正式讲话中也出现过。例如，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反对宗派主义，增强党内、国内和世界范围内的团结问题时，毛泽东说：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全局，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全局，一个地球有一个地球的全局。现在地球以外不去讲，因为交通路线还没有打通。如果发现火星或者金星上有人，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交涉关于团结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现在我们是讲党内、国内和全世界的团结问题。（《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本来是谈广泛团结的问题，却谈起了地球以外的火星和金星上有没有人、何时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内容，其目的也是为了作极而言之的强调，但又十分风趣。
　　　　　　　　　　　　　　　　　
　　有时，毛泽东在讲话中似乎随意地开一个什么玩笑，没有深意，但如果仔细体味，却也含义深刻。例如，1957 年市场供应紧张，许多人感到不安，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这样说：
　　　　　　　　　　　　　　　　　
　　我看没有什么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
　　　　　　　　　　　　　　　　　
　　说吃安眠药就不紧张，这样的玩笑能有什么深意？也有深意。这深意至少有两层：一层是要人们镇静，不要紧张；二是告诉人们，问题没有那么严重，稍微想想办法，问题就会解决，这办法与用安眠药就能解除紧张相比，大约麻烦不了多少。这“吃安眠药”不正是一种借代法的运用吗？毛泽东的这种玩笑，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当然，这种“用心”是比较隐蔽的，而有的玩笑的“用心”就比较明显。例如，1973 年12 月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拉着朱德的手说：“老总，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朱毛啊！你是猪（朱），我是猪（朱）身上的毛啊！”（引权延赤编《领袖泪》）这个利用谐音（猪、朱）开的玩笑，如果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其用意就十分明显。当时朱德正被当作“大军阀”进行批斗，毛泽东在那样公开的场合开这样的玩笑，不是公开为朱德平反吗？像这样利用开玩笑的方式来对待和处理重大政治问题，也可以说是毛译东语言风趣性的一大特点。
　　　　　　　　　　　　　　　　　
　　不过，毛泽东正面性风趣语言，见之于正式场合的文章和讲话者较少，而多见之于一般随意谈话之中。相反，他的反面性风趣语言较多，且大多见之于正式场合的文章和讲话之中。
　　　　　　　　　　　　　　　　　
　　2.反面性风趣（讽刺）
　　毛泽东所运用的讽刺技巧是很多的，比如摹状法、比喻法等，都可以作为讽刺的技巧，但由于这些技巧并不是专门作为讽刺而使用的，所以，关于这些技巧暂且放在后面的有关章节中评述，这里仅介绍一些专门作为讽刺的技巧，其中包括引申归谬法、重复反驳法、过分尊崇法、估断修辞法、反语
　　　　　　　　　　　　　　　　　
　　　　　　　　　　　　　　　　　
　　修辞法、可能性虚拟法。
　　　　　　　　　　　　　　　　　
　　①引申归谬法（简称归谬法）
　　毛泽东常常运用引申归谬法反驳敌论。这种反驳技巧是先行假定敌论是正确的，接着对敌论加以自然引申，最后用引申出来的事实或结论证明原敌论是错误的，使论敌处于难堪的境地，所以显得讽刺性极强。例如，1944 年《大公报》刊登一篇文章，要求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目的是为了推行蒋介石一党专政的政策。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对《大公报》负责人说：“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引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对敌论“不要另起炉灶”并没有直接反驳，而是先“赞成”，即假定它是正确的，接着从中引出应当“管饭”的问题，可是事实上蒋介石并不“管饭”（“饭”
　　指各种经费开支、给养供应等），这个事实与“不要另起炉灶”相矛盾；既不让“另起炉灶”，又不“管饭”，你叫人怎么办？你们不是胡说八道吗？
　　敌论便不攻自破。这种借用论敌自己的观点反驳敌论，自然讽刺性极强。
　　　　　　　　　　　　　　　　　
　　毛泽东运用归谬法非常灵活。有时他不但先承认敌论正确，而且自己还主动“认错”，然后从敌论和自己的“错误”中引出事实来，再对敌论加以反驳。1949 年1 月28 日我党发表的关于和谈的声明，提出和谈条件包括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重新逮捕国内外战争罪犯。在国民党所作的答复中，竟然说共产党“态度上似乎不够郑重”。对此，毛泽东这样说：
　　　　　　　　　　　　　　　　　
　　在一月二十八日那种时候，我们还把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说成是一个政府，在这点上说来，我们的态度确乎不够郑重。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
　　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有一个宣布“退休”了的伪总统，别的什么都没有。因此郑重地说起来，已经不应当把它看成一个政府……（《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
　　　　　　　　　　　　　　　　　
　　你们不是说我“不郑重”吗？是的，在“这一点”上我的确不够郑重——先承认敌论，然后从中引出国民党政府已经支离破碎不复存在的事实。难道这果真是认错吗？显然不是，这是以退为攻。毛泽东这样讥刺敌人，既风趣，又有力。
　　　　　　　　　　　　　　　　　
　　一般情况下，运用归谬法时，对引申出来的结论，只要引出一种相反的事实加以对照反驳，就可以驳倒敌论。如，上文中只用国民党不“管饭”一件事实，就可以驳倒“不要另起炉灶”的敌论。但是，有时仅引出一个事实或道理反驳那个敌论，尚感力量不足。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往往引出多个同类事实进行反驳。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仍然推行独裁统治政策，不给共产党和其他各民主党派以民主和自由，共产党为此始终不懈地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后来，国民党表示，共产党只要交出军队，就可以获得民主和自由。针对这个观点，毛泽东说：
　　　　　　　　　　　　　　　　　
　　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
　　　　　　　　　　　　　　　　　
　　　　　　　　　　　　　　　　　
　　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吗？（《论联合政府》）
　　　　　　　　　　　　　　　　　
　　敌论是：只要交出军队，就能有自由（包括民主）；毛泽东说“根据这个学说”（“学说”指敌论），先加以承认，从中引出“没有军队的党派应该有自由”的结论。下面，再根据这个结论，又引出三个方面的事实：一，1924—1927 年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但自由被国民党剥夺：二，民主同盟和国民党左派没有军队也没有自由；三，所有的人民群众及其各进步组织都没有军队也都没有自由。这三方面事实都与从敌论中引出来的那个结论相对立。仅用共产党一方面的事实，不就可以反驳那个敌论和结论了吗？为什么又引出后两个方面的事实呢？这是因为，第一个方面的事实，1924—1927 年的共产党的军队虽然只有很少一点，但也还是有，不给共产党自由，论敌似乎还有借口，况且目前共产党的军队数量很多，还搞所谓的“封建割据”，建立了所谓的“奸区”，如果共产党不交出军队，就是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军令”，这就更会成为不给共产党自由的理由；另外，仅用一个相反的事实反驳那个结论毕竟力量有限。而再用所有的人民群众及其进步组织和各民主党派这两方面范围更大的手中一点军队也没有的事实，反驳那个敌论和结论，不是更典型、更有力吗？因为他们既没有任何军队，没有搞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什么“奸区”，也没有违反“政今军令”。由此可见，毛泽东运用多重归谬反驳，使事实更充实、更全面，讽刺的力量也更大。
　　　　　　　　　　　　　　　　　
　　毛泽东运用归谬法，往往从敌论中引申出荒唐可笑的结论，他把这个荒唐的结论说明得格外清楚，不再进行反驳，只把它与敌论作鲜明对照，就足以证明敌论是完全错误的。例如，蒋介石在求和声明中说，如果共产党不和，他完全可以与共产党进行“决战”，其根据是：“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产党几倍乃至几十倍。”毛泽东在《评战犯求和》一文中反驳道：
　　　　　　　　　　　　　　　　　
　　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样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这句话也是一种先“认错”的形式，是装成一种害怕的样子，非常形象——引者）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呢？完全不是不能打，拿六千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别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末。
　　　　　　　　　　　　　　　　　
　　敌论是蒋介石能与共产党“决战”，且有“决肚的把握”，敌论据是他的各方面力量都“超过”共产党几倍乃至几十倍。毛泽东反驳时，在承认敌论据之后，先给他算了一笔账（指他的军队有六千多万）引申出来的这个结论，显然是不可能成立的，自然是荒唐的。这个荒唐的结论一摆在那里，敌论不是不攻自破了吗？
　　　　　　　　　　　　　　　　　
　　　　　　　　　　　　　　　　　
　　毛泽东运用归谬法所反驳的敌论并不一定都是论敌同时提出的，他也可以从论敌在不同时间内说的话入手，把论敌先后说的话联系起来进行引申归谬。例如，“文革”中，毛泽东对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先后共提出过六次，可是林彪为了争当国家主席，仍反复企图迫使毛泽东同意设国家主席。
　　在此之前，林彪曾经讲过，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在反驳林彪时，便把林彪先后讲的话联系了起来，他说，林彪“说我讲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一句，也有六句，可他们就是不听，连一句也不顶”。这就揭穿了林彪讲的“一句顶一万句”的话是假话。毛泽东把林彪以前讲的话与当时讲的话联系起来，再用事实（毛泽东的六次意见）
　　加以引申，林彪就不能自圆其说了。这也是毛泽东对引申归谬法的灵活运用。
　　　　　　　　　　　　　　　　　
　　毛泽东有时还结合其他某些技巧运用归谬法。例如，在《论持久战》中有这样一段话：
　　　　　　　　　　　　　　　　　
　　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
　　　　　　　　　　　　　　　　　
　　作者先用对偶性的两个设问句提出敌论。紧接着，用两个对偶的诘问句对敌论加以引申：
　　　　　　　　　　　　　　　　　
　　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
　　　　　　　　　　　　　　　　　
　　这是用吃饭拉屎和睡觉起床两件事作比喻的方法，从敌论引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吃了又拉，睡了又起，就是白吃白睡了。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所以作者又自问自答：
　　　　　　　　　　　　　　　　　
　　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
　　　　　　　　　　　　　　　　　
　　最后，作者用从错误结论引出来的事实，回过头来用排比性的句子反驳敌论：
　　　　　　　　　　　　　　　　　
　　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汪，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
　　　　　　　　　　　　　　　　　
　　这样，就把敌论彻底驳倒了。由于这段话从总体上看运用的是归谬法，加上其中又运用了设问、诘问、对偶、比喻等多种技巧，所以才显得这段话十分幽默而又有力。
　　　　　　　　　　　　　　　　　
　　②重复反驳法当毛泽东反驳敌论，揭露出敌论错误之后，在继续反驳的过程中，常常有意识地重复敌论中的关键性词语，这种词语的有意重复，一般都能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让我们再看一段《评战犯求和》中反驳蒋介石提出的求和条件之一——要使“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一段话：
　　　　　　　　　　　　　　　　　
　　“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务须“保障”
　　而且“确实”。倘若“保障”而不“确实”，买办地主阶级就没有了本钱，……
　　　　　　　　　　　　　　　　　
　　　　　　　　　　　　　　　　　
　　怎么好说不“保障”，或者虽有“保障”而不“确实”呢？
　　　　　　　　　　　　　　　　　
　　“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是敌论中的一个分论点，毛泽东用“这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一句话揭露敌论点的实质之后，继续批驳时，又把敌论点中的“确实”重复了两次，“保障”重复了三次。显然这是对论敌的有意嘲弄。
　　　　　　　　　　　　　　　　　
　　有时，这种重复性词语并不是敌论中原有的词语，而是根据敌论中的言论内容概括出来的。这种重复性的反驳，由于更主动，因而讽刺性更强烈。
　　例如，毛泽东根据国民党政府发言人1949 年1 月26 日要求与共产党和谈声明中的内容，认为国民党方面要求和谈的态度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而国民党方面觉得中共方面的态度则是“这样地不紧张，不热烈、不殷勤、不迫切”。针对这两种态度，毛泽东生发了如下一番议论：
　　　　　　　　　　　　　　　　　
　　你们依赖美国势力，违反人民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这次残酷无比的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的国内战争。那时你们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你们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选举伪总统，颁发“动员戡乱”的伪令，又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那时，上海、南京……官办的或御用的所谓参议会、商会……一齐起哄，“拥护动员戡乱”，“消灭共匪”，又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你们是打败了。你们激怒了人民。……于是乎显得你们很紧张，很热烈，很殷勤，很迫切，……而我们呢？显然是不紧张，不热烈，不殷勤，不迫切，……但是且慢，南京的先生们，我们会要紧张起来，热烈起来，殷勤起来，迫切起来的……（《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
　　　　　　　　　　　　　　　　　
　　这段话较长，尽管作了删节，还是长。这主要是因为其中重复性词语多：“紧张、热烈、殷勤、迫切”这一组饲前后共出现七次（包括正反两面使用），“什么人劝告也不听”这一语共出现三次。文字量重复这样大，我们不但不感到罗嗦，还感到“解渴”：对敌人的挖苦，淋漓尽致，大快人心。
　　　　　　　　　　　　　　　　　
　　③过分尊崇法在进行反驳的过程中，除了直称其名其事之外，毛泽东经常对论敌或敌论中的个别词语冠以过分的尊称。这也是一种鲜明的讽刺技巧。例如，在反驳过程中，毛泽东除了直呼蒋介石之名以外，还称他为“我们的委员长”（《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称反共顽固派、国民党为“先生们”（《新民主主义论》、《质问国民党》等），在特殊情况下，也称国民党为“亲爱的先生们”（《质问国民党》）、“君子国的先生们”（《将革命进行到底》），对于反动的美国大使艾奇逊则称为“一位可爱的洋大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些“委员长”、“总统”、“先生”、“大人”等称呼的使用，用在论敌头上自然都是一种蔑视性的揶揄。
　　　　　　　　　　　　　　　　　
　　毛泽东运用这种技巧，对论敌的尊称有时比上面的情况还要过分，如称蒋介石为“我们的君主”（《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称反动的美国官员为“老爷”、“美国老爷”、“大使老爷”（《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别了，司徒雷登》、《“友谊”，还是侵略？》）；他还有时称人民内部某种错误倾向的人为“老爷”，如称写文章喜欢长而空
　　　　　　　　　　　　　　　　　
　　　　　　　　　　　　　　　　　
　　的人为“我们的老爷”。这种“君主”、“老爷”式的过分尊称，讽刺意味比“先生”、“大人”等更为强烈。
　　　　　　　　　　　　　　　　　
　　称论敌为“先生”、“大人”，算是比较客气，也还易于理解，为什么把论敌称之为“君主”、“老爷”？这就不太好解释。仔细思考起来，原因大约是这样的：“君主”是封建时代对王侯或皇帝的尊称，“老爷”是封建时期对达官贵人的尊称，俗话中“当官做老爷”一语概源于此。被毛泽东称之为“君主”、“老爷”的人，都是身份较高的“大人物”，他们主观武断，居高临下，脱离实际，不都是称王称霸，一派“官老爷”的架式吗？因此，称这些人为“君主”、“老爷”，实际上是属于借喻技巧的活用。
　　　　　　　　　　　　　　　　　
　　毛泽东还有时把蒋介石的话称为“圣旨”、“王法”等，这也是过分尊崇，它们是从“君主”、“老爷”引申出来的讽刺性语言，也属于借喻。
　　　　　　　　　　　　　　　　　
　　④估断修辞法这种技巧也属于模糊修辞法。毛泽东对论敌进行反驳时，常常运用诸如“据说”、“多少有点”之类的估计、推断性的模糊词语，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反驳，也能产生鲜明的讽刺性。
　　　　　　　　　　　　　　　　　
　　例一：
　　　　　　　　　　　　　　　　　
　　……他们（指理论脱离实际的学生——引者）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改造我们的学习》）
　　　　　　　　　　　　　　　　　
　　例二：
　　　　　　　　　　　　　　　　　
　　难道万事皆好，一个缺点也没有吗？据说缺点是有的。（《评战犯求和》）
　　　　　　　　　　　　　　　　　
　　例三：
　　　　　　　　　　　　　　　　　
　　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包括强迫中国人接受五口通商、传教等——引者）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友谊”，还是侵略？》）
　　　　　　　　　　　　　　　　　
　　上面三则例子中，都用了“据说”一语，因而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讽刺性。
　　例一中，关于“万古不变的教条”绝对化而又可笑的语言，论敌虽没有那样说，但他们确实是那样认为的，当然那并不一定就是原话，而可能是原意，所以用了“据说”；例二中的“据说”，是指蒋介石说的话仅仅是闪烁其辞，他把国民党政府人员“丧失信心”这样重大问题仅说成是“缺点”，是指对方想把问题大而化小。例三中“加深友谊”的话确实是论敌所讲，为什么还用“据说”呢？这是因为论敌说“为了加深友谊”的话是明显的假话。论敌大言不惭地公开讲出这样的假话，完全是为了欺骗，但出人意料之外，所以用了“据说”一语加以讽刺。
　　　　　　　　　　　　　　　　　
　　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中，毛泽东说过下面一段话：
　　　　　　　　　　　　　　　　　
　　他们（指王明等人——引者）把自己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后头一查，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而我们这些被他们封为“机会主义者”
　　的，倒是多少有点马克思主义。
　　　　　　　　　　　　　　　　　
　　　　　　　　　　　　　　　　　
　　这段话是讽刺那些把坚持正确路线的人斥为“机会主义者”，把坚持错误路线的自己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的。“多少有点”也是一个估断性词语，意思是有，但不多，即使多，也多不到百分之百，言外之意，是说人们应该谦虚一些；我们这些本来正确的人也只说“多少有点马克思主义”，你们本来错误的人，却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是说明你们太狂妄、太颠倒黑白了吗？这个“多少有点”和“百分之百”构成明显的反差，因此产生了很尖锐的讽刺性。
　　　　　　　　　　　　　　　　　
　　⑤反语修辞法这也是专门用于讽刺的一种技巧。毛泽东一般都是在驳论性的文章和讲话中运用反语。他运用的反语有一般性反语、夸赞性反语、尊称性反语三种。
　　一般性反语。这是用一般的反义词来表示本词的概念。例如，毛泽东本来认为艾奇逊的反动言论是“谬论”，但他却反说那是“真理”（《别了，司徒雷登》）。这时的“真理”就是反语。这类反语，在毛泽东的驳论文中时有运用。
　　　　　　　　　　　　　　　　　
　　夸赞性反语。毛泽东常常把敌论中极坏的内容，从反面夸大为极好的内容，如蒋介石提出，买办地主阶级要维持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劳动人民要维持被压迫剥削的自由和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这本来是极坏的，但毛泽东在批驳蒋介石时，却说成“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评战犯求和》）。其他诸如把美帝国主义混乱的逻辑称为“高明的逻辑”，把一钱不值的原则称为“神圣的原则”（《“友谊”，还是侵略？》）等等，都属于这种反语。
　　　　　　　　　　　　　　　　　
　　毛泽东习惯于把他的论敌称为“好汉们”或“英雄好汉们”。例如，在《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一文中说：“请问国民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为什么要反对惩办战犯呢？”这种情况比较多见。
　　　　　　　　　　　　　　　　　
　　当然，毛泽东也有时运用贬损性反语。例如，在《评战犯求和》一文中驳斥蒋介石要求他的军队要有“确实的保障”时说，他的军队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但是已被“可恶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几百万”。这里的“可恶的”
　　是站在论敌的角度讲的，实际是“可爱的”意思。这种反语比较少见，更多的是那种亲昵性的反语。论敌本来是可气、可怒、可恨的，但他却经常称论敌为“可爱的”、“亲爱的”、“我们的”。例如，他常称政敌蒋介石为“可爱的蒋总统”、“我们的可爱的蒋总统”，称孙科为“亲爱的院长”，称艾奇逊为“可爱的洋大人”和“好教员”，等等，这些亲昵的字眼儿，都是反语，具有鲜明的讽刺性。
　　　　　　　　　　　　　　　　　
　　⑥可能性虚拟毛泽东对某些反面对象进行讽刺的时候，常常超出正常人的思维，把事实上属于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这就是可能性虚拟。他的语言中有不少这样的情况。人，一般不能分为两半，而他却说，“江青我只能管半个”（引权延赤编《领袖泪》）；有些人写文章不注意内容间的本质联系，喜欢搞“甲乙丙丁、ABCD”式的形式主义，把文章弄成“中药铺”，他讽刺说：“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
　　（《反对党八股》）古人和外国人不可能为了人们“开中药铺”而事先造好那许多符号，而毛泽东却偏说是“替我们造好了”的。他的这些讽刺性语言，都是建立在事物的不可能基础上而虚拟出来的，因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幽默
　　　　　　　　　　　　　　　　　
　　　　　　　　　　　　　　　　　
　　感。当他用这种技巧讽刺论敌时，往往虚拟得很具体。例如在1940 年他警告反共顽固派时是这样说的：
　　　　　　　　　　　　　　　　　
　　……我们常劝那些顽固分子，不要进攻八路军，不要反共反边区。如果他们一定要的话，那他们就应该做好一个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的第一条上写道：“为了决心消灭我们顽固分子自己和使共产党获得广大发展的机会起见，我们有反共反边区的任务。”（《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为了讽刺反共顽固分子，毛泽东设想出一个奇妙的细节：让他们做一个决议案，在决议案上写什么内容——这也是不可能的事，但由于细节设想得具体，所以显得讽刺性很强。
　　　　　　　　　　　　　　　　　
　　毛泽东所运用的这种虚拟法，很接近于比喻法，但又与比喻法不甚相同，它没有明确的本体、喻体，更没有喻词，他是把可以作比喻的事或物，当作真的情况来说。这也是毛泽东语言中一种独特的技巧。
　　　　　　　　　　　　　　　　　
　　毛泽东对反面事物进行讽刺，除了运用专门用于讽刺的方法之外，还经常结合其他技巧，因而更能增强其语言的讽刺性。下面仅用一例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前文提到，蒋介石向共产党提出和平谈判的条件之一是要“维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教人员”目前这样饥寒交迫的“自由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对此，毛泽东讽刺道：
　　　　　　　　　　　　　　　　　
　　这个条件一经我们的可爱的蒋总统提了出来，几千万的工人、手工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几万万的农民，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惟有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倘若共产党还不许和，不能维持这样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那就罪该万死，“今后一切责任皆由共党负之”。（《评战犯求和》）
　　　　　　　　　　　　　　　　　
　　这段话的讽刺性十分强烈，其原因就是不但运用了专门作为讽刺的反语技巧（“可爱的”、“美好的”）和过分赞誉技巧（“总统”），而且还运用了摹状法和夸张法进行讽刺。“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数语，既是摹状，也是夸张，“罪该万死”一语，也是夸张。这样，就使讽刺的内容又增强了形象感，因而显得更有力量。
　　　　　　　　　　　　　　　　　
　　3.风趣性形成的原因以上我们从正面性风趣和反面性风趣两个方面评述了毛泽东语言的风趣性特点。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的语言为什么会具有如此灵活的风趣性特点呢？第一，因为毛泽东的胸怀和见地高人一等。一个人的胸怀宽阔与否和见地远大与否，与其语言的风趣性成正比。周谷城曾与毛泽东谈过关于风趣的问题，周说：“智慧超过需要时，可能有风趣；智慧赶不上需要时，不仅不能有风趣，可能要丢丑。”（《周谷城传》）。这话带有哲理意味，有一定科学性。林纾也说，“由见地高，精神完，于文字境界中绰然有余，故能在不意中涉笔成趣”（《春觉斋论文。风趣》）。林纾的这番话说得就更具体、明确了。由于毛泽东胸怀、见地（含智慧）过人，他的语言的风趣性自然也要过人。第二，毛泽东永远自信。必胜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始终引导着他。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以前者为主导，后者为基础。为此，他确实能够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尤其是他的“败不馁”
　　　　　　　　　　　　　　　　　
　　　　　　　　　　　　　　　　　
　　的精神更为突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能够看到光明，看到成绩，提高自己的勇气。在这一点上，他和列宁一样越是遇到困难或失败，却越反倒使他“精神倍增，鼓舞着自己的信徒去作新的战斗，争取将来的胜利”（斯大林语，见《论列宁》）。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讲过这样一则故事：解放战争初期，我军主动撤离延安，与敌人回旋，由于形势紧张，环境恶劣，战士们在一段时间里，只能天天吃煮黑豆。毛泽东说：
　　　　　　　　　　　　　　　　　
　　吃黑豆是个暂时的困难……我们要度过这一关，再过几个月，就不在这里吃了，到敌人那边吃去！（引权延赤编《领袖泪》）
　　　　　　　　　　　　　　　　　
　　多么风趣的语言！眼前的困难那样大，却说得那样轻松。如果是一个六神无主、目光短浅、眼前一片黑暗的人，能够讲出这样风趣性十足的话语吗？又如，在抗美援朝期间，对手据说是从未打过败仗的世界头号帝国主义，毛泽东的态度如何呢？他说：“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当讲到具体作战方法时，他说：“办法是钻洞子。……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敌人再强大，也是“铁多气少”，最终还会失败；你占了“上面”，我还有“下面”，用“土办法捡洋炮”，这些语言仍然是那样轻松幽默。基础是什么？当然还是出于毛泽东的自信。第三，毛泽东语言的风趣性，在形式上说，完全是出于自然，并非有意为之。从上面众多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并不是专门为了风趣而风趣，而都是带有一定的随机性，不是事前设计好的，因而毫无做作之嫌。也只有这样的风趣性，才能产生生动的效果。林纾说：“风趣二字，当因题而施，又当见诸无心者为佳。
　　若在在求有风趣，便走入轻儇一路。“据人介绍，毛泽东讲话时，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一个粗略的草稿。他不习惯于照本宣科。理解得不深刻的事理，他不讲。他写文章，也总是针对现实具体问题独抒己见，从不落入他人老套。
　　这样，其风趣性也就随着内容的自然阐述而任意挥洒了。这是毛泽东语言风趣性形成的又一个原因。
　　　　　　　　　　　　　　　　　
　　　　　　　　　　　　　　　　　
　　三通俗性的特点及其技巧
　　　　　　　　　　　　　　　　　
　　如果说传统性和风趣性是侧重于内容方面的特点，那么通俗性则是侧重于形式方面的特点。
　　　　　　　　　　　　　　　　　
　　1.通俗化的主张和实践毛泽东是中国的一位真正为革命、为事业、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除了填词写诗是为了自我消遣，少量书信是为了个人私事以外，他所写的全部文章和全部讲话，基本上都是为了指导革命和工作实际，读者和听众主要是全国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当然，也包括较高文化层次的知识分子在内，有时也指敌人和外国人。当时，中国的工农兵群众文化水平不高，要想有效地指导和推动革命和工作的开展，就要求文章和讲话以通俗易懂为原则。因此，毛泽东主张写文章和讲话要“大众化”，反对“小众化”。他既反对旧八股、洋八股，也反对“老鸦声调”式的“党八股”，反对“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反对“尽量简古”。有时，他还特意指点人们如何才能使某个具体问题解说得通俗易懂。比如，他在一次报告中告诉人们，怎样解释“机会主义”这个概念，他说：“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这样讲，老百姓比较容易懂。”（《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04页）毛泽东是多么重视通俗化的问题啊！
　　　　　　　　　　　　　　　　　
　　毛泽东不仅主张语言风格的通俗化，而且始终不渝地实践自己的这一主张。他的几乎所有的文章和讲话，都可以说是通俗性语言风格的典范。只要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没有人读不懂听不懂的。即使是那些高深的马列主义哲学道理，即使是那些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只要在毛泽东的笔下写出和口中说出，都会显得格外明晰。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谈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时说，毛泽东讲活，总是用“苏格拉底式”的，用“自然而漫不经心的方式谈论重大问题”，“看起来很随便”（引郭思敏编《我眼中的毛泽东》）。白危在延安时写的《毛泽东印象》中说，“当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会使人感到他像是一个最慈蔼的教师或保姆”，“他能够用最清显的言辞来解释最深奥的哲学，用大众化的口头语来解释辩证法”。白危还举例说，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演中如何解释和对待民主：
　　　　　　　　　　　　　　　　　
　　朱德管八路军，他的马伕管他的马，一个管整个八路军，一个只管一匹马！朱德还有马骑，可是他的马伕，就只管了这匹马，岂不是一点也不民主吗？其实不然，朱德不但要骑马，而且要骑一匹好马才算民主。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指挥官，骑了蹩脚马跑不动，误了大事，岂不糟糕？（转引1989年第5 期《资料卡片》）
　　　　　　　　　　　　　　　　　
　　读了或听了这样的语言，有谁还能不理解什么是民主、不明确应该怎样对待民主这样的问题吗？可见基辛格和白危的印象是准确无误的。
　　　　　　　　　　　　　　　　　
　　当然，最能说明毛泽东语言风格具有通俗化的特点，还是应该由他写的文章和讲话来证明。我们在后文评述毛泽东运用设问法的内容中提到，他习惯运用重叠设问法。这也属于通俗化语言的运用。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同时用一个抽象一个具体两个设问句的方法提出呢？那就是考虑到了他的读者或听众文化层次和接受能力不同的缘故。运用设问法一般都能起到增强语
　　　　　　　　　　　　　　　　　
　　　　　　　　　　　　　　　　　
　　言鲜明性的效果，然而，如果设问中提的问题难懂，其鲜明性也未必都能增强。毛泽东在这样的细微末节之处都能这样为读者或听众着想，就更知他对通俗化问题是如何重视了。
　　　　　　　　　　　　　　　　　
　　应当格外指出的是，毛泽东对实践活动指导性越强的文章和讲话，其通俗性程度也越强。例如，他写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两篇文章，都属于哲学论文，内容也都是写实践第一、思想认识对实践依赖关系的问题。应该说，这两篇文章都是通俗的，一般人都能读懂。但稍作比较，就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更通俗。这是因为，首先，后者比前者设问句用得多，后者的标题和开头都是设问句。前者的标题比较文雅，而后者的标题比较浅近。后者开头使用设问设答引出中心观点（“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开宗明义，而前者仅提出一个问题（人们没有解决正确的认识依赖于实践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提得也很明朗，但不如后者提出的观点更为明确。其次，后者哲学术语比前者用得少。前者包括标题和引文在内，用的术语有：“实践论”、“社会性”、“变革实践”、“自在的阶级”、“自为的阶级”、“抽象”、“科学的抽象”、“绝对真理”、“相对真理”、“知行统一观”，等等。虽然这些术语都属于最基本的概念，但仍然使其内容显得理论色彩较浓；而后者这一类术语极少出现，本来可以使用术语的地方也都改换成了口语。如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代替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产物”，用“人的思想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代替了“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等等。二者为什么在通俗性上要有这样大的差异呢？这是因为，前者只是为了一般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而后者原是为了直接指导实践活动，在指导1963—1966 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而写的开头一段文字，就是说，这篇文章是为了武装全中国的农民和到农村去开展社教运动的各级干部（农村工作队员）们的头脑，以便顺利开展社教运动。而这些读者对象的文化水平一般都不是很高，这就不能不写得更通俗一些。
　　　　　　　　　　　　　　　　　
　　2.通俗性的形式毛泽东语言风格的通俗性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用浅近的道理阐述深奥的概念或道理，即深入浅出。二，尽量选用人民群众常用的语言，即俗语。
　　所谓俗语，接近于某些语法书中所说的“熟语”，但它又与“熟语”不同。
　　说“接近”，是说俗语也包括“熟语”中的惯用语、谚语、方言、歇后语；说不同，它不包括“熟语”中所包括的成语，但它包括“熟语”中所不包括的群众经常使用的一般性的口语。三，尽量多地运用设问的形式，有问有答。
　　关于设问，我们将在后面的“设问法”一节中详述，下面仅就深入浅出、一般俗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和方言等六种情况加以具体评述。
　　　　　　　　　　　　　　　　　
　　①深入浅出毛泽东语言的深入浅出，又有三种具体情况，一是用极浅近的事理阐述深奥的事理；二是用浅近的语言对抽象的术语和概念加以解释；三是有限制地使用文言，必要时，要对文言作解释和交代。
　　　　　　　　　　　　　　　　　
　　首先，毛泽东很善于对某些深奥的事理作极为浅近的阐述。这种做法很多，其中包括运用比喻、引用等，这些方法，我们将在第四章评述。此外，他还善于通过生活中尽人皆知的常事常理来阐述复杂的问题。他用鸡蛋能转化为鸡，而石头不能转化为鸡这个事理说明矛盾转化的根据和条件、内因和
　　　　　　　　　　　　　　　　　
　　　　　　　　　　　　　　　　　
　　外因（参见《矛盾论》》。读了或听了这样的议论，有谁还能不理解矛盾转化的道理呢？再如，阐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手段”这一问题时，毛泽东这样说：
　　　　　　　　　　　　　　　　　
　　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轰炸机、机关枪、远射程炮、毒气，是矛的发展；防空掩蔽部、铜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发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结合为一的新式武器。（《论持久战》）
　　　　　　　　　　　　　　　　　
　　你看，这里用来议论的材料，都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尽人皆知的常事、常理，但道理讲得十分透彻的。
　　　　　　　　　　　　　　　　　
　　有时，在说明某一问题或道理之前，毛泽东往往也用常事、常理把它们引出来，这样做，十分有利于对该问题或该道理的深入理解。有一次，他在讲话中批评某些同志哭闹着争评工资级别的现象，但他并不立刻进行批评，而是先说了这样几句话：
　　　　　　　　　　　　　　　　　
　　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人人都长着眼睛，他还要问；眼睛里的水叫眼泪，他也要作解释，岂非多此二举？不，这是用极浅近的事理引出哭闹着争评工资级别的问题，这样做，会收到引起读者或听众高度注意、深入思考的效果。
　　　　　　　　　　　　　　　　　
　　有时，正好相反，他不是先用常事常理引出要阐述的问题或道理，而是在阐述完那个问题或道理之后，再把它引申到某个常事常理上面。有一次讲话中，他要求人们注意片面性问题时，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们有很多经验，搞错事情常常是因为看到了这个侧面，没有看到那个侧面，常常是因为只听了这一面的话，没听到那一面的话。这个道理已经讲完了，然而他又接着说：我们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呢？长一个岂不更好吗？这可以研究一下，世界上的人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我看它们的好处是，这个耳朵听这一面，那个耳朵听那一面（《时局及其他问题》）。本来是谈片面性问题，却扯到了人为什么长两只耳朵这个常识上，而且还要人们“研究一下”。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必要，但这样一引申，把片面性问题与这个常识联系起来，确实耐人深思，从而加深人们对片面性问题的理解。
　　　　　　　　　　　　　　　　　
　　其次，用极浅近的语言对抽象的术语和概念加以解释。在一般情况下，毛泽东不用或尽量少用理论层次较高的术语和概念，如果必须使用的时候，他也都设法使之化难为易。对于那些高难度的术语和概念，如果不作任何说明，势必造成晦涩难懂的语言现象。毛泽东在1954 年12 月28 日《致李达》的信中，“建议”李达“在再写文章时”，“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希望别人这样做，他本人也习惯于这样做。例如，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就对战争中的“主动性”、“灵活性”，以及造成敌人的“错觉”、“不意”，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一文中对“歼灭”、“歼灭性打击”之类的术语和概念都作了具体的解释。其中对“灵活性”、“歼灭”和“歼灭性打击”
　　的具体解释是这样的：
　　　　　　　　　　　　　　　　　
　　　　　　　　　　　　　　　　　
　　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
　　　　　　　　　　　　　　　　　
　　使用兵力。（《论持久战》）
　　　　　　　　　　　　　　　　　
　　以旅为单位，全体被消灭，或大部被消灭者，称为被歼灭；一个团以上
　　　　　　　　　　　　　　　　　
　　被消灭，但其主力未受损失者，称为受歼灭性打击。（《关于情况的通报》）
　　　　　　　　　　　　　　　　　
　　这些术语和概念，经作者这样一解释，读者对它们自然会有明确的认识，增进更深一层的理解，这样，对全篇的内容也就不会产生障碍或疑点了。
　　　　　　　　　　　　　　　　　
　　最后，有限制地使用文言，对难懂的文言词语作必要的解释或交代。从总体上讲，文言是已经过了时的古代语言，即使是在古代，许多文言也未曾被人民群众彻底理解和把握，更谈不上全面熟练地运用了。但是，客观地说，恰当而少量地和有选择地使用一些文言词语，往往也给文章和讲话增加力量和光彩。因此，毛泽东对文言的态度，是既使用，又限制。本来，他是能够很熟练地运用文言进行写作的，他特别喜欢“韩愈的文风”，年轻时也曾在“心理上”“倾向于古文形式”；在延安时，他还曾对斯诺说过，“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引特里尔《毛泽东传》）。这一点是事实，从他早年写的和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文言体裁的文章，以及用文言写的一些书信，就是明证。尤其是1936 年9 月12 日《致蔡元培》、1936 年12 月1 日《致蒋介石》（《毛泽东书信选集》）、1940 年2 月1 日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写的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等文章更为出色。从这些文章和书信可以看出，他的文言功底深厚，颇具文采。其中《致蔡元培》一信，外柔而实刚，辞切而意深，分寸得体，堪称妙文；《致蒋介石》一信，“立马陈词”，分说利害，晓以大义，有如重雷轰顶，可称传世之作；《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一文，持之有据，义正词严，几可与骆宾王《伐武墨檄》媲美。
　　　　　　　　　　　　　　　　　
　　然而，毛泽东严格地控制使用文言写作，除了他早年写的文章以外，只有以下几种情况，他才偶用文言。一种情况是，给懂文言的人写信时，他常用文言，有时文白相间，有时通篇使用，如上面提到的《致蔡元培》、《致蒋介石》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中也收入了不少文言书信；另一种情况是，只有用十分严肃的文体（如通电、布告等）写作时，才偶尔使用文言，有时也可以通篇使用文言写作，如上面提到的那篇通电，还有《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就是通篇使用文言写作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一般白话文章和讲话中偶尔片言只语地使用一些文言词语或文言句式。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下面我们专门谈一谈这个问题。
　　　　　　　　　　　　　　　　　
　　先请看下面两则例子。
　　　　　　　　　　　　　　　　　
　　例一：
　　　　　　　　　　　　　　　　　
　　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指国民党政府——引者）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质问国民党》）
　　　　　　　　　　　　　　　　　
　　例二：
　　　　　　　　　　　　　　　　　
　　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
　　　　　　　　　　　　　　　　　
　　　　　　　　　　　　　　　　　
　　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例一中只有“沦于敌手”、“可病也夫”、“可耻也夫”属于文言词语。其中“可痛也夫”和“可耻也夫”属于句尾，也是一个段落的末尾。毛泽东在段尾或句尾生发感慨时使用文言或文言句式的情况，时而可见。比如“何其亲昵、肯定和迫切乃尔”（《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之类，也属于这种情况。例二中的“如欲”、“蒋氏”、“其”、“及其”、“则”、“语曰”，以及“势将席卷……以去”，都属于文言或文言句式，其数量较多，但这种情况较少。
　　　　　　　　　　　　　　　　　
　　从上面两则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毛泽东尽管也偶用文言，但都不难懂。他所运用的文言，多属于所谓的“古典白话”，即属于比较通俗的文言，并且，即使读不懂，也不致于影响其整体内容的鲜明性。
　　　　　　　　　　　　　　　　　
　　另外，如果在行文过程中引用古人的语言或成语，遇有认为很重要，又难以索解的时候，他就往往给以必要的解释或交代。请看下面一段话：
　　　　　　　　　　　　　　　　　
　　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这段话如果在引用古人的话之前，不先说弓弦拉得紧就要断之类的话，后面也不说“弛一下”，古人的话就不好理解。而毛泽东在引用古人的话时，前后都有相当于解释的话，即使对古人的话不再说明，也不影响听众理解整段话的大意了。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毛泽东十分喜欢引用典故。关于引用典故的问题，我们已在前文作过专门评述，这里仅简单说一下与通俗化有关的问题。典故原文一般也属于文言，毛泽东为了使语言通俗化，他一般不引用原文，而把它改译为白话使用。如他在《矛盾论》中为了说明片面性问题时用的“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词》中，为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推翻“两座大山”时用的“愚公移山”的寓言，1962 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为了说明应该合理地使用人才问题用的刘邦如何对待郦食其、项羽如何对待范增的史实，等等，毛泽东都没有直接引用原文，而是用他自己的话叙述的。他引用典故，真是做到了“明白如话”，没有一点“吊书袋”的痕迹，非常自然、灵活，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②一般俗语的运用所谓一般俗话，是指除了文言和各种“熟语”以外的常用语。语言的分类，如果从是否下意识用书面反映内容的角度，可以划分为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两大类。相比之下，书面语言文雅，口头语言浅近。其中惯用悟、谚语、歇后语和方言，属于特殊性口头语言，其他的常用口语，则属于一般性常用口头语言。这种口头语言，我们称为一般性俗语。书面语言也分为两种，也有雅俗之分，其中文言可以被看作是特殊性书面语言，除了文言以外的书面语言，属于一般性书面语言。一般性书面语言实际上是一般文化人常用的语言，也可以被视为文人的“口头语言”。它界于文言与一般口头语言之间，
　　　　　　　　　　　　　　　　　
　　　　　　　　　　　　　　　　　
　　一般的成语似乎也可以包括在内。毛泽东的语言，一般情况下，由一般性常用口头语言和一般性书面语言两种语言构成。请看他为中原、华东两个人民解放军司令部起草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开头的一段文字：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
　　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其中“山穷水尽”、“全军覆没”、“南逃”、“四面八方”属于一般性书面语言，其余都是一般性口头语言。用这两种语言行文和讲话，不但文化水平高的人懂，就是一般人也都能明白。
　　　　　　　　　　　　　　　　　
　　毛泽东的语言有时以一般性书面语言为主，有时以一般性口头语言为主。例如，他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实践论》、《矛盾论》等文章，都以一般性书面语言为主，以一般性口头语言为辅；而那些讲话，特别是那些讲演、演说等，则以一般性口头语言为主，而以一般性书面语言为辅。
　　　　　　　　　　　　　　　　　
　　然而，无论在何种文章和讲话中，毛泽东都十分重视一般性口头语言的使用，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他使用的一般性口头语言的比例很大。就是说，他不但在报告、讲话中，而且在专门写的文章中也广泛使用一般性口头语言。所以极广泛地使用一般性口头语言，是毛泽东语言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他的语言通俗化外在的重要标志之一。
　　　　　　　　　　　　　　　　　
　　如果说上面举的例子是广播稿，不得不使用口语，那么，我们再看一看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所做的讲演《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中的两段话：
　　　　　　　　　　　　　　　　　
　　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向八路军新四军阵地后面打枪的人，对于那些敢于闹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的人……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要闹磨擦，闹惨案，闹分裂。为什么要取消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要取消陕甘宁边区——引者）呢？……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这两段话中，书面语言极少，基本上都属于一般性口语，特别是第一段话中的“坏蛋”、“后面打枪”、“闹”，第二段话中的“小老婆”、“叫花子”、“吃磨擦饭”、“发国难财”、“不要脸”、“哼一声”等，都是通俗到家的口语。
　　　　　　　　　　　　　　　　　
　　也许有人说，这是讲演词，不得不通俗而多用口语，那就再看一篇政治评论《别了，司徒雷登》中的一段话：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
　　　　　　　　　　　　　　　　　
　　　　　　　　　　　　　　　　　
　　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
　　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这段话里，一般性口语也很多，其中突出的是“叫我们死”、“打了败仗”、“杀过来”、“杀过去”、“快要完蛋”、“松了一口气”、“一关也闯过了”、“活命”等。这些口语都通俗至极。
　　　　　　　　　　　　　　　　　
　　可能还有人认为，广播稿、演讲、谈话和评论属于通俗性较强的文体，不能不用口语，在学术论文中就不会使用口语了吧？那么，我们不必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那篇极典型的哲学著作做例子，就看看两篇一般学术论文中的两则普通例子，它们照样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实践论》）
　　　　　　　　　　　　　　　　　
　　前一段话是一篇军事学术论文中的话，只有“或……中”、“却”、“胜负之分”，是稍带有书面性质的语言，其余大部分都是一般性口头语言，其中“容易的事情”、“拿在讲堂上”、“尽管”、“头头是道”的口语化更为突出；后面一段话是一篇哲学论文中的话，它的最后几句算是书面性语言，前面大部分都是口语，其中“外面的人”、“头一二天”、“看到了”、“许多的人”、“听到”、“说话”等，都是人们在口头上的常用词语。
　　　　　　　　　　　　　　　　　
　　从上面的评述中，我们看出，毛泽东运用一般性俗语，的确是一种普遍现象，这里我们不再赘述。下面着重看看他使用特殊性俗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和方言的具体情况。
　　　　　　　　　　　　　　　　　
　　③惯用语的运用毛泽东的语言中，惯用语使用得比较多。
　　例一：陕北的部队……一出马就打了胜仗。（《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例二：
　　　　　　　　　　　　　　　　　
　　对这个革命（指十月革命——引者），国际资产阶级不管三七二十一，骂的多，总是说不好。（《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例三：
　　　　　　　　　　　　　　　　　
　　……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
　　　　　　　　　　　　　　　　　
　　　　　　　　　　　　　　　　　
　　牛、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往往连续性地使用惯用语。例如：
　　　　　　　　　　　　　　　　　
　　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时间，要休息了。（《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
　　　　　　　　　　　　　　　　　
　　毛泽东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地使用惯用语。惯用语中，一般褒义者无，中性者少，而贬义者最多。上面引用的例子中，只有“一出马”属于中性，其余都是贬义的。毛泽东有时把本来属于贬义的惯用语改变色彩，变成褒义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文中“一屁股”和“听……便”都是惯用语，后者属于中性，在文中仍属于中性：“一屁股”显然是贬义语，而在文中却变为了褒义语。这是毛泽东创造性地使用惯用语的体现，当然也是易色法的运用。
　　　　　　　　　　　　　　　　　
　　④谚语的运用在毛泽东所运用的特殊性俗语中，对谚语的使用最多。这是因为谚语不但是通俗性强，生动性也强的语言，同时还是深刻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一种语言。它通过极为简洁的形式，对生活、工作和斗争作了高度的概括，往往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因此它被誉为群众思想智慧的结晶，语言中的明珠。
　　　　　　　　　　　　　　　　　
　　毛泽东所使用的谚语，基本上都属于社会生活方面的谚语，对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谚语使用得较少。他对社会生活方面的谚语运用得既广泛，又灵活，不论是在演讲、谈话、报告、调查报告、评论中，还是在其他一般文章中，（包括在学术论文当中），他都经常使用。例如，在哲学论文《实践论》中，就先后使用了“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许多谚语。
　　　　　　　　　　　　　　　　　
　　毛泽东也经常在同一段话连续性地使用谚语。
　　例一：
　　　　　　　　　　　　　　　　　
　　　　　　　　　　　　　　　　　
　　磨豆腐不是容易事。常言一句：“快学难精。”又云：“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寻乌调查》，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例二：
　　　　　　　　　　　　　　　　　
　　你（指刘松林——引者）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1961 年6 月13 日致刘松林，刘是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之妻，岸英牺牡后，毛泽东劝她再婚。引华英《毛泽东的儿女们》）
　　　　　　　　　　　　　　　　　
　　　　　　　　　　　　　　　　　
　　例三：
　　　　　　　　　　　　　　　　　
　　按照逻辑，艾奇逊的结论应该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给人民的中国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捣乱工作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例一中的“快学难精”和“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例二中的“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和“高不成低不就”，例三中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和“强盗收心做好人”，都是谚语的连用。还有三个谚语连用的：
　　　　　　　　　　　　　　　　　
　　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指历代统治者反动欲望越来越大无可劝阻的道理；1920 年12 月1 日《致蔡和森等》，见《毛泽东书信选集》）
　　　　　　　　　　　　　　　　　
　　文中加点的话，都是谚语。这是三个谚语连用。
　　　　　　　　　　　　　　　　　
　　毛泽东使用的谚语，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他常用正面谚语中的经验、知识来鼓励和启发人，如上面引的“快学难精”，“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就都属于这一类谚语。下面这些谚语也都是毛泽东用过的正面内容的谚语：
　　　　　　　　　　　　　　　　　
　　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论持久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同上）；识时务者为俊杰（《新民主主义论》）；夹紧尾巴做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
　　　　　　　　　　　　　　　　　
　　（《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学习和时局》）；不是冤家不聚头（《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
　　　　　　　　　　　　　　　　　
　　毛泽东常用反面性谚语中的教训来教育、警戒和讥刺人，如上文引的“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等。下面列出来的，也都属于这一类谚语：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反对自由主义》）；树倒猢狲散（《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改造我们的学习》）；坐山观虎斗（《论联合政府》）；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论
　　　　　　　　　　　　　　　　　
　　十大关系》）。
　　　　　　　　　　　　　　　　　
　　从上面所列举的例子看（当然这些例子仅仅是毛泽东所使用过谚语的一
　　　　　　　　　　　　　　　　　
　　　　　　　　　　　　　　　　　
　　部分），说明毛泽东使用的谚语是很多的。
　　　　　　　　　　　　　　　　　
　　毛泽东使用谚语不仅多，而且活。他经常能结合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使用谚语。例如，他对“挂羊头卖狗肉”这个谚语的使用，就是如此。他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这样说：
　　　　　　　　　　　　　　　　　
　　他们（指国民党顽固派——引者）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
　　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
　　　　　　　　　　　　　　　　　
　　而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中，他又这样说：
　　　　　　　　　　　　　　　　　
　　这（指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所叫喊的“统一论”——引者）是阴谋，这是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死皮赖脸，乱吹一顿，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狗肉”都是一样的，都是指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羊头”呢？有时是指国民党的“宪政”，有时是指国民党的“统一”。其用法随心所欲而又紧密联系实际，这也是一种创造。
　　　　　　　　　　　　　　　　　
　　毛泽东对“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个谚语的运用，更为灵活，因而也显得更为典型。他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这样说：
　　　　　　　　　　　　　　　　　
　　他们（指反动派——引者）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是，从去年九月德国和英法的战争爆发的一天起，张伯伦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是继续在打张伯伦哩。
　　　　　　　　　　　　　　　　　
　　在《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中，毛泽东又这样说：
　　　　　　　　　　　　　　　　　
　　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一月一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或者说得正确些，是把国民党自己从头到脚都打烂了。
　　　　　　　　　　　　　　　　　
　　这块“石头”神奇得很：它有时是“希特勒”，有时变成了“和平攻势”；它有时为张伯伦所用，有时为国民党反动派所用；它有时“继续”地“打”，有时只“打”一次；它有时只“打脚”，有时“从头到脚地打”，甚至把“头”
　　和“脚”都“打烂了”。毛泽东分明是把这块“石头”变成了一块魔石。他本人，则成为一位魔法高超的魔术大师。
　　　　　　　　　　　　　　　　　
　　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谚语还不仅仅表现在这一个方面，有时他还能随时纠正或补充某些带有局限性谚语的内容，这样使用谚语的创造性更强。例如，他在《实践论》中使用“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个谚语时，是这样说的：
　　　　　　　　　　　　　　　　　
　　“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
　　　　　　　　　　　　　　　　　
　　　　　　　　　　　　　　　　　
　　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
　　　　　　　　　　　　　　　　　
　　毛泽东通过对“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个谚语的具体分析，指出它的真理性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立，并且指出这种真理性的成立，也仅仅只有“间接”性，这就对这个谚语作了内容上的引申和补充，使其含义更加鲜明和完善。
　　　　　　　　　　　　　　　　　
　　然而创造性最大的，还是对有局限性谚语内容的校正。请看下面一篇讲话中的一段话：
　　　　　　　　　　　　　　　　　
　　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做革命的促进派》）
　　　　　　　　　　　　　　　　　
　　妙绝！毛泽东的看法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谚语本来的含义几乎完全相反。他用科学作依据，推倒了几千年来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崭新的看法，令人眼界大开，耳目一新。
　　　　　　　　　　　　　　　　　
　　⑤歇后语的运用毛泽东运用的歇后语较少，笔者仅搜集到六则，在《毛泽东选集》（1—5 卷）中仅仅发现四则，现在把它们列在下面：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反对党八股》）；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同上）；65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453 页）；钝刀子割肉，半天割不出血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这四则歇后语本身都是比喻性的，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它们又被作为其他各种比喻运用，因而使他的语言增加了通俗性和生动性。
　　　　　　　　　　　　　　　　　
　　⑥方言的运用方言如果运用得恰当，也能增加语言的通俗性和生动性。不过，在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他只是偶尔运用方言，因为方言毕竟是“一方之言”，局限性比较大。由于这个原因，只是在他写的调查报告中用得比较多。并且，运用方言的时候，也是以明白易懂为原则。先请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则例子：
　　　　　　　　　　　　　　　　　
　　那些人……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
　　　　　　　　　　　　　　　　　
　　这段话中方言“打零”，毛泽东用得很巧妙。他把这个方言放在对事实的陈述之后才说出来，既陈述了事实，又解释了什么叫“打零”，显得极其自然而又明确，真是一石双鸟。
　　　　　　　　　　　　　　　　　
　　更多的时候是，毛泽东对所使用的难以理解的方言用括号中的文字加以解释。例如，在长篇调查报告《寻乌调查》中，对“闲嬲”的“嬲”、“过
　　　　　　　　　　　　　　　　　
　　　　　　　　　　　　　　　　　
　　番“、”奶子“等几个方言的解释，分别如下：
　　　　　　　　　　　　　　　　　
　　闲嬲（“嬲”，当地读廖，“东走西走”或“玩下子”的意思）；过番（往南洋叫“过番”）；奶子（儿子）。
　　　　　　　　　　　　　　　　　
　　　　　　　　　　　　　　　　　
　　以上各例均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有时，如果对有的方言仅作简短的解释仍不清楚，那么他就会不惜笔墨多作一些说明。也是在《寻乌调查》中，当提到“水货”中有一种叫“鞋底鱼”的时候，他就这样做：
　　　　　　　　　　　　　　　　　
　　鞋底鱼（即“并背罗食使”，只有一侧有眼睛，要两鱼并走才能觅食，故普通指人互相倚靠做事谓之“并背罗食使”，就是拿了这种鱼做比喻的）。
　　　　　　　　　　　　　　　　　
　　毛泽东先解释了“鞋底鱼”就是“并背罗食使”，但他仍然担心读者理解困难，就又解释什么叫“并背罗食使”，并把它引申到人们互相做事的内容上，这样不但增强了语言的通俗性，而且还能给人新的知识。
　　　　　　　　　　　　　　　　　
　　毛泽东对方言的解释，往往还能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请看下面《寻乌调查》中一则更典型的例子：
　　　　　　　　　　　　　　　　　
　　等郎嫂（买来的，五岁了，因为她现在并没有郎，还要等着她老板娘把郎生下来，故叫等郎嫂，别处叫做童养媳）。
　　　　　　　　　　　　　　　　　
　　毛泽东对“等郎嫂”这个方言的解释内容，在今天看来，似乎令人可笑；但是，如果稍加思考，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中国妇女的一页血泪史吗？
　　　　　　　　　　　　　　　　　
　　　　　　　　　　　　　　　　　
　　准确篇
　　　　　　　　　　　　　　　　　
　　心与理合辞共心密
　　　　　　　　　　　　　　　　　
　　前面一章的内容，我们评述了毛泽东的语言特点（传统性、风趣性和通俗性等）及其各种技巧。其实，毛泽东的这些语言特点，同时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他所一向倡导的文风“三性”（即“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上。
　　1958 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草拟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37 条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紧接着，他还对这“三性”作了具体说明：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辞章问题。毛泽东虽然在1958 年才极为明确地提文风“三性”，但在实际上，至迟在1942 年延安整风反对党八股时就已经开始主张了。而且，自那时起，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这个主张，坚持始终地与党八股作不懈的斗争。尤其令人说服的是，他言行一致，对于文风“三性”，不但在口头上不遗余力地提倡，甚至大声疾呼，而且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认真实践。除了因特殊情况写下的少量文言文之外，他所有的文章和讲话，几乎篇篇兼具“三性”。正是由于通过这文风“三性”，才进一步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的语言特点，使之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指导性，才能使他的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文章写作或做演说，第一个要求便是语言的准确性。准确性是一切语言的最起码的要求，因为它是表情达意的基础。田北湖在《论文章源流》一文中说：“夫上古文字，谓之书契。书契云者，书之为字，即与其事其言纤悉符合，不相出入，是之谓契。”这段话的意思说的就是语言的准确性。使语言与客观外物和主观内意达到“纤悉符合，不相出入”，即是所谓“契”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孔子提出的“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的标准。古人把这个标准称为“千古文章之大法”（潘德舆语，见《养一斋诗话》卷二），如果失去了这个境界或这个标准，语言的其他诸如什么鲜明性、生动性等各种表达效果便都将失去依据。从这个角度说，准确性是一切美的基础，甚至可以说，它的本身便是一种美。因此古人十分强调地指出，“必使心与理会，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刘勰语，见《文心雕龙。论说篇》）。就是说，要使语言达到高度的准确性，一方面要使人们的主观内意完全符合客观外物的本质和规律，另一方面，语言表达又要恰当贴切地反映主观内意。
　　　　　　　　　　　　　　　　　
　　然而，仅仅认识或提出准确性这个要求不会费太多太大的力气，但每个人都能使自己的语言合乎这个要求，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方孝孺说过：“文者，辞达而已矣。然辞岂易达哉！……夫所谓达者，如决江河而注之海，不劳余力，顺流直趋，终焉万里；势之所触，裂山转石，襄陵荡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烟云，登之如太空，攒之如绮縠，回旋曲折，抑扬喷伏，而不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此其所以为达也，而岂易哉！”《与舒君书》）方孝孺的话，讲得很有道理。要想使语言真正达到准确，必须使语言能够充分地表情达意，又十分贴切自然，不能显露丝毫的“艰难辛苦之态”，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心应手的。所以苏轼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
　　　　　　　　　　　　　　　　　
　　　　　　　　　　　　　　　　　
　　谢民师书》）如果理解了方孝孺的话，就可知苏轼的话并不是耸人听闻之辞了。
　　　　　　　　　　　　　　　　　
　　那么，为什么使语言达到高度的准确性就这样困难呢？这是因为，语言表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和孤立的过程。一般地说，准确地表达语言的过程必须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主观内意准确地反映客观外物，即从“物理”
　　到“心理”的阶段；第二阶段是用语言准确地表达主观内意，即从“心理”
　　到“言辞”的阶段。然而，普遍的现象却是“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陆机语，见《文赋》）。其中的“意不称物”属于第一阶段，“文不逮意”属于第二阶段。由此可见，这两个阶段的切实完成，都很困难。客观外物是相当复杂的，真正准确地反映外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必须经过反复实践和研究，这当然不容易；即使人们已经准确地认识了外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也不一定能用最恰当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刘勰说：“方其搦翰，气信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者？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文心雕龙。神思篇》）我们不是有这种体会吗？提笔写作以前，心里已经想得很美妙了，信心十足，但待到文章写完之后，却往往感到，表达的效果竟与开始提笔之时打了一半的折扣，不尽人意。这就说明从“心理”到“言辞”这个阶段也是不容易的，它要受表达能力的限制。
　　　　　　　　　　　　　　　　　
　　由于毛泽东既能准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又具有极高的表达能力，所以既能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即能使客观外物与主观内意“纤悉符合，不相出入”，又能使“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即“不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既能使“是物了然于心”，又能“了然于口与手”。这就使他的语言也像斯大林评价列宁语言时所讲的话一样，“每一句话都不是一句寻常说出的话，而是一颗打中目标的子弹。”（《论列宁》）
　　　　　　　　　　　　　　　　　
　　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章和讲话的准确性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达到苛刻的程度。当他一旦发现语言中出现明显的失误或缺漏等，总要设法及时纠正和补充。他在1940 年1 月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发展时有这样两段话，一段话是：“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另一段话是：”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这样的观点，显然带有绝对化的倾向，不够稳妥。1958 年9 月2 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等谈话时，对这个观点作了修正。他说，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而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一些国家并不适用，它既不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他们的具体情况的（据新二版《毛泽东选集》第2 卷）。又如，《矛盾论》初版印行时，作者发现其中第四章第十段中”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一句话也存在绝对化倾向后，及时在印行第二版时作了修改，把”也无论在什么时候“这八个字删掉了。因为在矛盾发展的过程中，其诸方面的不平衡性，也应该有一定的相对性，在某一短时间内，哪怕是在一刹那的时间内，也会出现平衡的现象。他还把这个情况特意写信及时告知当时在湖南大学任校长并讲解《矛盾论》的李达，”写解说时，请加注意“（据1952 年9 月17 日《致李达》，见《毛
　　　　　　　　　　　　　　　　　
　　　　　　　　　　　　　　　　　
　　泽东书信选集》）。从以上的种种事实中，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对语言准确性所持严谨态度之一斑吗？
　　　　　　　　　　　　　　　　　
　　毛泽东语言的准确性，体现在许多方面，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思想的精辟性；二，语言的严密性；三，分析方法的运用；四，推理的科学性。关于推理的科学性内容，属于一般的逻辑学问题，我们不打算作详细介绍；下面，将仅就思想的精辟性、语言的严密性和分析方法的运用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对毛泽东语言的准确性作具体评述。
　　　　　　　　　　　　　　　　　
　　　　　　　　　　　　　　　　　
　　一思想的精辟性
　　　　　　　　　　　　　　　　　
　　思想的精辟性，既是毛泽东语言艺术中的核心内容，又是毛泽东语言准确性的集中反映。它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他的语言善于反映事物的本质或规律；另一方面，往往能够作出英明的预见。
　　　　　　　　　　　　　　　　　
　　1.准确地反映本质和规律毛泽东的语言反映事物或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概括性极强，一般情况下，都能达到令人毋庸置疑的程度。他善于对具体事物作科学的抽象。即使对于那些我们一般人很难理解和把握的复杂事物，他也能用极简省的语言把它们表达得清清楚楚而又十分尖锐。据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一书介绍，1935年1 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的教训，博古代表中央作了一个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博古这个人“能言善辩”，他的总结报告“有条有理，有理有据，条分缕析，清清楚楚，听起来完全是篇很好的文章”，但其内容却是回避要害，为“三人团”
　　在指挥上造成的严重失误辩护，推卸责任。周恩来所作的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军事报告，虽然“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部情况，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是“犯了错误”，但也不够十分深刻。会议中，洛甫和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都对博古的报告明确表示“不同意”，洛甫还说，“三人团”指挥红军反对五次“围剿”在军事战略和战术上犯有“原则性的错误”：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不利用国民党十九路军打击蒋介石，红军在战略转移和突围时犯了“逃跑主义错误”，等等，但是他的发言，也没有全部击中要害。只有毛泽东根据所掌握的具体材料，结合周恩来的军事报告，又参照了洛甫等人的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
　　　　　　　　　　　　　　　　　
　　博古同志在上午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这个发言，既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博古讲的反五次“围剿”失败的原因，指出他的报告不实事求是，而是在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又指出“三人团”所犯的错误属于“军事路线的错误”，给他们的错误上了纲。尤其是从“三人团”
　　指挥五次反“围剿”错误的三个阶段中概括出来的实质性原因，更是“鞭辟入里”，使参加会议的人们都“感到谈出了问题的实质，好像为总结五次应‘围剿’战役拟就了一个提纲，只待大家修改、补充和完善”（参见1991年7 月29 日、30 日《光明日报》），也像列宁那样，“把最纷乱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明了，扼要和大胆”（斯大林语，见《论列宁》）。
　　　　　　　　　　　　　　　　　
　　并且，问题越是复杂，越能看出毛泽东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1939 年的时候，谁能准确地回答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基本规律”和“实质问题”这样的问题？这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回答得了的。而毛泽东仅仅通过对党成立后18 年的革命实践过程的简单回顾，极为恰当地回答了这个问
　　　　　　　　　　　　　　　　　
　　　　　　　　　　　　　　　　　
　　题：
　　　　　　　　　　　　　　　　　
　　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共产党人〉发刊词》）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基本规律”。这个概括准确而简洁。
　　另外，他在揭示这个规律的同时，又鲜明地指出了党在革命中战胜任何强大敌人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同上），这就是党在革命过程中的“本质问题”。这个“本质问题”，概括得也十分恰当。
　　　　　　　　　　　　　　　　　
　　在毛泽东的语言中，类似于上述的情况很多，例如，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仅用“十六字诀”就把这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阐述得既全面，又科学。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和领导者的责任是什么？这也是很难确定的两个问题。毛泽东说，“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是“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领导者的责任”，主要是两件事：一件是“出主意”，一件是“用干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对于这些复杂的事物，他也都能举重若轻，从中抽取出极其贴切的本质和规律。其他诸如“了解情况”，他说是属于“认识世界”
　　的问题，“掌握政策”，他说是属于“改造世界”的问题（《改造我们的学习》）：“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什么是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关于重庆谈判》）……
　　他把“了解情况”、“掌握政策”、“使用”、“工作”这类个别事物，都能提到更高一个层次，甚至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因而都显得格外深刻精辟。
　　　　　　　　　　　　　　　　　
　　此外，毛泽东对反动事物或错误言行本质方面的揭露也是相当深刻的。
　　比如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失败后发表的“白皮书”的揭露，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反动言行的揭露，对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揭露，以及对党内自由主义、不良作风和“党八股”的批评，等等，都能从本质上着眼，因此都显得十分准确、尖锐，使得反动和错误的东西几乎没有藏身之地。这是毛泽东语言准确反映本质和规律的又一个方面。
　　　　　　　　　　　　　　　　　
　　2.恰当地作出英明的预见“普通的人，容易为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过如此。
　　他们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毛泽东语，见《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与这样的”普通人“不同，他善于拨去眼前的迷雾，洞察将来。这是他的语言具有精辟性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无论在微观上还是宏观上，毛泽东都恰当地作过
　　　　　　　　　　　　　　　　　
　　　　　　　　　　　　　　　　　
　　一些预见，尤其以关于战争问题的预见最为突出，也最准确。在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的第二年，即1938 年5 月，他就在《论持久战》中预言，中国抗日战争全过程将是一场“持久战”，并预言这个“持久战”的全过程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他估计，日本的整个当权阶级必然是“日益法西斯化，把战争支持到自己崩溃的一天”。这些都属于宏观预见。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认为，不但在山区能够建立革命根据地，而且在乎原地区也有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之后，毛泽东就认为这个战役将是希特勒灭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37 年7 月日寇全面进攻并占领中国大片领土之后，毛泽东就反复告诫人们，日本侵略者进攻到一定时候，为了巩固已经占领的土地、分裂中国的抗战力量，必然要“施放和平烟幕，出以诱降手段”，因而随之要出现一些降敌的汉奸（参见《论持久战》、《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等）；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便对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作出判断，认为蒋介石一定要发动大规模内战，解放战争不可避免（《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些都属于微观预见。这些关于战争问题的预见，无一不被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抗日战争持续了八年之久，并且基本上经历了毛泽东所讲的三个阶段；日本侵略者确实“把战争支持到崩溃的一天”才停止战争；抗战中不但建立了许多山区的根据地，而且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开展得轰轰烈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确成了希特勒灭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明显的转折标志；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立定脚根之后，便大放“和平烟幕”，积极诱降汉奸——汪精卫等降日，成立汪伪政权，并签定日汪卖国条约；日本投降不久，果然蒋介石发动了大规模内战，我党不得不投入为期三年的解放战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毛泽东对战争问题的预见，真像“计算尺般的那样精确”（美国作家R.特里尔语，见《毛泽东传》修订本）。
　　　　　　　　　　　　　　　　　
　　毛泽东对其他问题的预见也同样精确。其中他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对全国解放后，党内将出现骄傲情绪的判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影响更大。刘青山、张子善事件便是明证。
　　这些预见对指导其后我党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当然，毛泽东所作的预见，有时也出现一些误差。比如1945 年2 月15日在延安党校作的一次讲演中，他推断日本帝国主义何时彻底失败时讲：“看样子几个月还不会倒，今年也还不会倒，明年还要再看。”（《时局及其他问题》）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比他的预见提前了，它在当年的八月份便宣布投降。这原因，与前苏联出兵东北偶然事件有关。不过，这样的失误，影响不大，因为把事情看得复杂一些，把困难想得多一些或大一些，总是利多害少。
　　　　　　　　　　　　　　　　　
　　总之，由于毛泽东具有善于预见的能力，所以才使他不但成为伟大的语言大师，而且成为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同时也成为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二语言的严密性技巧
　　　　　　　　　　　　　　　　　
　　毛泽东语言的准确性，在形式上，主要体现在严密的逻辑性上，即体现在概念准确、判断准确和推理准确。在这里，仅从他精确的词语、严密的句法和周圆的章法，具体而系统地评述他的语言的严密性。
　　　　　　　　　　　　　　　　　
　　1.词语的精确性技巧毛泽东的用语精当贴切，主要因为他一能精当地选用词语，二能对有关词语作严格的限制。
　　　　　　　　　　　　　　　　　
　　①精当地选用词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当作者讲思想的反作用时这样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而在讲认识世界的目的时，作者又这样说，“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前者用的是“先进阶级”，而后者用的却是“无产阶级”，既没有都用“先进阶级”，也没有都用“无产阶级”。这里涉及到准确地选用词语的问题。平时，人们对“先进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词语往往不加区别，实际上，这两个词语并不总是同一概念。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先进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在这特定的历史阶段，“先进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概念；而在此之前，从奴隶社会转变到封建社会前后，其先进阶级是地主阶级；从封建社会转变到资本主义社会前后，其先进阶级是资产阶级；从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其先进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了。毛泽东讲思想的反作用，是属于社会总体范围的事，他就用了“先进阶级”一语：而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讲改造社会和世界，自然就用了“无产阶级”一语。
　　　　　　　　　　　　　　　　　
　　毛泽东很善于选用最恰当的词语来准确地反映思想内容的实质。让我们看下面一则实例：
　　　　　　　　　　　　　　　　　
　　到了今天，赫尔利不知在忙些什么，总之是似乎暂时地藏起来了，却累得蒋介石在参政会上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美国大使赫尔利推行扶蒋反共政策，与蒋介石一唱一和，但又不能不顾及中国人民的反对。这段话中许多词语用得都很好，其中“暂时”和“藏”两个词用得更好。“藏”是回避或躲避的意思，但不宜用“回避”或“躲避”来替换，因为无论是“回避”还是“躲避”，都还容易找得到，而一“藏”，找起来就不那么容易；而且这个“藏”字，又可以让我们体会到，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合作”就像小孩子捉迷藏一样，很不正经。用“暂时”这个词，说明赫尔利“藏”的时间不会太长，他认为必要之时，还会露面的，也告诉人们，他的扶蒋反共政策不会改变。一个“藏”，一个“暂时”，既刻画出了赫尔利的胆怯心理，又对赫蒋合作作了辛辣的讽刺。“不三不四”是说蒋介石讲的话前后矛盾，不伦不类，很通俗生动。那个“累”字用得尤其好。蒋介石真的累了？显然不是，或一半不是，或者大半不是；是摹状？是夸张？抑或是讽刺？恐怕都有一点。一个“不三不四”，一个“累”把蒋介石那副捉襟见肘的狼狈相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毛泽东运用词语时，十分注意掌握分寸，一般都能做到定量准确和定性
　　　　　　　　　　　　　　　　　
　　　　　　　　　　　　　　　　　
　　准确。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说，“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这是说其数量不算多，仅仅是“一部分”，但性质严重，是“非常”：“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呢？是“减少了许多”，但“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从“根苗上还没有肃清”，并且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现象的数量是不多了，性质上还是严重的，因为造成现象的根本未除，同时根本未除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他说在党内存在个人攻击式的批评现象，只是“有些”，数量不多，并不普遍；说批评者不顾党内党外界限的现象，则是在“许多党员”和“一般党员”中都存在，说明数量颇大，范围较宽；说红军中“绝对平均主义”现象是“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很严重”，说明性质虽然相当严重，却并不是长期存在，至少当时存在已不太严重了；说“主观主义”现象在某些党员中浓厚的存在，可见数量不很多，只是少数党员，但性质严重，是“浓厚”；说“小团体主义”现象经过批评，仅仅是“残余”了，可见数量不多，性质也不严重；说“享乐主义”现象“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说明数量不少也不多；说“离队思想”的人是“与日俱增”，说明数量在逐渐加多，情况严重；说“盲动主义”现象也是“残余”，程度并不严重。从以上这些实例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尽量使他的语言与客观实际相符，因而显得准确无误。
　　　　　　　　　　　　　　　　　
　　②词语的严格限制这里说的“词语的严格限制”，既包括对某些词语的严格限制，也包括用某些词语对某些内容的严格限制。毛泽东为避免产生绝对化的偏向而使判断准确，经常对某些关键性词语或内容加以严格限制。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理，世界上绝对的东西是不多的，一般情况下，事物都是相对地存在着，即使是事物的规律性也是如此。因此，毛泽东虽然有时也用一些绝对性的语言，例如当他列举了党内自由主义的11 种现象之后便说：“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反对自由主义》）其中的“所有”和“都是”，便属于绝对化的语言。但这种情况，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出现的，在多数情况下，毛泽东无论对于特殊事物还是对于规律性事物，总要有所限制。
　　　　　　　　　　　　　　　　　
　　毛泽东对某些词语或内容的限制，通常有概述法、排除法、模糊法、修饰法、前提法、归属法等等。
　　　　　　　　　　　　　　　　　
　　概述法。所谓概述法，就是用“一般的说来……”一类语式，从总体上进行判断，抛开个别情况于不顾，但实际上又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顾及到了个别情况，因此，这种判断并不显得顾此失彼。例如，毛泽东在讲人们认识的第二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用成功与否来验证精神或思想是否正确时说：
　　　　　　　　　　　　　　　　　
　　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这句话中的“一般的说来”，就是对下文讲的规律性判断作的限制，因为这个规律只是大体正确，是相对的，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出现漏洞（在上述那段话的后面，作者就叙述了这个规律的例外情况：“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所以，这样的限制是十分必要的。
　　　　　　　　　　　　　　　　　
　　　　　　　　　　　　　　　　　
　　排除法。毛泽东常常用“除了……之外”这样的语式，对一般规律性的事物或问题进行限制。在《实践论》中，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
　　　　　　　　　　　　　　　　　
　　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
　　　　　　　　　　　　　　　　　
　　践……
　　马克思等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的条件很多，其中包括他们的实践经验、具有天才等。毛泽东认为，其“主要的”条件是参加实践，不过天才等条件也不是不重要；因此，他在强调其“主要的”条件时，不能不提及其他条件，于是就在强调“主要的”条件时，采用“除了……之外”的方法，把其他条件既排除出去，但也同时顾及到了天才等条件，这样就显得很全面。这种排除法，实际上就是把某些特殊情况首先排除出去，然后再叙述一般的或主要的规律，因此就显得客观全面，而不绝对化。
　　　　　　　　　　　　　　　　　
　　模糊法。模糊法就是模糊修辞法，它是用某些时间、数量、程度等概念不甚确定的词语作一般规律性判断的一种手法。毛泽东对这种手法的运用，大体上有两种具体情况：一，用来表示实质性判断；二，用来表示推测性判断。
　　　　　　　　　　　　　　　　　
　　所谓实质性判断，就是用表示数量多的模糊性词语，对事物或问题进行判断，在判断中，暂时抛开非本质方面的内容，来阐述一般规律。这类模糊性词语，毛泽东用得较多的是“基本上”、“本质上”、“大概”、“常常”、“主要”等。例如：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在这里解释了什么叫“基本上”，“基本上”就是“不是在一切方面”
　　的意思。他曾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特意把“基本上”
　　解释得更具体，他说，“基本上”就是“百分之七十、七十五、八十”。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只是大体一致，并不全部一致，说为二者奋斗是“一件事情”，只能从“基本上”讲，这样讲，既抓到了本质，又较为稳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说过，“说‘本质上’，就是说基本上”；他还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讲话中说过，“讲基本是谨慎的讲法”。可见凡事从基本上讲，既能抓住本质，又很科学。
　　　　　　　　　　　　　　　　　
　　关于“实质上”、“大概”、“常常”、“主要”等一些模糊性词语，其用法和作用都与“基本上”相似。下面再略举数例，仅供借鉴。
　　　　　　　　　　　　　　　　　
　　例一：
　　　　　　　　　　　　　　　　　
　　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新民主主义论》）
　　　　　　　　　　　　　　　　　
　　　　　　　　　　　　　　　　　
　　例二：
　　　　　　　　　　　　　　　　　
　　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1921年1 月28 日《致彭璜》，见《毛泽东书信选集》）
　　　　　　　　　　　　　　　　　
　　例三：
　　　　　　　　　　　　　　　　　
　　……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改造我们的学习》）
　　　　　　　　　　　　　　　　　
　　例四：
　　　　　　　　　　　　　　　　　
　　（自由主义）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十一种。（《反对自由主义》）
　　　　　　　　　　　　　　　　　
　　所谓推测性判断，就是根据掌握的大体情况，在估计的基础上进行判断。
　　毛泽东作这种判断，常常使用“可能”、“左右”、“似乎”、“大约”、“差不多”等一类模糊性词语。他运用这种推测性判断方法，或者是由于对事物本身无须作准确判断，或者是由于某些情况无法全部了解和统计，所以只好在估计的基础上进行判断。它有时被用于一般规律性的判断，有时被用于特殊性的判断。例如：
　　　　　　　　　　　　　　　　　
　　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战争和战略问题》）
　　　　　　　　　　　　　　　　　
　　毛泽东在说具有中国特点（长期性和广大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在世界东方是空前的时候，其语义是明显而肯定的，因为他对东方历史上的游击战争长期性和广大性已经全部了解，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而在说它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时候，则用了“可能”二字，这只是一种估计。这是因为，毛泽东对整个人类历史上（包括世界西方）的游击战争的长期性和广大性没有全部掌握，所以判断的时候要用“可能”来加以限制。
　　　　　　　　　　　　　　　　　
　　当建国后七年多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全国）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
　　　　　　　　　　　　　　　　　
　　这段话中，连续用了“左右”、“似乎”和“大约”三个模糊性词语。因为毛泽东当时（1957 年）对各有关数字的具体掌握可能并不精确，或者还没有人作过统计，所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就只好用“左右”、“大约”、“似乎”来估计。又如：
　　　　　　　　　　　　　　　　　
　　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里的两个“差不多”，也都是由于毛泽东无法获得准确的具体数字而使用的推测性的模糊词语，它们都起到了特殊的准确判断的效果。
　　　　　　　　　　　　　　　　　
　　总之，毛泽东运用模糊修辞法，使他的语言达到了“密不透风”的程度。
　　大家知道，做到语言准确，一般情况下，只有使语言有关时间、数量、程度等概念与客观事实尽量一致相符时，方有可能；然而事物总是辩证的。有些时候，当你无法做到这一点时，仍然要这样做，那就会出现不准确，甚至出现失误。而这时，只有使用本来并不确切的模糊性词语，反而可以做到相对的准确。这是因为，虽然使用模糊性词语会有或然性产生，但这样做不致产生漏洞，又使语言的倾向性明确，因而使语言十分得体。毛泽东深诸此道，所以经常运用模糊修辞法，对某些词语或内容作必要的限制。
　　　　　　　　　　　　　　　　　
　　修饰法。为了使语言达到充分准确，毛泽东经常选用必要的定语或状语去恰当地限制中心词语。1948 年张闻天写过一份《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文件，中央已经作过修改，毛泽东阅后认为，其中“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一句话不够准确，就又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实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为什么增加了“现实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11 个字？他作了如下说明：“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85 生’的轨道之上。”（据1948 年10 月26 日《致刘少奇》，见《毛泽东书信选集》）又如，1956 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要使国家预算做到“稳妥可靠”；毛泽东却建议，以后应改为“充分可靠”。他认为：“稳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妥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说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它，不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由此可知，毛泽东对修饰性限制法作用和意义的理解是很深刻的，因此他格外重视这种技巧。
　　　　　　　　　　　　　　　　　
　　毛泽东运用修饰法有两种具体情况：一是用定语限制中心词语；二是用状语限制中心词语。用定语限制中心词语。下面这段话是一则很典型的例子：
　　　　　　　　　　　　　　　　　
　　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段话中，必要的起限制作用的定语词语是“有价值的”和“比较聪明的”，它们对中心词“军事书”和“军事家”分别作了限制。如果不去限制，则会产生绝对化的失误，因为不会是所有的军事书和军事家都反对消极防御。
　　　　　　　　　　　　　　　　　
　　用状语限制中心词语。例如：
　　　　　　　　　　　　　　　　　
　　……苏联红军决不会无原则地参加帝国主义战线。（《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有人估计苏联会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某一方；毛泽
　　　　　　　　　　　　　　　　　
　　　　　　　　　　　　　　　　　
　　东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当权的国家，苏联红军如果“不严守中立”，也将是有条件地参加战争的某一方。所以，用“不会无原则地”这样的状语去限制“参加”这个中心词，是很恰当的。
　　　　　　　　　　　　　　　　　
　　前提法。这是用某些语式作状语来限制所阐述特殊情况的一种技巧。例如：
　　　　　　　　　　　　　　　　　
　　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战争和战略问题》）
　　　　　　　　　　　　　　　　　
　　这段话中，“对于这点”和“在这点上”，都是状语，是说向孙中山和蒋介石学习重视军队的做法，并不是向他们所有的方面学习。这一限制，就使判断十分具体、贴切。这种限制方法，实际上是单纯从某一角度或侧面看待事物，也把其他方面的情况排除出去了，因此，其判断也不显得绝对化。
　　　　　　　　　　　　　　　　　
　　毛泽东还常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来”、“一定的程度上”、“按……说来”、“据我所知”等一类语式，对阐述的特定情况加以限制，其用法和作用都与“在这点上”、“对于这点”相同。另外，上面提到的概述法和排除法，就其实质上说，也都属于状语限制和前提限制。
　　　　　　　　　　　　　　　　　
　　归属法。这也是用来限制所阐述的特殊情况的一种技巧。为了判断某个事物或问题的性质、原因等，毛泽东常用“……之一”的语式，使判断更加严密。例如：
　　　　　　　　　　　　　　　　　
　　……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学习和时局》）
　　　　　　　　　　　　　　　　　
　　这段话如果不用“之一”，就显得有挂一漏万之嫌。加上“之一”，便说明作者判断的情况，仅仅是这些“前提”总和中的一种，因此可以称这种限制法为归属法。
　　　　　　　　　　　　　　　　　
　　补充法（附内容补充法）。毛泽东在阐述某些事物或问题的过程中，作出判断之后，如果觉得其中的概念或判断存在着绝对化或某种缺漏等毛病时，即使这种毛病并不很大，也要运用补充法加以限制，予以完善，这就使他的语言更加严密，无隙可击。
　　　　　　　　　　　　　　　　　
　　作为限制性的补充法，有以下一些具体情况。
　　在整个判断之后，再加补充判断。例如：
　　　　　　　　　　　　　　　　　
　　　　　　　　　　　　　　　　　
　　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引者）并无真正“政治解决”和“实行宪政”
　　的诚意，至少现时他们绝无此种诚意。（《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这节文字中，如果仅止于国民党反动派并无真正诚意的判断，则只能说明他们从以往到目前无诚意，至于今后是否有诚意的内容就被忽略了，这就有漏洞，所以毛泽东又用“至少现在……”的字样作了补充判断，这就使全部判
　　　　　　　　　　　　　　　　　
　　　　　　　　　　　　　　　　　
　　断天衣无缝了。
　　毛泽东还喜欢使用“或者……”这样的语式作补充判断：
　　　　　　　　　　　　　　　　　
　　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段话中共有两组判断，每组正判断之后，又都有一个辅判断，每个辅判断都用了“或者……”这样的语式，它们对正判断都起到了限制性的补充作用。
　　毛泽东运用这种补充法，一般都比较简略，字数较少；但是，如果补充的内容较为重要，他也就多说几句。例如：
　　　　　　　　　　　　　　　　　
　　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某些少数民族禁止养猪的和某些个别家庭因为宗教习惯不愿养猪的，当然不在此内。（《〈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一文按语》）
　　　　　　　　　　　　　　　　　
　　关于某些少数民族和因宗教问题养不养猪的内容，是个补充判断，这个内容
　　　　　　　　　　　　　　　　　
　　比较重要，所以补充判断的内容就比较具体，文字也多一些。
　　附内容补充法（又附辩难法）
　　以上我们介绍的补充法，都是限制词语内容性质的，实际上，这仅仅是
　　　　　　　　　　　　　　　　　
　　一种情况。另外，毛泽东还经常运用补充法对文章或讲话的内容作较长篇幅的补充。有时，毛泽东对自己文章或讲话中作出某个判断，认为需要作重大补充，他还在另外的文章或讲话中专门加以补充。这种补充，就不限于某些词语性质的补充，而属于内容或观点的补充了。
　　　　　　　　　　　　　　　　　
　　1946 年8 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曾作出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但是，一方面由于某些人故意歪曲，另一方面，也忽略了一些特殊情况，因而遭到一些攻击。有鉴于此，毛泽东曾多次对它加以补充，反复指出，革命者除了在战略上、长远上要把反动派都看作“纸老虎”、“死老虎”和“豆腐老虎”以外，还要在战术上和历史的上升时期要把它看作“活老虎”、“铁老虎”和“真老虎”。
　　　　　　　　　　　　　　　　　
　　附辩难法辩难法也属于内容补充法。
　　毛泽东在自己正面立论性质的文章和讲话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他担
　　　　　　　　　　　　　　　　　
　　心有些人不同意或反对自己的意见和论据，于是就在阐述观点完毕后，往往主动有针对性地提出敌论，然后对敌论一一回答或加以反驳。这是一种特殊的内容补充法——辩难法。这种技巧，实际上就是我国古人文章中常常使用的那种“或曰”法。“或曰”的意思，就是“有人说”或“有人问”。古人文章常在“或曰”一语之后提出论敌或世俗之人对作者的不同看法，然后进行反驳。由于这种技巧能更加切实有力地确立自己的观点，使之进一步充实、完美，所以毛泽东经常运用这种技巧。例如，在《论联合政府》这篇报告中，当讲完了当时的中国如果“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
　　　　　　　　　　　　　　　　　
　　　　　　　　　　　　　　　　　
　　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这个观点之后，他立刻提出了”有些人“可能存在的对这个观点的想法：”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提出了这个想法之后，紧接着他就加以回答：用资本主义去代替当时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既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也是一个进步，同时，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更有利于无产阶级。这都是辩难法的运用。像上面这些辩难法的运用，主要是通过某些人不同想法的提出，对他们解疑答难，进一步引申自己的观点，丰富和发挥自己的观点；在有些文章和讲话中，毛泽东还通过某些人完全错误或完全反动的对立观点的提出，然后针锋相对地加以驳斥或批评，其目的是进一步确立和捍卫自己的观点。这是辩难法的另外一种用法。例如，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提出与自己观点相对立的错误观点共有八处（包括”人加性论“、”从来的文艺就在于暴露“等），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共提出七处（包括”你们一边倒“、”你们太刺激了“、”你们独裁“等）。
　　这些都是敌论。他每提出一个敌论之后，都要进行有力批驳。这样的批驳，自然也都起到引申和丰富他的观点的补充性作用。
　　　　　　　　　　　　　　　　　
　　2.句法的逻辑性技巧在语言学中，句法的逻辑性也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在句子（含单句和复句）内的词语搭配（含关联词语的搭配）和各种词语的排列关系，句子之间的排列关系。这些词语搭配和排列关系，有承接关系、总分关系、从属关系、并列关系、层递关系、转折关系、因果关系（因果关系中包括现实因果关系、假设因果关系、条件因果关系）、选择关系，它们都能体现出句子严密的逻辑性。由于毛泽东把词语搭配和各种关系都能处理和安排得很恰切，所以使得他的语言逻辑性十分严密。例如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一段话就是这样。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把这段话按句标码列在下面：
　　　　　　　　　　　　　　　　　
　　①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
　　②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
　　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④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⑤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⑥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
　　⑦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这段话共有七个句子，第①③⑤⑥⑦是单句，第②④是复句。在复句中，第
　　　　　　　　　　　　　　　　　
　　②句的两个分句具有层递关系，第④句的两个分句具有并列关系。在这七个句子之间，也都具有紧密的逻辑关系：第①②③句具有时间关系；不过，时间是从后到前，属于逆接。第③句和第④⑤⑥⑦四句具有因果关系，第③句是总的原因，后四句都是第③句的结果；其中第⑤句既是第③句的结果，同时也是第⑥⑦两句的原因，其中第⑥句和第⑦句还具有承接关系，当然也有并列关系的因素。这七个句子，虽然都具有独立性，它们之间也没有使用关联词语，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具有明显的承接关系和因果关系，所以显得条理井然，浑成一体。
　　　　　　　　　　　　　　　　　
　　以上所说的情况，仅仅是毛泽东语言句法中句子间逻辑性之一斑，至于那些句子中词语搭配等等情况的逻辑性，就更严密了。不过，这些情况都属于一般句法中的逻辑，就不再作详细介绍了，这里仅就毛泽东语言中那些既带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带有一定技巧性的句法作一些具体评析，其中包括拆词、对偶、排比、层递、顶针、回文等各种技巧。
　　　　　　　　　　　　　　　　　
　　①拆词式毛泽东语言中的句式，常常是，第一句先作总叙或总提，以后各句分别进行分叙或分论，这种情况就是一般的总分句式。由于比较常见，可以从略。
　　在总分句式中，我们还往往见到另一种情况：先把由两个以上分概念构成的一个词语或句子作为一个总概念提出，然后依次阐述其中的每一个分概念，我们把这种总分句式称为拆词式，运用这种句式进行写作，可以称为拆词法。
　　例如：
　　　　　　　　　　　　　　　　　
　　听说你们（指国民党政府——引者）很有些反对清算斗争。但是这一次清算斗争是事出有因的，必得清一清，算一算，斗一斗，争一争（《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
　　　　　　　　　　　　　　　　　
　　先把“清”“算”“斗”“争”四个分概念合在一起作为总提，然后再分别讲这四个分概念，这种写法，就是拆词式的典型句例。
　　毛泽东常常运用拆词式解释某一概念。例如：
　　　　　　　　　　　　　　　　　
　　这种态度（指马列主义态度——引者），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
　　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改造我们的学习》）
　　　　　　　　　　　　　　　　　
　　上面这段话共分两层意思，每一层意思都由拆词式构成。第一层意思，先提出“有的放矢”的态度，接下去分别解释“的”与“矢”，最后综合谈“矢”
　　与“的”；第二层意思，先提出“实事求是”的态度，接下去分别解释“实事”、“是”和“求”，最后综合起来谈。通过运用拆词式，把学习马列主义的态度——“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阐述得格外具体、清楚。这也是拆词式连用。
　　　　　　　　　　　　　　　　　
　　毛泽东十分喜欢运用拆词式进行写作，即使在反驳论敌时，也有时运用它。例如，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解释什么叫“顽固分子”时说：“什么叫顽固，固者硬也，顽者，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进步之谓也。这样的人就叫顽固分子。”解释“一穷二白”时，释“穷”又释“白”《介绍一个合作社》）；解释“锻炼”时，释“锻”又释“炼”《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2 页），等等，都运用了拆词式。
　　　　　　　　　　　　　　　　　
　　毛泽东运用拆词式，有时还把它扩用至文章中的某一章节或全篇之中。
　　　　　　　　　　　　　　　　　
　　　　　　　　　　　　　　　　　
　　这时他往往把文章的标题或小标题作为一个总概念，正文则根据这个总概念，对其中各个分概念依次分别进行阐述。例如，《新民主主义论》的第15小节《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标题由“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构成，说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毛泽东在这个小标题之下，分别论述这三个特点。这是把拆词式扩用到了一个章节。而《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则是全文的总标题，全文内容由“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反对日本进攻的办法”和“反对日本进攻的前途”
　　三个部分构成。这是把拆词式扩用到了全篇。
　　　　　　　　　　　　　　　　　
　　运用拆词式进行写作，至少有两大方面好处。第一，运用这种方式进行写作，显得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特别是，如果把这种方式扩用到某一章节或全篇，这方面的好处更为突出。因为这时，实际上是把标题的总概念当作了某一章节或全篇的总纲或主题，把各个分概念当作了项目或小主题，使作者“先立地步”，提纲挈领，明确主题，然后通过“正名”分层次地阐述作者的观点。第二，运用拆词式容易对问题分析入微，便于揭示事物内部本质及其联系。特别是对于那些人们习见不疑，但认真追究起来又似是而非的问题。毛泽东解释的概念，如上文提到的“有的放矢”、“实事求是”、“顽固”、“锻炼”等等，都是人们见过千百遍的，但谁都不去深刻理会其中的含义，有时，即使让我们去理会，也常常觉得无从着手。爱因斯坦说：“一个概念越是普遍，它越是频繁地进入我们的思维中，它同感觉经验的关系愈间接，我们要了解它的意义也就愈困难。”（《爱因斯坦文集》第1 卷）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学习毛泽东拆词式的语言艺术。
　　　　　　　　　　　　　　　　　
　　②对偶式对偶句式属于并列句式之一种。毛泽东的语言中，常常有一些对偶句式。
　　这些对偶句式，除了他的诗词用得较多以外，在一般文章或谈话中也随处可见，特别在文言文中用得更多。例如，《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一文，全文不足三千字，竟用有时偶句22组之多。另外，毛泽东在特殊情况需要时书写对联或题词也常用对偶句。例如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改造我们的学习》）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
　　　　　　　　　　　　　　　　　
　　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引张贻玖《毛泽东读史》）
　　　　　　　　　　　　　　　　　
　　以上这些句式，都属于对偶式。从内容角度划分，毛泽东写的对偶句的种类很多。例如：
　　　　　　　　　　　　　　　　　
　　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
　　　　　　　　　　　　　　　　　
　　（《民众的大联合》三）
　　　　　　　　　　　　　　　　　
　　失通国之人心，
　　　　　　　　　　　　　　　　　
　　遭千秋之辱骂。
　　　　　　　　　　　　　　　　　
　　　　　　　　　　　　　　　　　
　　（1936 年12 月1 日《致蒋介石》）
　　　　　　　　　　　　　　　　　
　　谣言之大本营，
　　　　　　　　　　　　　　　　　
　　奸邪之制造所。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以上是正对。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反对本本主义》）
　　　　　　　　　　　　　　　　　
　　无实事求是之意，
　　　　　　　　　　　　　　　　　
　　有哗众取宠之心。
　　　　　　　　　　　　　　　　　
　　（《改造我们的学习》）
　　　　　　　　　　　　　　　　　
　　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以上是反对。
　　　　　　　　　　　　　　　　　
　　日汪肆扰于外，奸党破坏于内。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为刘胡兰烈士题词）
　　　　　　　　　　　　　　　　　
　　以上是正反对。
　　　　　　　　　　　　　　　　　
　　压迫愈深，反抗愈大。
　　　　　　　　　　　　　　　　　
　　　　　　　　　　　　　　　　　
　　（《民众的大联合》三）
　　　　　　　　　　　　　　　　　
　　打日本，
　　　　　　　　　　　　　　　　　
　　救中国。
　　　　　　　　　　　　　　　　　
　　（1938 年的题词）
　　　　　　　　　　　　　　　　　
　　以上是串对（俗称“流水对”）。
　　毛泽东运用对偶句式，一般字数较少，如以上各例，皆属于短对；但有
　　　　　　　　　　　　　　　　　
　　时他也运用字数较多的长对：
　　　　　　　　　　　　　　　　　
　　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反对党八股》）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作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解放始方休。
　　　　　　　　　　　　　　　　　
　　　　　　　　　　　　　　　　　
　　（1928 年10 月中旬在红四军团宁冈县为牺牲的军团长王尔琢追悼大会写的对联）
　　　　　　　　　　　　　　　　　
　　这种对偶句特别宜于抒写复杂而深沉的感情或思想。
　　毛泽东还往往把两组以上的对偶句连在一起运用，这种对偶句一般称为连对或排偶。例如：
　　　　　　　　　　　　　　　　　
　　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
　　　　　　　　　　　　　　　　　
　　　　　　　　　　　　　　　　　
　　（《反对自由主义》）
　　　　　　　　　　　　　　　　　
　　这是由两组对偶句构成的连对。
　　　　　　　　　　　　　　　　　
　　张君劢、叶青等妖人和之以笔墨，反共派、顽固派和之以磨擦。
　　假统一之名，行独霸之实。
　　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
　　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
　　（1949 年2 月2 日《致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见《毛泽东书信选集》）
　　　　　　　　　　　　　　　　　
　　这是由三组对偶句构成的连对。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语言中的对偶句都较为工稳，字数基本相等，字面不太重复，也比较讲究平仄规律；但是，他往往更注重于“意对”。对对偶各方面的形式要求并不总是十分严格，经常运用“宽对”。像上文所引用的《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中的例子便是如此：字数仅是基本相等，字面也有重复之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下面再举两则例子：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论联合政府》）
　　（鲁迅）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
　　　　　　　　　　　　　　　　　
　　　　　　　　　　　　　　　　　
　　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
　　　　　　　　　　　　　　　　　
　　（《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这两组对偶句，虽然每一组上下两句的字数都相近，但前者重复的字面较多，后者词语结构和词性并不完全相对。但这并不影响整体的对偶。
　　　　　　　　　　　　　　　　　
　　另外，毛泽东运用对偶句比较灵活，既有相对独立的对偶句式，也有一句话之内出现对偶的情况。例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的那句话：“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健全的肌体吗？”其中“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本来属于一个句子中的两个成分，但它们是相对的，属于“句内对”。这种对偶，在毛泽东的语言中也时有出现。
　　　　　　　　　　　　　　　　　
　　由于对偶句属于并列句式，由于它同时可以具有匀称（顺眼）、节律（顺口、顺耳）等多种美感，所以不仅在诗歌创作中广为运用，而且也为一般文章家所喜爱，运用它创造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格言或警句。毛泽东语言中的许多对偶句，实际上已经成为人们所熟悉的格言或警句了。但是，我们认为，对于对偶句的应用，应当有所节制。如果通篇皆偶，则呆板、僵化之嫌将随之而生。八股文之弊，其原因之一，概出于此。
　　　　　　　　　　　　　　　　　
　　③排比式毛泽东的语言中，排比句运用得很多，并且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有词语排比、句子排比；有总提之后的排比，总收之前的排比；有连续排比，间隔排比，等等。
　　　　　　　　　　　　　　　　　
　　词语排比。这是句子中有两个以上并列性的词语构成的句子。例如：
　　　　　　　　　　　　　　　　　
　　……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实践论》）
　　　　　　　　　　　　　　　　　
　　句中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四个单词并列地排列着，这属于单词排比。又如：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新民主主义论》）
　　　　　　　　　　　　　　　　　
　　句中加点的，属于词组排比。
　　单词排比和词组排比，合称词语排比。
　　句子排比。是把两个以上结构相同或相近的句子并列在一起的一种排比
　　　　　　　　　　　　　　　　　
　　句。它分为单句排比和复句排比两种。例如：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这是单句排比。又如：
　　　　　　　　　　　　　　　　　
　　　　　　　　　　　　　　　　　
　　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改造我们的学习》）
　　　　　　　　　　　　　　　　　
　　这是复句排比。
　　　　　　　　　　　　　　　　　
　　毛泽东的语言进行词语排比和句子排比时，往往把结构相同或相近的词语和句子排列得很多，构成很长的排比句。这种类型的排比句，可以称为“长排”。例如：
　　　　　　　　　　　　　　　　　
　　……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排比句中，共有七个结构相近的词组排比。还有更多的：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矛盾论》）
　　　　　　　　　　　　　　　　　
　　这个句中，共有12 个单词排比。
　　　　　　　　　　　　　　　　　
　　以上是很长的词组排比。还有很长的句子排比。例如，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两面派政策时，一共列举了七项事实，他列举其中每一项具体事实所使用的句式都是“一面……，一面又……”的复句形式，这是由七个相同句式构成的“长排”，约近500 字之多。同一篇报告中，在阐述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共同纲领中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当时的要求时，毛泽东共提出了37 项具体要求。他在表述这37 项具体要求的形式中，有36 项都是“要求……”这样的句式（其中有单句，也有紧缩复句），在总体上结构相近，故仍属于排比句式，由36 个句子、一千余字构成一组长排句，这不但在排比句中罕见，就是在整个语言学发展史上，也可算是独一无二。
　　　　　　　　　　　　　　　　　
　　毛泽东运用排比式时，常常把几组排比句连在一起，这种类型的排比，可以称为“合排”。例如：
　　　　　　　　　　　　　　　　　
　　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领导者们的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是由两组词组排比构成的排比句：“情况……配合”是一组排比，它由七个词组并列构成：“过细……检查执行”是一组排比，它由三个词组并列构成。因此，这属于“合排”。
　　　　　　　　　　　　　　　　　
　　大家知道，运用排比式的结果，除了能给人一种逻辑上的整齐美之外，主要就是造成一气呵成、势如破竹的气势，从而产生较强的感染力，而所谓长排和合排，就更能增强这种气势和感染力。
　　　　　　　　　　　　　　　　　
　　应当说明的是，毛泽东运用的排比句，有的实际上属于总分式、分总式
　　　　　　　　　　　　　　　　　
　　　　　　　　　　　　　　　　　
　　或总分总式句法中的“分”的部分。例如下面一段文字：
　　　　　　　　　　　　　　　　　
　　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勤俭办社〉一文按语》）
　　　　　　　　　　　　　　　　　
　　这段文字中开头部分“勤俭经营……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是总提，结尾部分“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是总收，中间部分对各种“事业”的叙述则是分述。而这分述部分，则是并列的排比形式，它是总分总式中的排比。
　　　　　　　　　　　　　　　　　
　　另外，毛泽东有时还合用排比式与对偶式，即使排比句中的排比部分成为对偶的形式，这种类型的句式习惯上称为排偶句。
　　　　　　　　　　　　　　　　　
　　例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例二：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
　　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1936 年9 月22 日《致蔡元培》）
　　　　　　　　　　　　　　　　　
　　　　　　　　　　　　　　　　　
　　从内容角度看，上面两则例子都是排比句。可是例一中的“坚定正确”、“艰苦朴素”和“灵活机动”三个词组基本相互对偶，“政治方向”、“工作作风”和“战略战术”也基本相互对偶；例二中的每一分句首与尾的“河山”、“人民”和“城郭”也都分别相互对偶。可见它们都是排比式与对偶式的合用，因此都属于排偶句。
　　　　　　　　　　　　　　　　　
　　其实，排比句与对偶句经常结合在一起，这是二者都要求句子和词语结构相同的缘故。回过头看，我们前面列举的所有的排比句，除了很少特殊者以外，多数排比句中都含有时偶的因素。
　　　　　　　　　　　　　　　　　
　　排偶句同时具有排比句和对偶句两种优点。
　　毛泽东的语言中，有时还出现较长的排偶句：
　　　　　　　　　　　　　　　　　
　　　　　　　　　　　　　　　　　
　　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
　　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这样的排偶句，更具有整齐美，气势和感染力也更强。
　　　　　　　　　　　　　　　　　
　　间隔排比。以上我们评述的排比，都属于连续排比。毛泽东有时使文章或讲话中各个并列段落的开头的句子构成排比句，这种排比句称为间隔排比。例如，在《民众的大联合》（二）一文中，有七个并列的自然段，其各
　　　　　　　　　　　　　　　　　
　　　　　　　　　　　　　　　　　
　　个开头的句子如下：
　　　　　　　　　　　　　　　　　
　　a.诸君！我们是农夫。
　　b.诸君！我们是工人。
　　c.诸君！我们是学生。
　　d.诸君！我们是女子。
　　e.诸君！我们是小学教师。
　　f.诸君！我们是警察。
　　g.诸君！我们是车夫。
　　这种排比，实际上是把排比式运用到了文章或讲话更大的内容范围之中，因而使整篇文章或讲话具有更大的气势和感染力。
　　　　　　　　　　　　　　　　　
　　排比句中的各个句子和各个有关词语，一般都并列地排列着，不必区分其次序。毛泽东语言中的排比句也是如此。但有时用来排比的语句也有先后、轻重、缓急次序：
　　　　　　　　　　　　　　　　　
　　祝贺大家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在接见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讲话》）
　　　　　　　　　　　　　　　　　
　　这是针对青年特点讲的话，把“身体好”放在最前面，说明这一点最重要；把“学习好”放在其次，把“工作好”放在最后，是说它们是第二位和第三位的。这样的次序安排，显然不是随意的，如果仔细辨析毛泽东用过的排比句中各个分句或各个有关词语，往往体现着更深刻的含义。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④层递式毛泽东运用的层递句式，有的由词组构成，有的由句组构成。如：例一：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例二：
　　　　　　　　　　　　　　　　　
　　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例一中“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四个词语具有明确的时间顺序，是明显的层递式：例二中的“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是四个单句，其中的“讨论”、“决定”、“实行”、“检查”四个单词的内容，表面上看似乎具有并列关系、属于排比式，但仔细分析，它们仍然具有很明确的时间顺序：讨论之后，才能决定；决定之后，才能实行；实行之后，才能检查。因此，这个形式仍属于层递式。不过它是由句子构成的。
　　　　　　　　　　　　　　　　　
　　一般情况下，层递式只有三种具体情况：阶升、阶降和升降结合。毛泽
　　　　　　　　　　　　　　　　　
　　　　　　　　　　　　　　　　　
　　东对这三种情况的层递式均有应用。而且，他所运用的层递句，具有多种性质：有的带有时间性，有的带有程度性，有的带有范围性，有的还带有概念的具体性或抽象性。这样，他所运用的层递句，就又可以分为时间性阶升、时间性阶降，程度性阶升、程度性阶降，范围性阶升、范围性阶降，抽像性阶升（或具体性阶降），抽豫性阶降（或具体性阶升）等许多更具体的情况。
　　　　　　　　　　　　　　　　　
　　时间性阶升。如上文所引用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的两则例文，由于其句式层递的内容都具有由昔及今的时间顺序，所以都属于时间性阶升。
　　　　　　　　　　　　　　　　　
　　时间性阶降。这种层递式，句子或词语内容的顺序是以由今及昔的顺序排列。例如，在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中，全文共有三个自然段：第一段说的是“三年以来”（1946 年到1949 年）
　　的内容，追忆到1946 年的解放战争开始；第二段说的是“三十年以来”（1919年到1949 年）的内容，追忆到1919 年的“五四”运动：第三段说的是“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1840 年到1949 年）的内容，追忆到鸦片战争。这三个段落内容的时间性完全属于逆序。这就是时间性阶降。
　　　　　　　　　　　　　　　　　
　　程度性阶升。所谓程度性阶升，就是列举的内容在程度上或数量上一层比一层加大、加多或加深。例如：
　　　　　　　　　　　　　　　　　
　　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指国民党反动派——引者）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关于重庆谈判》）
　　　　　　　　　　　　　　　　　
　　文中“一点”、“多”、“彻底”的顺序，显示着数量逐步加大，程度逐步加深，所以这是程度性阶升。
　　　　　　　　　　　　　　　　　
　　程度性阶降。恰好与程度性阶升相反。例如，1950 年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集各方面人士讨论总结了过去时期的经验，决定了各项方针。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闭幕词中列举了参加讨论的各方面人士，其顺序是这样的：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们、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各省市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代表（列席）、特邀的爱国人士（列席）。这个顺序，显然是按照参加讨论人士的级别和重要性逐步降低的程度排列的，因此属于程度性阶降（参阅《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有时毛泽东竟完全按照数量的逐步减少来安排有关内容，其程度阶降性更明显：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
　　　　　　　　　　　　　　　　　
　　这段话，除了最后一句以外，都是以数量逐步减少来安排内容的，表示某些人掌握马克思主义程度越来越低。
　　　　　　　　　　　　　　　　　
　　范围性阶升。这是以内容的范围越来越扩大来安排顺序的层递句：
　　　　　　　　　　　　　　　　　
　　　　　　　　　　　　　　　　　
　　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是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新民主主义论》）
　　　　　　　　　　　　　　　　　
　　这段话中，加点的三个分句是范围性阶升。因为“中国”小于“整个东方”，“整个东方”又小于“世界”。又如，毛泽东在1951 年10 月23 日的一篇讲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希望我国人民好好地自己团结一致，并好好地和我们的苏联盟友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团结一致……（《大运动的伟大胜利》）
　　　　　　　　　　　　　　　　　
　　这段话也是把内容的范围一步步扩大，从“我国人民自己”一直扩大到“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这也属于范围性阶升。
　　范围性阶降。这与范围性阶升相反，其内容范围越来越小：
　　　　　　　　　　　　　　　　　
　　如果……把真理打烂，就是把中国人民打烂了，把中国无产阶级打烂了，也就是把中国共产党打烂了。（《时局及其他问题》）
　　　　　　　　　　　　　　　　　
　　这句话中，“中国人民”大于“中国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又大于“中国共产党”，范围逐渐缩小，所以它属于范围性阶降。
　　抽象性阶升（或具体性阶降）。这是层递句中每一个句子或词语的概念从特殊逐步地抽象化，最后变成最抽象的概念。例如：
　　　　　　　　　　　　　　　　　
　　“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里提到了三种“理论”，第一种“理论”涉及到具体的人们和做法，最具体；第二种“理论”比前一种“理论”抽象，但比第三种“理论”具体；第三种“理论”仅仅表明是什么性质，最抽象。就是说，这三种“理论”属于抽象性阶升（或具体性阶降）。
　　　　　　　　　　　　　　　　　
　　抽象性阶降（或具体性阶升）。与抽象性阶升相反，它是使层递句中的句子或词语的概念从抽象性逐步地过渡到特殊性。
　　例如：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三种“规律”——“战争的”、“革命战争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其概念一个比一个具体，即前者最抽象，后者最特殊，居中者介于两者之间；三种“人”——“指导战争的”、“指导革命战争的”、“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其概念也是一样。这就是抽象性阶降（或具体性阶升）。
　　　　　　　　　　　　　　　　　
　　以上我们评述的毛泽东语言中的层递式，都属于某一单纯角度的层递式。这种情况比较多。不过，他也有时同时从两个角度来安排层递句式。请看下面的例子：
　　　　　　　　　　　　　　　　　
　　由于是农村，由于是经常被敌人推残的农村，由于是长期战争的农村，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这是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讲的话，他强调在极端特殊情况下的农村，我们的部队和机关必须亲自从事生产。但他没有开始就讲极端特殊情况的农村，而是从一般（即抽象）的农村讲起；再讲较为具体（较为特殊）的农村，这种农村是“经常被敌人摧残的”；最后才讲极端特殊的农村，这种农村是“长期战争的”。可见这是属于从抽象到较为具体，再到最具体的抽象性阶降（或具体性阶升）式的层递句。另外，它还可以被认为是从程度性角度运用的层递式。从环境艰苦的程度来说，正常的“农村”就是艰苦的，“经常被敌人摧残的农村”比正常的“农村”艰苦，“长期战争的农村”又比“经常被敌人摧残的农村”艰苦。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层递式。所以这句话，不但是抽象性阶降（或具体性阶升），而且又是程度性阶升。
　　　　　　　　　　　　　　　　　
　　同时从两个角度运用层递式最典型的例子，是上文提到的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写的碑文《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全文如下：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
　　　　　　　　　　　　　　　　　
　　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
　　　　　　　　　　　　　　　　　
　　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
　　　　　　　　　　　　　　　　　
　　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篇碑文，如果从程度的角度来看，“三年以来”、“三十年以来”、“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即一百多年以来），其数量在逐渐加大，所以这属于程度性阶升；如果单一从时间角度看，则是逆序，即由令及昔，也即“上溯”，因而又属于时间性阶降。这篇碑文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头一天，即1949 年9 月30 日。当时的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在这个时刻里，定然是感慨万千，浮想联翩，自然而然地抚今追昔，从1949 年新中国成立想到解放战争，从解放战争想到“五四”运动（三十年前的1919 年），又从“五四”运动想到鸦片战争（1840 年）。从这个角度看，这显然是时间性阶降。从程度性阶升角度看，毛泽东并未把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看作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把它们看作是量的积累之后的质的飞跃；从时间性阶降角度看，毛泽东也没有把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看作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中国革命史长河中的高潮。由于毛泽东能够既从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又从历史的联系中看待同
　　　　　　　　　　　　　　　　　
　　　　　　　　　　　　　　　　　
　　一事物，所以才写出这篇无与伦比的碑文。难怪美国的《毛泽东传》的作者R.特里尔这样认为：“我想毛泽东的任何一位同事都不可能写出这样的碑文。”
　　　　　　　　　　　　　　　　　
　　⑤顶针式所谓顶针式，是说前一语句的末尾词语与后一语句的开头词语相重复，就像缝衣的针脚一样，前一针脚的末针，正是后一针脚的首针，前后两针重复相连。这样的句法，使得前后两句义脉不断，连接紧密。毛泽东的语言中，顶针式虽然运用得不是很多，但也都运用得很得体，很灵活。
　　　　　　　　　　　　　　　　　
　　毛泽东运用的顶针式，有顺向顶针和逆向顶针两种，其中也有三个分句以上的顶针式，可以称为连珠式。
　　顺向顶针。这是指按照事物形成的正常发展或认识顺序而安排的顶针。
　　例如：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改造我们的学习》）
　　　　　　　　　　　　　　　　　
　　逆向顶针。如句子顺序与事物正常发展或对其正常认识相反，这样的顶针则是逆向顶针。例如：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段话有两处顶针，第一处是两个“正确的决心”，第二处是两个“正确的判断”。按照对事物的正常认识顺序应该是：首先作到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以及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然后产生正确的决心，最后才能作出正确的军事部署。而毛泽东对这个事理的阐述，正好与这个认识顺序相反，因此这属于逆向顶针。
　　　　　　　　　　　　　　　　　
　　像上面这样包含两处顶针（即含有三个分句）的顶针句式，也叫连珠式顶针。由于它是逆向顶针，所以也叫逆向连珠顶针式。顺向顶针也有连珠式。
　　例如：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引自1967 年6 月30 日《人民日报》）
　　　　　　　　　　　　　　　　　
　　“召”后才能“来”，“来”后才能“战”，“战”后才能“胜”，这样的叙述，完全合乎事物的自然程序，所以这是顺向连珠顶针式。
　　连珠式顶针能够把更多事理紧密联系起来，先在形式上使句与句之间接榫搭桥，联结紧密，又使内容单线直进，有如流水不断，显得格外顺畅。
　　毛泽东运用顶针式很灵活。有时他在顶针词语之间夹有少量其他词语。
　　但并不影响顶针效果。例如：
　　　　　　　　　　　　　　　　　
　　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毛泽东在顶针的两个单词“真理”之间加了一个连词“而”。又如：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愚公移山》）
　　　　　　　　　　　　　　　　　
　　这段话中顶针的词语是“上帝”和“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即“全国人民大众”）。这是连珠式顶针。它的第一处顶针词两个“上帝”之间夹有“的”
　　和“这个”两个词语。
　　　　　　　　　　　　　　　　　
　　以上这两则例子中的顶针词语之间虽然都夹有其他词语，不但不影响其顶针效果，反而让人感到更加活泼而有变化。
　　　　　　　　　　　　　　　　　
　　⑥回文式毛泽东运用的回文式有两种：一种是对回文中两个具有矛盾或反对关系的分句的内容都作肯定，一种是对其中一个分句的内容加以肯定，而对另一个分句的内容加以否定。前者如：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实践论》）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和“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尽管二者具有矛盾关系，但都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必要条件。因此，二者都是应该肯定的。又如：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抢，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战争和战略问题》）
　　　　　　　　　　　　　　　　　
　　这则例子中“党指挥枪”与“枪指挥党”是回文式。很明显，作者是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像这样的回文式，在回文的两个分句之间夹有一些其他少量词语，也可以称为间隔回文式；而像上文《实践论》中关于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关系那样的回文式，在回文中两个分句之间没有任何词语的间隔，就是说，前一个分句末尾的词语与后一个分句开头的词语紧相衔接而又重复，造成一种顶针式，这时也可称为顶针回文式。
　　　　　　　　　　　　　　　　　
　　毛泽东还有时连续运用回立式。例如，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这段活就是由“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与“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两组回文构成的。
　　　　　　　　　　　　　　　　　
　　回文式的好处，从形式上看，两个分句中，其首句句尾与末句句首相互重复，其首句句首与末句句尾也相互重复，且两个分句的字数也基本相等，所以它同时具有三种美感：紧凑美、回环美、匀称美。从内容上说，所有回文式的两个单句的内容都具有矛盾关系或反对关系，因而它便于从事物或问题内部的正反两个方面深刻而准确地反映其本质上的联系和规律，实际上就
　　　　　　　　　　　　　　　　　
　　　　　　　　　　　　　　　　　
　　是便于辩证地看待事物或问题，加上它的用语一般都比较精练，简洁，故显得生动、有力。因而又可以说，回文式还具有一种美感——哲理美。例如毛泽东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论持久战》）
　　这则回文式，字数不多，但其中包蕴着深刻、生动而又有力的内容。正是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才使毛泽东所运用的回文，基本上都形成了格言或警句。
　　　　　　　　　　　　　　　　　
　　除此以外，毛泽东的语言中，还时而发现有这样的句子：“走狗不走”
　　（《评战犯求和》）、“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等。这种类型的句式，虽然与一般的回文式属于复句的情况不同，它们都属于单句，仅仅是句首与句尾的词语相互重复，但也同时具有回环美和哲理美，其形式和内容也与回文有某些相似之处，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和学习。
　　　　　　　　　　　　　　　　　
　　3.章法的逻辑性什么叫章法？据《辞海》（1980 年版）解释，章法就是“指诗文作者在安排全篇章节时的若干方法”。什么叫逻辑？按照毛泽东的理解，“逻辑就是管文章前后不矛盾”（引郭思敏编《我眼中的毛泽东》）。准此，这里所说的“章法的逻辑性”，主要是指毛泽东文章和讲话中章节（包括层次、段落等）顺序安排的合理性（即“不矛盾”）。
　　　　　　　　　　　　　　　　　
　　毛泽东的语言十分重视逻辑性。关于句法的逻辑性，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评述了一些具体方式、方法和技巧，可以略见一斑，关于词语的逻辑性，我们没有作具体评述（这部分内容，一般人都容易理解，故本书不打算再作具体评述），但不是说毛泽东并不讲究词语的逻辑性。比如，“坚决、彻底、干净、全部”这组单词，在《毛泽东选集》三、四两卷中，至少先后共使用过五次（见1991 年第2 版第1097、1112、1375、1389、1451 页），而其顺序始终没有变动过。毛泽东对词语和句法中这样局部的逻辑性如此重视，对章法（层次、段落等）这样关系到全局性的逻辑更重视。因此，很有必要对毛泽东语言中章法的逻辑性加以较为系统的评述，以便于我们从中学习更多的关于谋篇布局及其细部安排的方法和技巧。
　　　　　　　　　　　　　　　　　
　　关于毛泽东语言中章法逻辑性的问题，这里从三个较大的方面加以评述：一，关于中心观点的位置安排；二，关于整体与部分关系的处理；三，关于部分与部分关系的处理。
　　　　　　　　　　　　　　　　　
　　①中心观点的位置安排毛泽东的每一篇文章和讲话，基本上都有一个明确的中心观点。他对中心观点的安排，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放在篇首，一种是放在篇中，一种是放在篇末。根据不同的需要，他总是把中心观点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把中心观点放在篇首。毛泽东有不少的文章和讲话，总是习惯于把中心观点放在开头。例如，《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讲话，其开头一句话是这样的：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
　　　　　　　　　　　　　　　　　
　　这句话就是全篇的主题。它提得直接、简洁。
　　　　　　　　　　　　　　　　　
　　当然，毛泽东把中心观点放在开头，并不总是这样直接、简沽，他也往往通过提出矛盾或问题顺势提出中心观点。《反对自由主义》一文的中心观点，就是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的开头，先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
　　　　　　　　　　　　　　　　　
　　　　　　　　　　　　　　　　　
　　争“，接着又说”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这就用对比的方法提出了一个矛盾，反对自由主义这个中心观点虽然表面上并没有直接提出来，而它却寓于这个矛盾之中了。
　　　　　　　　　　　　　　　　　
　　这种在文章或讲话的开头便提出中心观点的作法，明显的优点是开宗明义，旗帜鲜明，一下子就能表明作者或讲话人的明朗态度和意图，便于转入具体的阐述，同时也便于读者或听众掌握全篇主旨。
　　　　　　　　　　　　　　　　　
　　把中心观点放在篇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开头层次针对当时的抗日工作提出一个中心问题——若干抗日根据地未能很好地执行中央确定的精兵简政的政策（这个中心问题并不是全文的中心观点）；中间层次具体分析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的两条重要根据——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总目标和当前新形势的需要。就在对这两条根据的具体分析中，提出了精兵简政很重要这个中心观点；最后一个层次，再阐述这个中心观点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这个中心观点恰恰就处在全文中间的层次之中。
　　　　　　　　　　　　　　　　　
　　这种安排中心观点的好处是，“前拱之”而“后卫之”，因而使中心观点更加坚实有力，并且使全文各大层次的内容有机地连贯起来，显得结构紧密。
　　　　　　　　　　　　　　　　　
　　把中心观点放在篇末。这种安排中心观点的方式，一般也是在开头的层次中提出有关问题，中间的层次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最后在结尾时才推出中心观点。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论》、《矛盾论》、《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就都是这样安排中心观点的。现在仅就《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例，便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这篇讲话是全面抗战开始不久的1937 年10 月19 日作的，对象是陕北公学的教职员和学员。讲话的开头部分先交代当时杭战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阔道路”的形势，接着讲陕北公学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正是应该成为造就像鲁迅那样“革命先锋的场所”，这是提出的任务；中间部分逐条阐述属于真正“革命先锋”的鲁迅具有哪些性格特点（即一一阐述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
　　三个特点）；讲话末尾部分，先在上述基础上，经过综合，归纳出“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最后再结合讲话开头阐明的形势和任务，推出全篇的中心观点：“要学习鲁迅的精神”。
　　　　　　　　　　　　　　　　　
　　这种安排中心观点的方式，使中心观点在交代和分析问题的基础上自然得出，有如水到渠成，显得顺理戌章，立论扎实，并且极易取信于读者或听众。
　　　　　　　　　　　　　　　　　
　　②整体与部分关系的处理毛泽东文章和讲话的内容，纲领昭畅，条理分明，并且十分合理，这是他的语言具有高度准确性又一方面的重要体现。实际上，这就是善于处理文章和讲话中的各个层次、段落以及各个层次之间、段落之间关系和顺序的问题。
　　　　　　　　　　　　　　　　　
　　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种具体形式：
　　　　　　　　　　　　　　　　　
　　总分总式。先总提，中分述，后总收，简称总分总式。毛泽东有许多文章都是在开头提出中心观点或中心问题（参考上一节“中心观点的位置安排”
　　中有关内容），这谓之总提（有时在总提中还简要地列出中心问题的几个侧面）；中间部分分别从若干侧面进行分析、论证，这是分述；到文章结尾时
　　　　　　　　　　　　　　　　　
　　　　　　　　　　　　　　　　　
　　则加以归纳、概括，做出结论，这是总收。实际上这就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毛泽东整篇的文章和讲话中，这种模式很多。由于这种模式的运用，才使得他的这些文章和讲话纲目明朗，条分缕析，结构圆整。
　　不过，由于这种纯粹的总分总式，人们比较熟悉，这里就不再多加评述。下面仅就其中的特殊情况，作一些具体说明。
　　　　　　　　　　　　　　　　　
　　毛泽东运用总分总式很灵活，他并不总是按照这种标准模式安排文章的结构。他的文章或讲话，有时只有分述、总收而没有总提（这种情况可以称为分总式），有时又仅有总提、分述而没有总收（这种情况可以称为总分式）。
　　例如，他在1949 年4 月21 日起草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开头是讲发布进军令的背景、原因，这是总提；后面分条列举了四条命令内容，这是分述。
　　奇怪的是，文章在分述之后并没有加以归纳概括，而是戛然而止，可见这篇文章没作总收。实际上，这种情况下的文章或讲话，只有开头和中段，而没有结尾。其他诸如《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等文章和讲话，都属于这种类型。这种使文章没有结尾的情况，实际上是毛泽东不受传统结构方式束缚，“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体现，在开头和中段，如果道理已经讲明，问题已经说清，当然就没有必要再作总收，应该及时打住，显得更为简洁。又如，《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全文共分为四大部分，前三部分分别谈了“方针”、“办法”和“前途”，这是分述，第四部分是“结论”，这是总收。可见这篇文章仅有中段分述和结尾总收，而没有作开篇总提。毛泽东的这种类型的文章和讲活也有一定的数量。不过，凡是这些全篇文章和讲话没有总提或开头时，其文章或讲话的标题便是它们的总提。因此这种类型的文章和讲话，也还是有纲有目，不至于使人产生眉目不清的感觉。
　　　　　　　　　　　　　　　　　
　　另外，总分总这种模式，毛泽东不仅常用它安排整篇文章或讲话的结构，而且也常常用它安排文章和讲话中内容较为复杂、篇幅较长、相对独立的段落或层次。例如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关于自由主义的11 种表现形式的层次，《〈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关于中国革命“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层次，《反对党八股》中关于逐条分析、批判党八股八大罪状的层次，等等，它们都是内容相当复杂、篇幅很长又相对独立的大层次，所以毛泽东都用了总分总大的结构进行阐述。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请参阅下文“局部与局部关系的处理”一节文字中的有关内容。
　　　　　　　　　　　　　　　　　
　　毛泽东在同一篇文章或讲话中，如果必要的话，对总分总式中“分”的部分的较小的内容，往往又安排为较小的总分总式，即大的总分总中又有小的总分总，甚至对其中具体的分述仍然继续作同样的处理。这就使他的语言总后有分，分中有总、环环相扣，逻辑性很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有总提、分述而无总收，或有分述、总收而无总提的现象，就更为多见了。
　　　　　　　　　　　　　　　　　
　　并列式。毛泽东的语言中还有一种少见的现象：文章（一般不包括讲话）
　　的各个段落和层次，彼此均衡地排列着，这种形式称为并列式或横式。这种情况，有时见于全篇，有时见于局部之中。如果见之于全篇，从总分总式的角度看，则既无总提（当然其标题仍可视为总提），又无总收，即既无开头，又无结尾。它只有分述的部分，好像是总分总式被掐头去尾而后形成的结果。
　　例如，《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等文章就都是这样。毛泽东也常常把这种并列式用于那些较大的相对独立的层次之中，使各个较小的层次或段落较为均衡地排列在一
　　　　　　　　　　　　　　　　　
　　　　　　　　　　　　　　　　　
　　起。这就是把并列式运用到局部的情况。
　　　　　　　　　　　　　　　　　
　　毛泽东十分喜欢运用并列式安排文章的各个层次和段落。在他的文章中，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形式——条项式。所谓条项式，就是把文章各个层次或段落分别用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等各种序码编成序列，显得文章条理格外清晰。这种作法并非属于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所批评的那种“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不良倾向，因为他的文章和讲话都有“真切的内容”，并且内容都“按照事物的内部的联系来分类”，并不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因此并不是“概念的游戏”。
　　　　　　　　　　　　　　　　　
　　这种条项式，毛泽东不仅在文章的局部中用得很多，而且还在全篇中经常运用。在全篇中运用的条项式，称为条项贯通式，它是从开头到结尾，对所有层次和段落（包括序言和结论）生部按序码标列。在《毛泽东选集》第2 版1—4 卷中共有159 篇文章和讲话，据初步统计，其中运用条项式者共83篇，超过总篇数的二分之一；在83 篇条项式者之中，属于条项贯通式者
　　　　　　　　　　　　　　　　　
　　共43 篇，也超过一般条项式者的二分之一。其中还有些篇章的格式与应用文中“条例”的写法一样，全篇分为若干项，每一项下又分为若干条，项下各条均以统一序码，按全篇统一编排，使之既有大层次之分，又成为一个整体。例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一文，全篇就列有三大项20 条。毛泽东运用条项贯通式，不但在一般的通知、报告、总结、通报、指示、决定中运用，在书信，甚至在学术论文中也常常使用。例如，1922 年6 月20 日《致施夏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1936 年10 月22 日《致叶剑英、刘鼎》、1936 年9 月11 日《致彭德怀、刘晓、李富春》等（见《毛泽东书信选集》），这些书信都是条项贯通式；《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分章分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分章分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这些学术论文也都属于条项贯通式。其中《论持久战》一文，全文共分21 项（每项都用小标题标示，未编序码），多达120 条，实为一般文章或论文中条项贯通式的典范。
　　　　　　　　　　　　　　　　　
　　然而，从实质上说，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层次或段落在全篇中纯属并列式或横式者并不很多，那些条项式或条项贯通式者也是如此。有些文章，表面上看，它们由序码编排而成，似乎属于并列式，但是，如果仔细辨析，其第一项或第一条往往属于总提性质，实际上属于开头；其最后一项或一条往往具有总收性质，实际上属于结尾。如《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均属于条项式，但其第一条均属于总提性的开头；《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学习和时局》、《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关于工商业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也都属于条项式，但其第一条都是总提性的开头，最后一条则都是总收性的结尾。
　　　　　　　　　　　　　　　　　
　　层递式。文章和讲话中的词语、句式可运用层递式，各层次或段落之间的顺序，也可运用层递式。毛泽东有些文章和讲话的全篇，就是运用层递式安排其各个层次或段落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开头先简略讲述形势，然后根据形势提出任务，应该造就大批的先锋战士；中间分析和论述鲁迅的性格特点，说明鲁迅就是这样的先锋战士，最后号召人们学习鲁迅精神。其每一层次的内容都是前一层次内容的
　　　　　　　　　　　　　　　　　
　　　　　　　　　　　　　　　　　
　　自然引伸和发展，逐层深入。这就是全篇范围内的层递式。毛泽东用这种方式安排全文的层次或段落，在那些纯议论文中体现得比较多。比如《矛盾论》，全文共分七个部分：一，先从形而上学和辩证法这两种宇宙观谈起。二，谈矛盾的普遍性。三，谈矛盾的特殊性，这两部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是并列的，但对于宇宙观问题来说，他们要具体得多；并且，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并列也是相对的，矛盾的特殊性要比普遍性具体得多。四，谈矛盾的两个方面（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它们是矛盾特殊性中的具体问题。
　　五，谈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同一性和斗争性又是矛盾两个方面中的具体问题。六，谈矛盾的对抗性中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属于矛盾斗争性的具体问题。七，结论，这是在上述分析和论述的基础上推出来的中心观点，即矛盾的法则主要就是对立统一的法则，这个法则是自然和让会乃至思维的根本法则。这七部分内容，一步比一步具体，一步比一步深入，最后上升到最高的理论认识，其层递性清晰而自然。
　　　　　　　　　　　　　　　　　
　　总之，从全篇角度看，毛泽东安排各个层次或段落主要有总分总式（含分总式和总分式）、并列式和层递式三种方式。
　　　　　　　　　　　　　　　　　
　　③局部与局部关系的处理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不但重视全局与局部之间的逻辑性，而且也十分重视局部与局部之间的逻辑性，很少带有明显的随意性。这种逻辑性，主要体现在此一层次或段落与彼一层次或段落的衔接、过渡和呼应等各个方面。
　　　　　　　　　　　　　　　　　
　　关于层次或段落间的内容衔接。毛泽东在处理层次或段落间的衔接方式时，情况很复杂。其中有分接、合接、顺接、转接等。如果层次或段落由总到分，分述部分对于总提来说属于分接，也称平接；如果由分到总，则属于合接；如果层次或段落按序码、不同的空间、事物的各个侧面（包括性质、特点、作用等，以及总分总式中“分”的各部分内容等）并列顺序排列，则属于横接；如果按时间或由因到果顺序排列，则属于顺接；如果按逆向时间或由果到因顺序排列，则属于反接；如果按层递、矛盾和反对关系排列，则属于转接。毛泽东对于这些衔接方式均有所运用。
　　　　　　　　　　　　　　　　　
　　然而，毛泽东运用这些衔接方式的技巧不在于多，而在于自然和灵活。
　　他可以同一种方式连用，也可以几种方式互用，还可以在此一种方式中含用彼一种方式。这些具体情况，大多比较易于理解。这里仅就某些极为特殊的情况稍加说明。
　　　　　　　　　　　　　　　　　
　　一种情况是连续转接式。这种转接式，多用属于层递性的内容。例如，在《实践论》中，有一个较大的层递性层次，共有五个自然段。其后四个自然段中的每一个自然段对于它前面的自然段的内容都是递进的，因而都属于转接式。第一个自然段的内容是，只有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才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第二个自然段却说：认识过程到这里并没有完结。于是就讲，理性认识还应该回到实践中去，一是为了改造世界，一是为了接受检验，继续加以完善。说完这样的内容，我们读者以为，认识过程可以结束了，可是第三个自然段却又转而提个问题：“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接着通过列举实例加以回答，既完成，又没有完成：那些被实践大体证实了的认识算是完成了，那些被实践证明不完善、具有某种程度的失误需要补充、完善和完全失误需要纠正的认识，就没有完成。对某一阶段某一事物的认识，只有经过反复实践证明，这一阶段的认识运动才告结束。可是，第四个自然段又说，“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
　　　　　　　　　　　　　　　　　
　　　　　　　　　　　　　　　　　
　　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你看，还是没有完成！毛泽东又把认识运动放置到整个”自然界“和”社会“范围中考察。他说，对事物的认识，某一阶段可以结束，但它仍是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仍然需要跟着推移转变“，所以上述的认识运动仍然不算结束，人们的认识只有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到这里，对认识全过程的阐述算是结束了。可是，还有更具体的认识问题需要说明，于是，第五个自然段又说：”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情是常有的……“这是又一转，转而讲人们要想跟上事物的发展是不容易的，原因是”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总之，这四个自然段的内容，由于层层递进而一转再转，所以显得步步深入，使事理曲尽无遗。
　　　　　　　　　　　　　　　　　
　　另一种情况是横接式的具体安排。毛泽东在运用横接式时，虽然把某些层次或段落看作是并列性的内容，但在安排它们的时候，也很注意其先后顺序。例如《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形式上完全属于条项贯通式（即属于并列式）：一，（坚决抵抗的和妥协退让的）两种方针；二，两套办法；三，两个前途；四，结论。表面上看，这四项内容均由数码标列，属于并列式，可以不分先后。然而，前三项内容，首先确定方针，才能确定办法，确定办法之后，才能看到前途，可见三者具有层递关系。因此，当他阐述完方针问题之后，在阐述办法问题时说：“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之下，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然后转入具体的办法问题的阐述。这显然是转接式。阐述完办法问题后，在阐述前途问题时说：“前途怎样呢？
　　这是大家所担心的。“这一设问，又是一振，因而也是转接。它们三者一环扣一环，其顺序不可调换。至于把”结论“放在最后，当然也是合理的。由此可知，各个层次或段落即使在形式上是并列式的，毛泽东也要对它们作精心的衔接处理。
　　　　　　　　　　　　　　　　　
　　关于层次或段落间的形式过渡。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各个层次或段落之间不但在内容上具有内在联系，而且在形式上也经常运用承上启下的各种关联词语、语句，甚至自然段，使之紧密勾连。这就是所谓的过渡问题。无论上述哪一种内容衔接的方式，只要其内容间隔的跨度较大，他都要尽量运用最合式的过渡技巧。
　　　　　　　　　　　　　　　　　
　　例如，在1920 年12 月1 日《致蔡和森等》，全信内容是谈确定新民学会“计划”（即章程）的意见。其中第二条是阐述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方法——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由。他共谈了四“层”理由。由于各“层”
　　理由的内容虽然属于横接式，但都有一定的间隔跨度，所以他都作了过渡。
　　具体情况是：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的过渡是，“以上是第一层理由。第二层，……”；第二层和第三层的过渡是，“以上从……是第二层理由。再说第三层理由”；第三层和第四层的过渡是，“以上是第三层理由。再有一层，是……”以上这些，都是过渡性词语，它们每把两个层次都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如果说，毛泽东所使用的这些过渡性词语为人们所常见，不足为奇，那么经常使用独立的过渡句或过渡段，则可以说是他的语言中的一个特色了。
　　　　　　　　　　　　　　　　　
　　首先，在他的文章或讲话中，大层次由总到分时，一般都要使用独立的过渡句或过渡段。例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中，其开头层次都是总提，或者提出要对中国各个阶级进行分析，或者提出要反对党内各种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下面具体分析各阶级的状况，或者
　　　　　　　　　　　　　　　　　
　　　　　　　　　　　　　　　　　
　　罗列自由主义的各种表现时，作者都使用了一个简洁的过渡句进行过渡。前者用的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后者是：“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这简洁而独立的过渡句兼过渡段的使用，既使上下两个层次的内容联系紧密（承上启下），又使上下两个层次内容的界限显得清晰。
　　　　　　　　　　　　　　　　　
　　有时，毛泽东在安排过渡时，常常习惯于运用独立的设问句，并使之成为一个独特的自然段，如同上面提到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总提与分述之间那样的设问句一样；有时，过渡中还对设问简要作答，即前一个过渡句属于设问，后一个过渡句属于简答，并分别使它们各自戍为一个自然段。
　　例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第一节是“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这属于总提，下文在将要转入对这个“特点”进行分述之前，作者就连用了两个这样的过渡句：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前一个过渡句属于设问，后一个过渡句属“于简答。这两个过渡句（也是两个自然段）的一问一答，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过渡层次，达到了极理想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其次，在两个内容较复杂的较大的层次转换时，毛泽东也经常使用过渡句或过渡段。例如《矛盾论》中“矛盾的普遍性”一节，有两个内容较为复杂的大层次，前面一个层次讲，各种运动的形式中均存在着矛盾，篇幅较长；后面一个层次讲，在事物运动的开始乃至整个过程中也都存在着矛盾，内容也比较复杂，文字量也比较大。于是作者在二者之间用了一个较长的过渡段：
　　　　　　　　　　　　　　　　　
　　由此看来，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这一点已经弄清楚了。但是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呢？
　　　　　　　　　　　　　　　　　
　　这个过渡段中，在句号以前的文字，用以“结其上”（当然也是承其上），即是对前一个层次复杂内容的小结；在句号以后的文字，则是用以“开其下”，即是对后一个层次进行分述的总提。无疑，这个过渡段，无论对于及时清理作者自己的思路，还是清理读者的思路，抑或是使两个内容复杂、篇幅较长的层次紧密勾连成为一体，效果都是十分理想的。
　　　　　　　　　　　　　　　　　
　　在一些条项式结构的文章或讲话中，那些序码和小标题，原本也属于过渡的好形式，但是，为了更好地使各大层次间的内容显得更加清晰，更具有内在的逻辑性，毛泽东仍然往往在其间安排一些必要的过渡语句。例如，《论持久战》是一篇典型的条项式论文，其“能动性在战争中”一节的开头，是全文的第59 条，这一条原文的开头部分是这样的：
　　　　　　　　　　　　　　　　　
　　（五九）以上说的，都是说明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大体上都是说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下，将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上。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就是以下要答复的问题。为了这个，我们将依次说明下列的问题：能动性在战
　　　　　　　　　　　　　　　　　
　　　　　　　　　　　　　　　　　
　　争中，战争和政治……
　　　　　　　　　　　　　　　　　
　　这一条文字，都是过渡，并且过渡得很巧妙。它分两部分：“不是什么”以前是一部分，其后是一部分。前半部分也是对以上一个大层次的归纳、概括，属于“结其上”。实际上，在第59 条以前，作者共阐述了“问题的依据”、“驳亡国论”等九项50 条（从第9 条至58 条）具体内容，这些内容“大体上”均属于“是什么”（包括为什么“是”）、“不是什么”（包括为什么“不是”），它阐述的是全文中主要内容的前半部分，属于一个相当大的层次。过渡段的后一部分是“开其下”，这“下”的内容，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层次，其内容在过渡段中交代得清清楚楚，共包括18 项（在下文具体的阐述中，作者把某些相近的内容作了合并，故形式上成了11 项），实际上这是对全文主要内容后半部分（除了“结论”一项以外）这18 项内容所作的总提。就是说，过渡段是对全文上半部分所作的小结和对下半部分所作的总提，并且把它作为一条放在下半部分内容开头的位置上。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首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全文是由纯粹条项式安排的结构，条项又很多，每一个大层次中的条项也较多，如果不在较大的两个层次之间及时作一下小结和总提，而只使用序码作为标志，就会造成仅从形式上罗列现象的偏向，显得零散；而有了这样的小结和总提，则在整体上会显得系统化，也便于读者理解和把握。显然，作者这样做，已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关于相关内容或层次间的照应。所谓照应，是指文章和讲话中前后相距较远的层次与层次，或同一较大层次中，后文对前文回首相顾的一种章法。
　　上面我们评述的关于层次或段落间顺序的衔接和过渡的情况，都属于相邻衔接的方式和技巧，属于近接，照应也属于衔接技巧问题，但属于远接。毛泽东在安排文章和讲话的章法时，不但重视近接，而且也很讲究远接。
　　　　　　　　　　　　　　　　　
　　毛泽东在章法逻辑上运用的照应，除了内容与标题照应（包括结尾与标题照应）以外，主要有两种具体情况：一种是全篇中首尾两大层次的照应，一种是同一内容复杂的较大层次结束与开始的照应。
　　　　　　　　　　　　　　　　　
　　篇首与篇尾的照应。这种照应也称首尾照应法、首尾圆合法。毛泽东有不少运用这种照应技巧的文章和讲话，其中最多的是：开头一个层次提出具体问题，结尾时根据中间层次的具体分析或论证回答开头提出的问题。诸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许多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就都属于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些篇幅较长的文章和讲话，他常把结尾这个层次称为“结论”，如果该文章或讲话在开头提出了问题，那么“结论”这个层次一般都是对那个问题的回答。例如《矛盾论》、《论持久战》等文章就都是这样。
　　　　　　　　　　　　　　　　　
　　首尾照应法的好处是使全篇文章首尾相衔，产生一种圆合美，从而使全篇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故常为文学家所崇尚。由于这种照应法为大家所熟悉，所以评述从略。
　　　　　　　　　　　　　　　　　
　　较大层次结束与开始的照应。这种照应，一般被应用在内容较为复杂、篇幅较长，同时又属于总分总式的较大的层次中。例如，在《反对自由主义》中，关于自由主义11 种表现形式的那个层次，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具体阐述“三个法宝”的那个层次，《反对党八股》中关于对“党八股”流毒及对其逐条批判的那个层次，等等，就都属于这样的层次，其开头皆属于总提，中间是分述，末尾是总收，同时也是对开头的照应。现在以《〈共产
　　　　　　　　　　　　　　　　　
　　　　　　　　　　　　　　　　　
　　党人〉发刊词》中关于“三个法宝”的阐述为例来说明这种照应。这个层次开头说：
　　　　　　　　　　　　　　　　　
　　在这里，让我们对于这三个法宝，三个问题，分别地大略地说一下吧。
　　　　　　　　　　　　　　　　　
　　这句话属于总提。文章接下去便一个一个地去“说”，这属于分述。“说”
　　完之后，在这个层次结束时说。
　　　　　　　　　　　　　　　　　
　　这就是我们党在十八个年头中的主要的经历和主要的问题。
　　　　　　　　　　　　　　　　　
　　这句话属于总收，但同时又是对开头总提的照应。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个层次的内容太复杂，篇幅也太长了。“三个法宝”，就是三大部分内容，且各占一个很长的自然段，共计约用4500 余字，如果不用总提，特别是如果不用总收来照应总提，就会使这部分内容（甚至其前后各层次的内容）眉目不清，今读者如坠五里雾中。因此，毛泽东这样做，十分得体。
　　　　　　　　　　　　　　　　　
　　　　　　　　　　　　　　　　　
　　三分析方法的运用
　　　　　　　　　　　　　　　　　
　　毛泽东文章和讲话的内容和形式之所以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即思想具有精辟性，形式具有严密的逻辑性，除了他掌握了丰富的材料和具有清醒的头脑以外，主要原因就是能够准确而熟练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上义的分析方法，即辩证分析法和具体分析法。这两种分析方法是所有分析方法中最基础和最具根本性的分析方法。对辩证分析怯和具体分析法的熟练运用，是使毛泽东成为语言艺术巨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1.辩证分析法的运用毛泽东对辩证分析法的运用，极为灵活白由，因而使得他看问题深刻而又准确。例如，1955 年毛泽东与物理学家钱三强有一次谈话，钱三强认为，物理学中的基本粒子（包括电子、质子和中子等）是“最小的，不可分的”，而毛泽东却认为：“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嘛！你们信不信？”他还肯定地说，“你们不信，反正我信”，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东方骥编《落日余辉》）。这是个预言，后来这个预言被准确地证明了，从基本粒子又分裂出新的粒子，并披命名为”毛粒子“。
　　其实，毛泽东许多精辟的见解和准确的语言，都是他熟练地运用辩证分析法的结晶。
　　　　　　　　　　　　　　　　　
　　毛泽东运用的辩证分析法，涉及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有的方面，但主要包括相互联系地看问题、发展变化地看问题和对立统一地看问题三个方面内容。
　　　　　　　　　　　　　　　　　
　　①相互联系地看问题毛泽东在分析某种事物时，总是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着眼：一是把该事物置于与其相关的总体事物之中去考察，从不孤立片面地看待它；二是对待那些相对独立的事物，十分注意其内部各个侧面的关系，从不顾此失彼。
　　　　　　　　　　　　　　　　　
　　第一，关于与总体事物联系考察的问题。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力量大大削弱，革命转入低潮，许多人产生了悲观情绪，甚至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中国革命能否再度走向高潮？毛泽东当时这样回答：
　　　　　　　　　　　　　　　　　
　　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
　　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实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在1930 年1 月作出的“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这个判断或结论（也属于预见），是十分准确的。为什么这样准确呢？这是因为，他先把“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指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等）放在了当时“中国落后的社会组织”当中，与当时反动统治阶级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即考察），然后又把它推
　　　　　　　　　　　　　　　　　
　　　　　　　　　　　　　　　　　
　　及到世界范围内（主要是西欧各国）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中间去，也进行了比较。这就很自然地得出了中国革命虽然转入低潮，但是，它不仅能够走向高潮，而且还要“比西欧快”的结论。对于中国革命中许多重大问题的阐述，比如在诸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其结论之所以都是那佯准确，就都是因为毛泽东把事物这样联系起来讲的。
　　　　　　　　　　　　　　　　　
　　对于重大问题这样看，对于一般问题他也这样看，因而使得他的观点或语言都显得全面。例如，他1933 年写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全文内容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为中心（即文章主题），但他并没有片面地强调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而是既明确指出当时的经济工作必须围绕革命战争进行，因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或目的是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又明确指出，经济工作也不能离开诸如“查田运动”、“检举运动”、实行“劳动法”、文化教育、扩大红军等项重要工作任务去进行。这就使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一中心观点的论述不显得孤立片面。其他诸如，对于张思德的评价，也是把烈士放在“革命队伍”这个整体中，说他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为人民服务》）；对于“反对自由主义”的意义，也是把它看作是“进行积极思想斗争”的“武器”之一，等等。这种与总体事物联系起来看问题的方法，避免了片面性，从而使其内容和语言更全面、更准确。
　　　　　　　　　　　　　　　　　
　　第二，关于与各个侧面联系起来考察的问题。毛泽东文章和讲话中的词语顺序，句子与句子顺序，段落与段落，层次与层次的顺序，都安排得准确、合理，逻辑性严密，而如果毛泽东不是把每一相对独立的事物或问题的内部的各个侧面联系起来，统一地进行比较、权衡，就不会创造出那么准确、合理、逻辑性强的并列、对偶、排比、层递、顶针、回文，以及对比、因果等具有明显艺术性的语句、段落和层次。尤其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格外重视事物或问题内部的两个对立侧面的关系。一般情况下，他从不孤立地看待其中某一个侧面，而总是对立统一地看待它们。由于这种情况也属于对立统一地看问题的范围，所以放在下面进行单独评述。
　　　　　　　　　　　　　　　　　
　　②发展变化地看问题毛泽东看待事物，总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等发展变化看侍它们，而不是一成不变。例如，1938 年8 月22 日他在延安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过：
　　　　　　　　　　　　　　　　　
　　你学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可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据说是五十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引东方骥编《落日余晖》）
　　　　　　　　　　　　　　　　　
　　这里，毛泽东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学习（认识主客观世界的活动）都永远不会完结的道理闸述得何等深刻！原因就在于他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看作是不停地运动着。
　　　　　　　　　　　　　　　　　
　　毛泽东的思想认识相当灵活，他能够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及时地提出新的见解。例如，1927 年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前，他认为中国的基本矛盾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和所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一个是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
　　　　　　　　　　　　　　　　　
　　　　　　　　　　　　　　　　　
　　间的矛盾；国民党叛变革命之后到日本进攻中国（1931 年）以前，他认为突出的矛盾又是工农政权和国民党“尖锐对立”的矛盾；日本进攻中国和占领中国期间，他又认为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中国与一般帝国主义及其他国内矛盾（包括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矛盾）都“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上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对于矛盾的变化，毛泽东能“随时期应变”，对于某些概念，他也能“
　　随时而化“。1957 年他在解释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时说：
　　　　　　　　　　　　　　　　　
　　……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日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时期中，对“人民”和“敌人”
　　概念的解释是不相同的，是随着时期的不同而变化的。也只有这样的变化，才能附合客观实际，准确地把握现实，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毛泽东善于发展变化地看问题的一个很重要方面的体现。
　　　　　　　　　　　　　　　　　
　　毛泽东所认为的发展变化，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指事物在一定购条件下，不但不断地运动，而且逐步地向它自己的反面转化，即大者将化为小，小者将化为大，好者将化为坏，坏者将化为好，等等。例如，在《论持久战》中，他说，从当时看，中日战争初起时的双方，日方处于主动优势地位，中方处于被动劣势地位，但这并不会永远如此，双方必然通过战争过程相互向反面转化，即日方必然从主动优势转化为被动劣势，中方则必然从被动劣势转化为主动优势。又如，关于中美建交问题，从延安时期一直到建国后的1957 年，美国始终不与我们建交，这个时期内，毛泽东也始终认为，“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
　　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这段话，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曾经讲过，见《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美国尼克松政府主动找我们建交的事实，都证明了毛泽东这些推断的准确，其根据也都是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这个基本原理。
　　　　　　　　　　　　　　　　　
　　毛泽东对重大问题持这种看法，对那些一般问题也处处持这种看法：“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而“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论十大关系》）。这不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转化论吗？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如何增强人的体质的一段话：
　　　　　　　　　　　　　　　　　
　　愚昔尝闻，人之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大抵二十五岁以后，即一成无变。今乃知其不然。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之者。又闻弱者难以转而为强，今亦知其非是。盖生
　　　　　　　　　　　　　　　　　
　　　　　　　　　　　　　　　　　
　　而强者，滥用其强，不戒于种种嗜欲，以渐戕贼其身，自谓天生好身手，得此己足，尚待锻炼？故至强者或终转为至弱。至于弱者，则恒自悯其身之不全，而惧其生之不永，兢业自持。于消极方面，则深戒嗜欲，不敢使有损失。
　　于积极方面，则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变而为强矣。故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未可知也。（《体育之研究》）
　　　　　　　　　　　　　　　　　
　　这段关于增强体质的议论，充满了关于发展变化的辩证观点。要知道，《体育之研究》一文写于1917 年，毛泽东那时就能持这样的观点看待问题，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会向自己的反面转化，所以他对革命和工作总要作适当的控制，不使其走向极端。无论走向哪个极端，他都不赞成。因此，他既反对“左”，也反对右（“左”与右都是极端）：打胜仗时要防止“左”倾，打败仗时要防止右倾；群众未发动之时要防右，发动起来要防“左”（《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 年的整党过程中，他要求对党员的审察，既反对忽视成分（这是右），又反对唯成分论（这是“左”）；在土改工作中，要求既反对观望不前（这是右），又反对急性病（这是“左”）；在领导工作中，要求既反对命令主义（这是“左”），又反对尾巴主义（这是右）；（见《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
　　倾错误》）。对待文艺的作用，他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这是右），也不赞成把它的重要性强调到错误的程度（这是“左”）；（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③对立统一地看问题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不但把事物内部、外部之间的一般联系看作一种规律，而且把其中对立统一的联系也看作是一种规律，而且把它看作是一切规律中的最根本的规律。因此，他总是强调对事物要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并且，他本人也习惯于这样做。比如他对革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分析，对认识过程中精神与物质、认识与存在的分析，对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左”与右的分析，对思想领域中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分析，对文艺创作中政治与艺术、动机与效果、普及与提高的分析，等等，他都从对立统一或一分为二的角度阐述各种矛盾的联系。
　　　　　　　　　　　　　　　　　
　　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看问题，有两种具体情况：一是习惯于从此一侧面考虑到与其相反的另一侧面；二是认为任何一个事物或问题都具有两重性。
　　　　　　　　　　　　　　　　　
　　从此一侧商看到另一侧面。这种情况很多，例如关于思想包袱，他认为犯过错误时有，未犯过错误时也有，工作无成绩时有，工作有成绩时也有，斗争历史短的有，斗争历史长的也有，工农分子有，知识分子也有，青年人有，老年人也有（《学习和时局》）；谈矛盾，他既谈普遍性特点，也谈特殊性特点，既谈主要矛盾，也谈次要矛盾，既谈主要矛盾方面，也谈次要矛盾方面（《矛盾论》）；谈认识过程，既谈实践，也谈认识，既谈物质，也谈精神，既谈改造客观世界，也谈改造主观世界（《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谈行为规范，既谈民主，也谈集中，既谈自由，也谈纪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等等，他都从事物正反（即对立）两个方面的联系阐述具体事物或问题，从不忽略其中某一个侧面。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认为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因此，他对事物或问题既不作绝对肯定，也不作绝对否定。他反对人们看问题“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反对党八股》）的态度，而认为“坏中有好，好中有坏”。例如，1939 年他说，无产阶级是“中国最基本的动力”，但他又认为它有“不可避免的弱点”：“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还说，成绩是好事，因为它“能够鼓励人”，但是，“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是坏事，因为它能“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但是它“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乱子”
　　是坏事，但也可以使我们接受教育，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总之，他认为，好中之坏，或坏中之好，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以上我们介绍了毛泽东对立统一地看问题中的“对立”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还经常把对立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即“统一”地看问题。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如果对立的双方都是值得肯定的，则对它们“一视同仁”，兼而顾之。例如，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都是对立的两个侧面，又都是有益的。毛泽东说：“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引1967 年11 月18 日《解放军报》）其他诸如对待矛盾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事物转化的内因与外因；战争中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规律性和能动性，进攻与防御，集中与分散，内线与外线，游击战与正规战，运动战与阵地战，歼灭战与消耗战；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与民主，联合与斗争；革命发展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认识过程中的物质与意识，认识与实践；文艺创作中的创作与生活，普及与提高，等等，论述时都是兼而顾之的。
　　　　　　　　　　　　　　　　　
　　第二，如果对立的双方都是错误而必须否定的，毛泽东则对其完全否定，之后，他会寻找出合理的第三种情况，加以肯定。例如，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这是两个极端，毛泽东就都给予否定，而主张“联合中有斗争，斗争中有联合”的政策（《<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这样做，自然也避免了绝对化倾向。
　　　　　　　　　　　　　　　　　
　　第三，如果对立的双方中一正一误，或一好一坏（相对地说），毛泽东就主张促使错误的或坏的一方向正确的或好的一方转化。例如，战争中的进攻与防御、前进与后退、走直路和走弯路等各组矛盾中，相对地说，具对立的前者一方是目的，属于好的，后者一方是不好的，或者仅仅是一种手段，因而毛泽东说，“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是说，他主张通过表面上错误和不好的一方向正确或好的一方转化。又如，不要战争和进行战争、不要枪杆子和拿起枪杆子，也是前者好，后者坏，于是毛泽东就说：“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战争和战略问题》）这也是促使坏的一方转化为好的一方。这种使对立双方统一起来的技巧，不但能使对立的双方
　　　　　　　　　　　　　　　　　
　　　　　　　　　　　　　　　　　
　　建立起必然联系，而且可以从表面上的不合理达到本质上的最合理，因此，辩证的意味更强烈，并且最具有艺术性。实际上这在哲学中被称为悖论。毛泽东运用这种技巧创造出许多如上面那样的悻论式的警句。为了更明确这个问题，让我们再看下面《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的两段话：
　　　　　　　　　　　　　　　　　
　　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
　　　　　　　　　　　　　　　　　
　　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
　　　　　　　　　　　　　　　　　
　　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
　　　　　　　　　　　　　　　　　
　　烂坛坛罐罐。
　　　　　　　　　　　　　　　　　
　　这是毛泽东针对第五次反“围剿”，党内有人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愿作战略退却时讲的两段话。“丧失”与“不丧失”是对立的，前者似乎坏，后者当然好，但二者并非无联系，绝对的不丧失，将会导致更严重的丧失；一部分人家和全体人民、一时地和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也都是对立的，而二者也有联系，如果不通过前者，将会产生后者。这些语言，表面上都悖于常理，但仔细体味，却又觉得合情入理，因为它们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2.具体分析法的运用具体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分析方法。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共产主义》）。毛泽东非常重视具体分析。平时，人们也常说，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然而，什么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往往又不大了然，其原因大约在于不知道什么叫具体，不如道什么叫具体问题，当然也不知道什么叫具体分析。如果我们读一些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或许就比较容易理解什么叫具体问题和具体分析了，因为毛泽东是最善于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思想家。
　　　　　　　　　　　　　　　　　
　　具体问题和具体分析中都有“具体”二字，但这两个“具体”的含义有所不同。具体问题中的“具体”，是指问题所处的特定的背景和条件，处在特定的背景和条件下的问题，就叫做具体问题。而具体分析中的“具体”，则有两种含义：第一，把处在一定背景和条件下的问题，仍然放在那个背景和条件下进行分析。第二，对总体或整体性问题内部情况及其联系作全面系统地分析。由此可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共有两类情况，一是把具体问题放到该问题所特定的背景条件下进行考察，这种具体分折，可以称为背景条件分析法：二是对具体问题的内部结构及其联系进行系统地考察，这种具体分析，可以称为内部联系分析法。毛泽东对这两种具体分析法的运用，都有许多独到之处。
　　　　　　　　　　　　　　　　　
　　①背景条件分析法背景条件可分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立场三种情况。所以，毛泽东运用的背景条件分析法又分为三种具体技巧：以不同时间为条件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叫做时间分析法；以不同空间为条件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叫做空间分析法；以不同立场为条件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叫做立场分析法。
　　　　　　　　　　　　　　　　　
　　时间分析法。毛泽东常常把具体问题放在特定的时间条件下来阐明问题的本质和规律。他在分析解放前中国中产阶级的两面性时说：
　　　　　　　　　　　　　　　　　
　　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她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
　　　　　　　　　　　　　　　　　
　　　　　　　　　　　　　　　　　
　　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毛泽东在分析中产阶级时，一方面把他们放在“感觉痛苦”的时候，一方面又把他们放在“感觉到威胁”的时候，反映出他们在不同的形势下（即时间），具有不同的矛盾心理状态，这就把他们的两面性分析得“具体而微”了。
　　　　　　　　　　　　　　　　　
　　毛泽东在分析历史问题时，常常运用这种时间分析法。例如，对于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他也是从不同的历史时期来看待他们：处于上升时期，他们是“真老虎”；而处于没落时期，他们又是“纸老虎”（《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题解）。这样的分析，无疑是客观而又准确的。
　　　　　　　　　　　　　　　　　
　　毛泽东也经常把具体问题放在现实时间条件下进行分析。抗日战争开始不久，那些亡国论者用历史上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国灭印度等国内外小而强灭掉大而弱的国家，和落后灭亡进步国家的事例来证明中国“抗战必亡”
　　的观点，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就从当时“时代的特点”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个角度进行反驳，他指出，当时处在20 世纪30 年代，不但中国与元朝灭宋、清朝灭明和英灭印度的时代不同，就是当时的日本与2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已不同。当时的日本发动战争正处在“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世界各国或者已经遭遇战争或者快要遭遇战争的时候，大家都正在或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其次，中国本身“已经不能和别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较”，不但比太平天国时进步，也比辛亥革命时进步，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而是出现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共产党、红军，人民已经或正在觉悟，共产党已有了17 年革命经验，另外，国际上还有苏联等国家的援助，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不会亡国的重要原因。这样依时代特点来分析具体问题，是令人折服的。
　　　　　　　　　　　　　　　　　
　　毛泽东运用时间分析法，有时还把着眼点放在未来上面。例如：
　　　　　　　　　　　　　　　　　
　　敌人退却时往往将所踞城市中的房屋和所经道路上的村庄放火烧毁，目的在给予游击战争根据地以破坏，但同时就使得敌人第二次进攻时没有房子住和没有饭吃，害了他们自己。（《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文中所说之事，对敌人来说，是好事变坏事；对我们自己来说，又是坏事变好事。而这“变”，就是着眼于未来而讲的。因此，这种分析，也属于时间分析法。
　　　　　　　　　　　　　　　　　
　　空间分析法。这种分析法是以国度、地区等特殊空间环境为条件来分析具体问题。毛泽东在阐述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得以产生和存在时，指出了五个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前两个：一是当时的中国“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由于是落后的农业经济（即是自然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上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分割势力范围的分裂政策，使这种落后经济的半殖民地里经常发生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白色政权之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由于有了这种“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毛泽东说，这是一种“奇怪现象”，但这种“奇怪现象”只能出现在帝国主
　　　　　　　　　　　　　　　　　
　　　　　　　　　　　　　　　　　
　　义统治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而在帝国主义国家内或帝国主义国家统治巩固的殖民地，都不会出现。正因为毛泽东抓住了半殖民地中国这个国度的特征，所以才准确地揭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会产生和能存在的根本原因。二是毛泽东认为，并不是半殖民地的中国每个地方都能产生和长期存在着红色政权，“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红色政权既不能产生，也不能长期存在，它只能产生和长期存在于“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
　　的地方（《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是对地区特点的分析。
　　毛泽东用独特的空间分析法揭示事实的规律，是十分科学的。
　　　　　　　　　　　　　　　　　
　　立场分析法。所谓立场，就是立脚点或出发点。对于同一个问题或概念，立场不同，完全可以持有截然相反的认识或观点。通过分析不同的立场或观点，来阐述同一问题或概念，就是立场分析法。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们住在地上，是人；但同时也是住在天上，是神仙，因为别的星球上有人的话，他们不是也把我们看成神仙吗？他还说，中国人也可以叫洋人，因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这就是通过分析不同立场来阐述同一概念的方法。
　　　　　　　　　　　　　　　　　
　　毛泽东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揭示敌我双方对表面上相同的同一概念或问题的不同认识。例如，侵略者和共产党员都说要拥护或坚持爱国主义思想，但是两者的区别在哪里？毛泽东说：
　　　　　　　　　　　　　　　　　
　　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归于失败，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失败得越彻底，就越好。……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
　　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这里，毛泽东把侵略者和共产党人对爱国主义概念实质上的不同态度，以及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对侵略战争应持的“失败主义”态度，而中国共产党人应持的“胜利主义”态度，分析得具体而深刻。其原因，就是由于他的阐述是从分析不同的立场入手的。又如，1940 年前后，我们为了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统一，而反共顽固派也叫嚷“统一”。毛泽东从分析敌我双方的立场的不同着手，论述了两种统一的含义。反共顽固派认为，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的存在，中国就不统一，他们要把一切都统一于国民党，继续扩大他们的一党专政，所以他们的统一乃是“假统一”、“不合理的统一”、“形式主义的统一”；而共产党的统一，发起并坚持统一战线，提出了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所以，“我们的统一论”是“真统一论”、“合理的统一论”“实际的统一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这也是从分析两种立场起步，引中出两种不同的看法，从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从比较中辨明革命与反动。
　　　　　　　　　　　　　　　　　
　　②内部结构分析法毛泽东运用的内部结构分析法，又有两种具体情况：一，分类法；二，分解法。
　　　　　　　　　　　　　　　　　
　　　　　　　　　　　　　　　　　
　　分类法。对于总体性事物或问题，毛泽东常常习惯于把它们划分为若干类或种，这就是所谓的分类法。他不论对哪些实体性或抽象性总体事物和问题，都尽量给予分类，只要他认为需要的话。例如，在“五反”时，他把私人工商户划分为五种类型：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完全违法的（《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1953 年，就思想状况看，他把全体党员划分为三部分：坚定的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非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以上是对实体性总体事物的分类。关于对抽象性总体事物的分类，请看下面一段文字：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毛译东在确定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之前，考虑到了古今社会中所有的人们对于人的正确思想的来源的认识，把它们分为上述三种情况，在这样清楚分类的前提下，才能判断出哪种认识最正确。其他如把官僚主义现象划分为不理不睬、敷衍塞责的怠工和命令主义现象两种（《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等等，也属于对抽象性总体事物或问题的分类。
　　　　　　　　　　　　　　　　　
　　毛泽东对事物或问题的分类，非常灵活，他往往能从多种角度进行划分。
　　例如：
　　　　　　　　　　　　　　　　　
　　……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一九五一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
　　　　　　　　　　　　　　　　　
　　这里，毛泽东把“五反”运动中执行对工商户违法处理的基本原则划分为五项，但角度不同：“过去从宽，现在从严”，是从时间角度讲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是从数量角度讲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从态度角度讲的：“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是从一般行业角度讲的：“酱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是从行业性质角度讲的。这种多角度地划分事物或问题的作法更为可取。
　　　　　　　　　　　　　　　　　
　　分解法。对于整体性（不是总体性）事物或问题，毛泽东则常常把它们切割或解剖为若干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分解法。如果整体性事物或问题有时间发展过程，毛泽东则把它们划分为若干阶段。如对中国“百年来的革命运动”，他就划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卒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十几个阶段；对于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1940 年时他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19 年到1921 年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两年；第二个时期是1921 年到1927 年以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的六年；第三个时期是1927 年到1937 年以“新的时期”为标志的十年；第四个时期是1937 年到1940 年以抗日战争为标志的三年（《新民
　　　　　　　　　　　　　　　　　
　　　　　　　　　　　　　　　　　
　　主主义论》）。
　　　　　　　　　　　　　　　　　
　　如果整体性事物或问题没有时间性，毛泽东则常常把它们划分为若干侧面，如论述新民主主义国家时，他就划分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新民主主义论》）；但更多的时候，是把某些事物或问题划分为性质（含特点）、作用（含影响）、任务、作法（含政策、办法等）。这些分解法的运用，属于人们常用的方法，可以不必赘述。
　　　　　　　　　　　　　　　　　
　　毛泽东运用内部结构分析法，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他对事物或问题无论进行分类或分解都很全面，一般情况下没有大的遗漏。例如，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建立，但国民党仍然专权，毛泽东就提出，对统一战线要执行既统一，又独立自主的方针：有时应是“先斩后奏”，有时应是“先奏后斩”，有时应是“斩而不奏”，有时则应是“不斩不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又如，学习指导战争的规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总体性的战略问题，它究竟有哪些方面？这是个“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的“更高级的东西”，所以如果不仔细思考，就会有所遗漏。
　　然而毛泽东竟能把这个整体性问题的具体情况一口气列出39 个之多（参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由此我们看出毛泽东的头脑是何等致密，实在令人惊叹。
　　　　　　　　　　　　　　　　　
　　另外，毛泽东在对事物或问题只划分为两种对立情况之后，如果还可能有第三种情况，他就尽可能地找到它。如1957 年毛泽东把1956 年全国农业地区划分为三种：丰收地区、重灾区、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地区（《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这灾而不重或收而不丰的地区，就属于中间状态的第三种情况。这种中间状态的情况往往还比较容易确认，有时某些具体情况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辨析得出来的。例如，1951 年镇压反革命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情况有两种明显的情况：完全遵照群众路线的，这是正确的；没有遵照群众路线的，这是错误的。那么，有没有第三种情况呢？一般人对此很容易忽略而不再加以考虑；而毛泽东不但指出了上述两种情况，还指出了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情况——大体上遵照群众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群众路线的，这是大体上正确，但不是完全正确的（《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其他诸如，他把人不但划分为“完全革命派”和“反革命派”，而且还划分有“口头革命派”（《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把爱国主义不但划分为“真爱国主义”和“假爱国主义”，还划分有“半真半假、动摇的爱国主义”（《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110 页），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由于能够这样做，所以使得他所作的具体分析更为全面。
　　　　　　　　　　　　　　　　　
　　第二，毛泽东根据需要，对事物或问题的划分，能分则分，尽量使类别更细更详。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1925 年12 月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划分，把当时所有的中国人划分为若干阶级，又把每个阶级划分为若干阶层，再把每个阶层划分为若干更小的部分。例如：小资产阶级是一个阶级，他又划分出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等三个阶层；对小知识阶层，他又划分为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六个更小的部分。他还从经济生活状况的另一角度，把小资产阶级划分为有余钱剩米的、大体自给的、生活下降的三部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关于抗日战争一般方针的划分，也是很具代表性的。抗日战争的一般方针（即总方针）是持久战，毛泽东又把这个总方针划分为若干具体方针：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
　　　　　　　　　　　　　　　　　
　　　　　　　　　　　　　　　　　
　　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战略反攻阶段，”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论持久战》）。在论述这些具体方针时，又涉及到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于是又从”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在分析”灵活性“时，又把它分为”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加以论述，论述”时机“这个”关节“时，又涉及到了”审时度势“的问题，于是又把这个”势“分为”敌势、我势、地势“三项（《论持久战》）。这样的分析，有如剥葱，层层深入。
　　　　　　　　　　　　　　　　　
　　第三，毛泽东常常把分类法和分解法结合起来运用：或者对分类后的对象再行分解；或者对分解后的对象再行分类。例如，毛泽东把“中国革命”
　　先分解为中国革命的过程（即“一百年来的革命运动”）、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项内容，然后对每一项内容又划分为若干种具体内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是先分解，后分类。而对中国所有的人们先行分类，划分为若干阶级，然后对每一阶级生产资料的占有、劳动量、收入、剥削、革命程度等各种情况分别阐述，这是先分类，后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从上面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运用的具体分析法与辩证分析法，二者并不矛盾，而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说，所谓具体分析，实际上也就是辩证分析，它也是把事物或问题看作是联系的，发展的，对立统一的。
　　只是为了方便，我们才把它们分开进行评述。
　　　　　　　　　　　　　　　　　
　　　　　　　　　　　　　　　　　
　　鲜明篇
　　　　　　　　　　　　　　　　　
　　明如曰月朗照乾坤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有过这样两句著名的话：“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凡是读过毛泽东文章或讲话的人，没有人不认为他的语言是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其根本原因是他敢于宣传和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他的语言爱憎分明，是非清楚，表述明朗，绝对不会让人产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印像，因而指导性和战斗性都很强。即使是他用文言写的文章（如《体育之研究》、《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以及部分书信）和所有的学术论文（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也都写得观点明确，事理清晰，表述得明白如话。其中理论层次较高的哲学论文（如《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的基本内容，之所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普及面之广，甚至超过了中国古今一切职业哲学家的著作，其重要而直接的原因之一，便是由于他的语言具有高度的鲜明性。
　　　　　　　　　　　　　　　　　
　　毛泽东语言所具有的突出的鲜明性，既体现在其语言的内容方面，也体现在形式方面。在内容的鲜明性方面，主要包括善于提出新颖而尖锐的观点和问题，并且使之具有针对性；在形式方面，则包括分明的条理性、鲜明的句法和词法技巧、风格的通俗化等。关于分明的条理性问题，也属于语言的严密性和逻辑性问题，我们已经在第二章有关内容中有所述及；关于通俗化问题，作为毛泽东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已在第一章中作了系统介绍，下面仅就内容、句法、词法等几方面内容，对毛泽东语言的鲜明性加以评述。
　　　　　　　　　　　　　　　　　
　　　　　　　　　　　　　　　　　
　　一内容的鲜明性
　　　　　　　　　　　　　　　　　
　　1.明确地提出观点一般情况下，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观点（包括基本主题和小主题）
　　都是清楚的，从不含糊其辞，吞吞吐吐。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得出来。
　　　　　　　　　　　　　　　　　
　　①观点新颖，标新立异对人们长期未能认识或认识模糊的问题，毛泽东往往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从根本上加以回答。例如，在1940 年以前，关于什么是“国体”和在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国体”的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所谓“国体”，实际上“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即究竟什么阶级在国家中占有统治地位，什么阶级在国家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问题。据此，毛泽东把世界上国家体制划分为三种：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和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他根据当时的实际，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由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常用“国民”这个名词来“隐瞒”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这是一种欺骗，因为“国民”一词虽然可用，但是不应该包括反革命分子和汉奸在内，而应当对他们实行专政（《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样的观点，对于那些对“国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体”，对“国民党”、“民国”一类问题和事物持有糊涂观念的人来说，显然是十分鲜明而又深刻的。当然这是他运用阶级观点进行分析和判断的结果。
　　　　　　　　　　　　　　　　　
　　毛泽东还常常能够透过表面现象，揭示事物本质，从而提出新的看法。
　　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中，按规定，共产党员只能占人数的三分之一，然而有的人认为，只有共产党员人数更多，才能掌握政权的领导权。而毛泽东却说，取得领导权的关键，是那“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所谓领导权”，既不在于“有更多的人数”，“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在一定限度内，人数多少，是形式问题，而党员的质量及其领导效率，才是本质问题。对于如何掌握领导权问题，由于毛泽东透过现象抓住了本质问题，因而提出了新颖而又深刻的观点。
　　　　　　　　　　　　　　　　　
　　毛泽东不仅能对像上面那样重大问题提出新颖而深刻的观点，就是对一般问题也往往能提出胜见新解。请看他是怎样理解“团结”这个概念的：
　　　　　　　　　　　　　　　　　
　　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百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
　　至于那个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就不发生团结的问题了。问题就是那个还没有团结的。所谓还没有团结的，就是那些意见不相同的，或者缺点大的。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这样理解“团结”这个概念，由于既抓住了矛盾的环节（即问题的实质），又是一般人们心中所有但笔下或口中所无的看法，因而也是新颖而深刻的。
　　　　　　　　　　　　　　　　　
　　毛泽东还很善于从一般事物中发现新事物或新问题，并借以提出新的观点。延安时，他看了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新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
　　　　　　　　　　　　　　　　　
　　　　　　　　　　　　　　　　　
　　之后，便发现以往一切旧文学艺术上一直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而创造历史的人民“却成了渣滓”，他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颠倒”——他发现了新问题；杨、齐所编导的新戏舞台上，人民成了主宰，统治者成了反面人物，他认为这是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甚至还认为这“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他发现了新的事物；所以他“希望”（即主张）今后要“多编多演”新剧，并且使之“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他提出了崭新的观点（这个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因此排斥那些带有人民性的旧戏。据1944 年1月9 日《致杨绍萱、齐燕铭》，见《毛泽东书信选集》）。
　　　　　　　　　　　　　　　　　
　　②观点尖锐，不搞折衷当毛泽东“与人无争”的时候，其文章和讲话的观点经常是新颖而深刻的，因而也是鲜明的，当与他人观点有分歧或与论敌进行论争的时候，他所发表的观点则不但新颖而深刻，而且也是十分尖锐的，这就使他的观点更加鲜明了。
　　　　　　　　　　　　　　　　　
　　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李维汉（和笙）都是新民学会会员，1919 年蔡、萧、李均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 年他们先后给毛泽东来信，都主张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方针。毛泽东回信说，这“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表示完全赞同；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蔡和森主张，应该实行暴力革命（即十月革命的方法），而萧、李则主张采用“和平和教育”（即议会）的方法。毛泽东回信说，“于子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
　　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见《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对于诸会友的分歧意见，同意的就说同意，不同意的就说不同意，观点明确，毫不折衷。
　　　　　　　　　　　　　　　　　
　　当毛泽东与论敌进行论争的时候，其观点更加崭露锋芒。1927 年湖南农民运动大规模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荡涤着旧世界，震撼着封建制度的根基，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对农民运动进行大肆诬蔑和责难，他们诽谤农民协会办事人是“痞子”，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和“惰农运动”，“糟得很”。毛泽东根据实地调查研究，有理有据地奋力加以反驳。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来曾成就过的奇勋。”他还指出，包括农会办事人在内的农民中的主体——贫农，也不是什么“痞子”，而是“革命先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请看，毛泽东对论敌的反驳，哪里有一点“温良恭俭让”式的客气态度呢？
　　　　　　　　　　　　　　　　　
　　毛泽东对欺骗性反动行为或言论的揭露，更是一针见血。1939 年德、意、日法西斯为发动第二次肚界大战而大造反革命舆论：日本帝国主义叫嚷，发动战争是为了“永久和平”；希特勒叫嚷，发动战争是为了“民族自决”。
　　英、法一些国家的首脑也有意歪曲战争的真相：张伯伦叫嚷，发动战争是为了“反对国社主义”；达拉第叫嚷，发动战争是为了“援助波兰”。毛泽东在大战刚一爆发时就立刻指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掠夺”，那些口号“不过为了说得好听起见，为了欺骗人民起见，命令他们的秘书制造出几个别致一点的代名词罢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见《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毛泽东对谎言的欺骗性一语道破。
　　　　　　　　　　　　　　　　　
　　　　　　　　　　　　　　　　　
　　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前，国民党始终实行一党专政，不允许共产党有合法地位。1945 年国共谈判时，国民党说，如果共产党把军队全部交给它，就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实际上是在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论联合政府》）。也是只有一句话，就把国民党的卑鄙用心揭露无遗。
　　　　　　　　　　　　　　　　　
　　在蒋家王朝覆亡前夕，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求和”的条件是“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等等。毛泽东揭露说，蒋介石说的“国家的独立完整”，实质上是“四大家族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国家的‘独立完整’”：“人民的休养生息”，实质上是“已被击败但尚未消灭的中国反动派的休养生息”：“中华民国的法统”，实质上是中国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府的“法统”；至于“人民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则既指中国买办地主阶级“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也指中国劳动人民“被人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评战犯求和》）。毛泽东对蒋介石各种阴谋和祸心的揭露，简洁有力，一语中的。
　　　　　　　　　　　　　　　　　
　　还有一点应该格外加以说明的是，毛泽东喜欢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看待事物和问题，而对立统一地看问题如果“看”得不好，有时就会变成用二无论代替两点论的中庸之道：如果对立的双方都是好的或必要的，或者都是坏的或不必要的，为了两者兼顾，就会使双方并列起来，产生平均对待，不分好坏、是非、主次、轻重的偏向——你有理，他也有理；你无理，他也无理；你正确，他也不错；这是好的，那也不坏……这样看问题，表面看来，十分公允，而这种语言现象在毛泽东的语言中是极为少见的。例如，毛泽东认为，战争中的进攻和防御都不可少，各有各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进攻是主要的（《论持久战》）；从为人民的利益着眼，既需要“大仁政”（指抗美援朝），也需要“小仁政”（指少收税），但从长远利益讲，重点应放在“大仁政”上面（《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文章“长而空”不好，“短而空”也不好，但在战争环境中，首先还是应该禁止写“长而空”
　　的文章（《反对党八股》）；镇压反革命过程中，一是“劲头不足”，二是“草率从事”，都是不良倾向（前者属于右，后者属于“左”），但后者危险性更大，所以尤其应该注意反对（《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对于这样一些对立性的事物，毛泽东从不“骑墙”，观点十分鲜明。
　　　　　　　　　　　　　　　　　
　　③强调说明，免生失误毛泽东的语言中，常常有这种情况：当他阐述某些具体事物或问题时，总的来看，其观点是清楚的，但他往往又对丈句中某些词语或概念再作某种特别的说明，其目的，有的是为了使词语或概念更加准确，补充遗漏，从而使语言和内容增强严密性；此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对该词语或概念作进一步的强调，使之更加明确，让读者或听众更加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他的本来意图，从而使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避免发生失误或偏差。这种说明强调，意思是重复的，甚至能今人产生一种罗嗦之嫌，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任何必要——观点已经很明确，何必再作重复强调？然而，实践证明，这种重复强调是十分必要的。实践过程中，对某种政策、规定或作法，人们似乎已经明确，但在执行政策、规定或作法时，往往就是由于忽略了其中某一两个关键性词
　　　　　　　　　　　　　　　　　
　　　　　　　　　　　　　　　　　
　　语或概念的理解和把握，因而导致严重的失误。所以，这种说明强调，形式上看，属于个别词语或概念的问题，但实质上却属于局部性观点或作法的特别的强调说明和提示，它甚至牵涉到全局性的观点或作法，因而也属于如何使观点更加鲜明的内容，不能忽略。
　　　　　　　　　　　　　　　　　
　　毛泽东所作的这种强调说明，一般也都比较简略，其形式也有两种：有时把强调说明的内容用括号括起来，有时则不用括号。在内容上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对数量上容易被忽略的词语或概念加以说明。
　　例一：
　　　　　　　　　　　　　　　　　
　　　　　　　　　　　　　　　　　
　　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关于健全党委制》）
　　　　　　　　　　　　　　　　　
　　例一：
　　　　　　　　　　　　　　　　　
　　……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从敌军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例三：
　　　　　　　　　　　　　　　　　
　　……（地主富农中）确仍保有大量多余财产（不是少量多余财产）者，则应依照农民要求拿出其多余部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例一中的“有些”与“不是一切”本是同义语，为什么还要用“不是一切”
　　去说明“有些”呢？就是为了不要使人误以为当时“个人包办或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的“领导机关”数量很多，即不要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毛泽东经常用“不是一切”去说明“有一些”、“若干”等模糊性词语或概念（参阅《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等），表示对所举事物中数量的明确强调。例二中用“不是两点”去说明“一点”，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必要；但是，如果不去说明，那“一点”使得不到强调。
　　而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使整个“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运用归于失败。例三的内容是土改中如何处理地主富农财产的政策问题，极容易发生偏差，需要对什么是“大量多余财产”有十分明确的理解，因此很有必要用“不是少量多余财产”去说明“大量多余财产”，当然，其作用仍然是强调。
　　　　　　　　　　　　　　　　　
　　第二，对在性质上容易被忽略的词语或概念加以说明强调。
　　　　　　　　　　　　　　　　　
　　……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关于健全党委制》）
　　　　　　　　　　　　　　　　　
　　这里如果对“重要的问题”不从性质上加以解说和强调，就会忽略何者重要，何者不重要，而一经解释和强调，就会注意考虑在支委会上应该讨论的是哪
　　　　　　　　　　　　　　　　　
　　　　　　　　　　　　　　　　　
　　些问题了。又如：
　　　　　　　　　　　　　　　　　
　　关于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
　　　　　　　　　　　　　　　　　
　　“协助”和“超过”本是两种性质，但一旦“有权”时，“协助”便容易变成“超过”，用“不是超过”来说明一下“协助”，协助时就不会产生“超过”的偏向了。
　　　　　　　　　　　　　　　　　
　　第三，对范围上容易被忽略的词语或概念加以说明强调。
　　例如：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丈中的“还有”，既是说数量有限，也是说仅仅是局部存在，但是它极容易滑到“到处都有”上面去，这个范围不易控制。而毛泽东用“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强调说明，就能引起注意，不会扩大打击面，避免“左”
　　的倾向的产生。
　　　　　　　　　　　　　　　　　
　　第四，对容易发生歧义的词语或概念加以具体说明。例如：
　　　　　　　　　　　　　　　　　
　　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论持久战》）
　　　　　　　　　　　　　　　　　
　　在战争中，什么叫“消灭敌人”？如果从字面上或仅从一般的理解，既可以理解为“完全消灭其肉休”，又可以理解为只是“解除敌人的武装”和“剥夺敌人的抵抗力”，而毛泽东所说的“消灭敌人”的含义，指的仅仅是后者，因此他所做的说明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会发生滥杀俘虏等偏向。
　　　　　　　　　　　　　　　　　
　　以上我们介绍的四种情况的强调说明，对强调说明的内容，毛泽东都加了括号。有时，他也不用括号，而用“……即……”之类的语式作强调说明。
　　例如：
　　　　　　　　　　　　　　　　　
　　我们认为，……对于那些积极地并严重地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和破坏土地改革工作的重要的犯罪分子，即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判处死刑，是完全必要和正当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什么样的犯罪分子是“重要的”？这也是很难把握的标准。毛泽东说，“即那些罪大恶极的”。这里就没有用括号，而是用了一个“……即……”的语式，对“重要的”作了强调说明。这种形式的强调说明，毛泽东用得比较多，可以不必多说。
　　　　　　　　　　　　　　　　　
　　以上评述的，都是比较简略的强调说明。有时，他为了强调说明更为复杂的内容，就要多用一些笔墨。1949 年初，国民党政府要求与共产党和平谈判。我党发表声明，要求和平谈判重要条件之一，是必须逮捕和惩办日本战
　　　　　　　　　　　　　　　　　
　　　　　　　　　　　　　　　　　
　　犯。然而，国民党政府却在不久之前将260 多名日本战犯连同其主犯冈村宁次一起送回了日本。于是毛泽东在《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中说：
　　　　　　　　　　　　　　　　　
　　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你们这件事做得太无道理了，太违反人民意志了。我们现在特地在你们的头衔上加上卖国二字，你们应当承认了。
　　你们的政府很久以来就是卖国政府，仅仅为了节省文字起见，有时我们省写了边两个字，现在不能省了。
　　　　　　　　　　　　　　　　　
　　毛泽东对“政府”之前的“卖国”二字特地作了详细说明，这就使人们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性质认识得更明确了；如果不说明呢，那就可能引不起注意。
　　这个说明，实在是点睛之笔。
　　　　　　　　　　　　　　　　　
　　2.明确地提出问题①善于提出问题观点是文章和讲话的重要内容，问题也是重要内容。凡是“重要的带有指导性的”文章或讲话，都应该是为了解决某一具体问题而写作或发表的，其中有些文章或讲话，就是为了回答革命或工作中提出的具体问题而写作或发表的。
　　　　　　　　　　　　　　　　　
　　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都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所以都明确地提出了具体问题。翻开《毛泽东选集》的目录，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所有文章和讲话的大标题和小标题几乎全部是各种类型的具体问题，或者其中包含着某种具体问题。其中许多文章的大小标题是《关于……的问题》、《……问题》、《关于……》，有的还以设问句形式为题，它们都属于明显的具体问题；还有些标题如《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整顿党的作风》等等，也都明显地看出其中的具体问题。也有些标题，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如《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国民党进攻的真相》等等，实质上其中也都包含着某种具体问题。
　　　　　　　　　　　　　　　　　
　　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在提出总问题之后，常常把它分解为若干小问题。
　　例如，《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这个标题就是一个总问题，正文中又分为“和平问题”、“民主问题”、“革命前途问题”、“干部问题”、“党内民主问题”，以及团结问题等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也是一个总问题，正文中分为“关于单纯军事观点”、“关于极端民主化”、“关于非组织观点”等五个小问题。
　　　　　　　　　　　　　　　　　
　　另外，毛泽东不但习惯于利用文章和讲话的大小标题和开头提出问题，而且在行丈中间也经常随时提出一些问题。例如在各个层次或段落的开头或过渡之处，就每每以设问的方式提出具体问题（关于设问方面的问题，请参阅下文有关内容）。在行文中随时提出的问题，还往往提得十分深刻。例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讲过这样一段话：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国民党对解放区曾发动过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动员了所有的力量，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其残酷性“举世未有”，但军事“围剿”的结果是红军北上抗日的胜利，文化“围剿”的结果是“一二。九”运动的爆发，这两种“围剿”的共同结果是全国人民的觉悟。——毛泽东的这些话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问题：国民党下了那样大的决心，花费那样大的力量和那么多的时间，为什么失败了？为什么红军反而取得了胜利？全国人民和青年学生为什么更
　　　　　　　　　　　　　　　　　
　　　　　　　　　　　　　　　　　
　　加觉悟、更加反对国民党？然而，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最奇怪”的问题：
　　　　　　　　　　　　　　　　　
　　……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毛泽东间接直接提出的这些问题，的确耐人“深长思之”。
　　　　　　　　　　　　　　　　　
　　最后，毛泽东不但善于提出问题，而且善于抓住实质性问题。1942 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一个月中召开了三次，文艺工作者们对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由于“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党内外几十个人发了言，问题自然很多，也很复杂。毛泽东要为座谈会作总结讲话。在这种情况下，他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中心”——“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于这两个问题属于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所以属于实质性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的那篇讲话不但成为当时乃至今天指导文艺工作的重要著作，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性的光辉文献。
　　　　　　　　　　　　　　　　　
　　②善于突出问题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为了使内容鲜明，常常设法使问题得到突出。
　　问题一旦突出，内容自然鲜明。其突出问题的方法，除了随处（包括大小标题）提出问题和随处设问之外，主要就是充分利用开篇总捉法、段首撮要法和详主略次法等。
　　　　　　　　　　　　　　　　　
　　开篇总提法。毛泽东常常把全篇文章或讲话的总问题放在开头作为总提，然后进行分述。
　　毛泽东运用开篇总提法，有时开门见山，例如，《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全篇内容共分为五个部分，其开篇这样说：
　　　　　　　　　　　　　　　　　
　　同志们，今天我想讲的，主要地是一些和晋绥工作有关的问题，然后讲到一些和全国工作有关的问题。
　　　　　　　　　　　　　　　　　
　　这样开篇，提纲挈领，能使人们对全篇讲话的内容“一听了然”。毛泽东运用这种方法提问题的情况很多，特别是他那些篇幅较长的文章和讲话，总是习惯于运用这种方怯，诸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等，就都运用了这种总提法。尽管其中有时也对总提的问题作一些简要说明，但总的看，还是属于开门见山的形式。
　　　　　　　　　　　　　　　　　
　　毛泽东运用开篇总提法，有时并不直接，往往与排除法和扬抑法结合起来，这样作更能使提出的问题得到突出。例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开头的有关部分是这样的：
　　　　　　　　　　　　　　　　　
　　关于这个战争（指必须进行的长期的抗日战争——引者）的各方面问题，我们已经说得很多。抗战以来的经验，我们也总结了；当前的形势，我们也估计了；全民族的紧急任务，我们也提出了；用长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的战争的理由和方法，我们也说明了；国际形势，我们也分析了。
　　那末，还有什么问题呢？同志们，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
　　　　　　　　　　　　　　　　　
　　　　　　　　　　　　　　　　　
　　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
　　　　　　　　　　　　　　　　　
　　这篇报告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它是长期抗日战争“各方面问题”中的一个，并与“各方面问题”存在着密切联系。毛泽东为了在这篇讲话中突出要讲的中心问题，先把“抗日以来的经验”、“当前的形势”等五个“各方面问题”排除出去。这样的总提，虽然开始时没有一下子提出那个中心问题，但显然更突出了那个中心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总的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即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包括“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动向问题”），但其开篇总提也没有一下子提出这个问题：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叉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因此，趁着《中国文化》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
　　　　　　　　　　　　　　　　　
　　“欣欣向荣的气象”，是为一扬，“打入闷葫芦里了”是为一抑。全文总的问题就是随着这一扬之后的一抑而提出来的。这就是开篇扬抑总提法。《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的开头，也运用了这种方法：
　　　　　　　　　　　　　　　　　
　　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关于这件事，《解放日报》曾多次讨论，今愿更有所说明。
　　　　　　　　　　　　　　　　　
　　这篇文章的总问题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即“精兵简政”）。开始表扬了“许多根据地的党”，特别着重表扬了“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这是扬；然后又批评了“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这是抑；随着抑，最后才提出了要“说明”这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总问题。这种扬抑总提法也很典型，它已为许多人所熟悉和运用。由于这种技巧开始时一般都要先说一些赞誉性的话，然后用“但是”之类的词语一转，就开始批评或反驳，所以有人把这种讲话技巧说成是“‘但是’后面大作文章”。
　　　　　　　　　　　　　　　　　
　　段首撮要法。这种方法是把每一相对独立的段落内容归纳为一个小问题或小主题（这个小问题或小主题也可以称为“段旨”），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句子或词组，并把它置于该段的开头。由于这样的句子或词组，既能概括该段的内容，又属于全篇或某些较大层次的分论点或分问题，故能使文章或讲话的内容条理清晰。毛泽东经常运用这种技巧。由于技巧方法已为人们所常见、常用，比较熟悉，故可从略。
　　　　　　　　　　　　　　　　　
　　详主略次法。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一般情况下，各个层次或段落的篇幅都比较匀称、均衡、和谐。但也并不尽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情况也不少。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大多数小标题下（每
　　　　　　　　　　　　　　　　　
　　　　　　　　　　　　　　　　　
　　一个小标题下均可视为一个段落）都不少于1000 字，而有的小标题下字数却很少，仅仅有100 字到200 字。他根据什么决定各个层次或段落的长短呢？
　　除了根据全篇整体布局（如开头和结尾两大层次要短，中间层次要长）、考虑读者需要等各种因素的需要以外，主要就是根据内容的轻重：对反映观点（特别是主题）或问题（特别是中心问题）必要者则详，反之则略。例如，《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在讲“两套办法”一节时，对坚决抵抗日本进攻这套办法讲得极详，共有八种情况（即“八大纲领”），约占这一节的七分之六；而对不抵抗的这套办法，则讲得极略，虽然也列了八种情况，但仅用了八个“不是……而是……”这样的复句句式来阐述，字数仅约占七分之一。因为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是前者，它与“如何反对日本进攻”这个中心问题有直接关系。
　　　　　　　　　　　　　　　　　
　　如果两个问题或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反映中心观点或中心问题所必要的，那么毛泽东则详写其中更为重要的那个问题或问题的那个方面，对另一问题或问题的另一方面则略写之。例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涉及到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个小问题。它们都与“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这个总问题”密切相关。但是，由于毛泽东认为，政治标准重于艺术标准，故对政治标准的内容作了详细阐述，而对艺术标准内容的阐述，则较为简略。又如，在《矛盾论》一文中，分析矛盾的法则，先略谈矛盾的普遍性，仅用一小节，约2，700 余字；后详谈矛盾的特殊性，共用两大节，约13，000 余字。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矛盾法则的两个基本侧面，可是，要想真正理解和把握矛盾法则，主要的是把握后者，而不是前者，所以，后详而前略。他的这种详主略次法，实际上是抓住了重点，即抓住了主要矛盾或主要矛盾方面，所以很容易使他的文章和讲诺的内容，得到鲜明的突出。
　　　　　　　　　　　　　　　　　
　　当然，毛泽东也往往运用某种方法来突出文章和讲话中的分问题或分观点。抗日战争开始，立即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策略问题之一，也是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分问题之一。
　　这就需要论及统一战线及其关系密切的关门主义问题。然而与关门主义问题相关者，还有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关系，冒险主义将来要发生的危险后果等问题，等等，可是，这些问题并不是重点，于是，作者这样说：
　　　　　　　　　　　　　　　　　
　　这里不来说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关系，也不来说冒险主义在将来大的时局开展中可能发生的危险性，这点等到将来再说不迟。这里只说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正相反对的两个不同的策略。
　　　　　　　　　　　　　　　　　
　　显然，这里也是运用排除法突出了作者要作重点论述的统一战线及其密切相关的问题。
　　　　　　　　　　　　　　　　　
　　毛泽东有时还运用衬垫法来突出文章和讲话中的分问题或分观点。1948年8 月西北野战军大量歼灭敌军，并转入大反攻，战绩辉煌。毛泽东在论述其原因时说：
　　　　　　　　　　　　　　　　　
　　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前线领导同志们的坚决的、灵活的指挥，后方领导同志们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协助，以及敌军比较孤立，地形有利于我等项，都是应当指出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
　　　　　　　　　　　　　　　　　
　　　　　　　　　　　　　　　　　
　　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
　　　　　　　　　　　　　　　　　
　　这次胜利，原因有主、客观多种因素，作者开始罗列出四项，但它们不是论述的重点问题，而仅仅是用来为那个“最值得注意的”原因——“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的整军运动”作铺垫的。这些铺垫，也确实把那个分问题“垫”得很高。这样突出主要问题的方法，既突出了主要内容，增强了鲜明性，而且也避免了片面性。
　　　　　　　　　　　　　　　　　
　　3.明确的针对性明确的针对性也是毛泽东语言鲜明性的一个特点。
　　　　　　　　　　　　　　　　　
　　毛泽东语言内容所具有的针对性，主要体现在紧密地联系现实的具体实际上面；而所谓“紧密地联系现实的具体实际”，实质上就是为现实的具体实际服务。因此，为现实的具体实际服务，就是毛泽东语言内容的针对性问题。
　　　　　　　　　　　　　　　　　
　　中国古文论中有一条传统性准则：文为有所为而作。这个准则，也就是白居易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
　　就是说，文章和文艺作品都要因时因事而写，不可作无病呻吟之举。毛泽东切实地实践了这一准则。他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曾经说过：“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选集》（1—4卷）第2 版的159 篇文章和讲话的各种具体文体中看出个大概。
　　　　　　　　　　　　　　　　　
　　在159 篇文章和讲话中，除了个别篇章以外，基本上都属于论说性的文字，其中有社论、评论、学术论文、纪念性论文、宣传材料（包括提纲）、决议、决定、总结、讲话（包括演讲、谈话）、答记者问、开会词、会议报告、情况报告、调查报告、通知、布告、电报、党内通信、命令、指示、宣言、声明、广播稿、发刊词、序跋、教材。当然这些具体文体中，也有交叉，如答记者问属于谈话，有的演讲也属于学术论文，等等。这接近30 种的具体文体，实用性都很强，且一般所说的应用文在数量上占有很大比例，它们的实用性就更强。由此可见，毛泽东写文章或做演说，其目的都在于应用，即为有所为而作，因而都是为现实的具体实际服务，这是十分突出的。
　　　　　　　　　　　　　　　　　
　　即使是理论层次较高的学术论文，毛泽东也都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的实际的具体问题而写作，没有一篇是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没有一篇是空对空的。例如，他在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内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吸取过去革命斗争的宝贵经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看作教条，生吞活剥马克思、列宁等人书籍中的片言只语，去吓唬人们；还有一部分带有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局限于自身局部的经验，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只知辛辛苦苦盲目地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有教条主义思想的人，由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同志，因此在1931—1934 年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毛泽东正是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去揭露和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才先后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哲学论文（据《实践论》和《矛盾论》题解）。
　　其他诸如《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学术论文，也都是毛泽东为了及时解决各个时期革命和工作中有关方面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而写作的，因而其针对性都很明显。至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哲学论文，由于它原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这份公文中所拟写的开头一段文字（它是作为这份公文的指导思想写进去的），其内容就更紧密地与当时的具体实际相关联。
　　　　　　　　　　　　　　　　　
　　以上是仅就题目或中心内容紧密联系具体实际来评述毛泽东语言的针对性的，其实，他对于具体内容的选择，也十分注意尽可能与现实的具体情况紧密地联系起来。例如，1937 年10 月19 日他在延安作的《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其内容选择的角度就是这样。一般人论鲁迅，或者论他的文学艺术技巧，或者论他的学术贡献；然而毛泽东却紧密结合当时国内抗日战争形势和需要与陕北公学急待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来论“鲁迅的精神”。因为这是当时最大、最迫切的具体实际。由于毛泽东选择了这样角度的内容，才使这篇讲话产生巨大的现实的指导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确是“文为有所为而作”的典范。
　　　　　　　　　　　　　　　　　
　　另外，毛泽东还特别注意选择最新的材料，这样做，也有利于紧密联系实际，增强针对性。例如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当我在这里作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经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二百二十万人以上”。这是最新的材料。这种情况，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随处可见。
　　　　　　　　　　　　　　　　　
　　总之，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特别是收到《毛泽东选集》中的那些文章和讲话，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他所经历和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种具体实践活动的真实纪录，也可以被看作是与国内外敌人和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结果。因此，他的文章和讲话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
　　　　　　　　　　　　　　　　　
　　　　　　　　　　　　　　　　　
　　二鲜明性的句法技巧
　　　　　　　　　　　　　　　　　
　　毛泽东鲜明性的句法技巧，主要运用了对比法、重复法、设问法、诘问法、增色法等。
　　　　　　　　　　　　　　　　　
　　1.对比法（含层次、段落对比法）
　　对比法属于句法修辞的范畴，但它也可以扩大到层次间和段落间运用。
　　下面对他运用的对比法加以综合评述。
　　　　　　　　　　　　　　　　　
　　①运用对比法的种类毛泽东运用对比法的种类比较繁杂，这里仅介绍两体对比法、两面对比法、单纯对比法、复杂对比法。
　　两体对比法。这是把两种相对或相反的人或个体事物等进行对照、比较的技巧。例如，1939 年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也有人“不加思索地称他们做朋友”，但他们是唐朝宰相李林甫那样的“口蜜腹剑”式的假朋友，而斯大林则是“拿真正的同情绪我们”，“把我们当做弟兄看待”的真朋友（《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这是两种相反人物的两体对比。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用政治标准评价文艺作品时，毛泽东说：
　　　　　　　　　　　　　　　　　
　　……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这是两种文艺作品（一好一坏）即两种相反事物的两体对比。
　　　　　　　　　　　　　　　　　
　　两面对比法。是把同一人或事物相对立的两个侧面作对比的技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有这样的话：
　　　　　　　　　　　　　　　　　
　　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
　　　　　　　　　　　　　　　　　
　　“阳奉”、“口是”和“当面说得好听”，与“阴违”、“心非”和“背后又在捣鬼”，是同一种人在不同环境条件中两种相反的表现。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讲，党的“幼年时期”“幼稚”，而在“战争时期”
　　“成熟”，这是同一种事物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像这样同一种人在不同环境条件下或同一事物在不同阶段中的表现的对比，都属于一体两面对比。
　　　　　　　　　　　　　　　　　
　　单纯对比法。如果只有一组对象进行一次对比，则属于单纯对比。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由于其中只有群众是英雄和我们自己幼稚可笑这样的一组对象的一次对比，故属于单纯对比。
　　　　　　　　　　　　　　　　　
　　复杂对比法。复杂对比法与单纯对比法正好相对，它一般由一组整体对比或两组以上的对比构成，故也称多重对比法或连续对比法。例如：
　　　　　　　　　　　　　　　　　
　　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反对自由主义》）
　　　　　　　　　　　　　　　　　
　　　　　　　　　　　　　　　　　
　　这是对一种人两种思想方法的对比，其中包括两组对比：一种是这种人自己的言与行的对比，一种是这种人对己与对人的两种态度的对比。这样连续对比，有利于全面表达内容，并且增强内容的分量。
　　　　　　　　　　　　　　　　　
　　这种情况的对比，虽然属于复杂对比，但还比较简单；另外有些情况更复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把民族统一战线和关门主义这正反两个策略放在一起进行具体对比，他是这样说的：
　　　　　　　　　　　　　　　　　
　　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
　　一个说，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下面是一段很长的议论文字，详细
　　　　　　　　　　　　　　　　　
　　阐述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主张，并对关门主义作了批评——引者）
　　一个则说，这些批评都是不对的。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下面的议论也较长——引者）
　　　　　　　　　　　　　　　　　
　　这节文字也是由两组对比构成的连续对比，前一组对比（“一个要……”与“一个则……”）是两种策略的概括性对比，后一组对比（“一个说……”
　　与“一个则说……”）是两种策略的具体对比。显然，这种情况的对比，更为复杂。
　　　　　　　　　　　　　　　　　
　　像上面这种多组的复杂对比，对比的双方衔接成对；还有一种复杂对比，却不是这样。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分析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中国会最后胜利的问题时，把日本情况和中国情况作了对比，这是使两个大的对象进行对比，其中每一个大的对象都包括四种具体情况：
　　　　　　　　　　　　　　　　　
　　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东方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军力、经济和政治组织力都是一
　　　　　　　　　　　　　　　　　
　　等的；第二，它进行的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第三，它是小国，人力、军力、财力和物力都很缺乏；第四，它在国际上失道寡助。
　　中国方面：第一，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是弱国；第二，它进行的战争具有正义性、进步性；第三，它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资源和兵员充足；第四，它得道多助。
　　这是中国和日本两个大的对象的整体对比，其中每一个大的对比对象中
　　　　　　　　　　　　　　　　　
　　都有一组四个小的内容，两个大的对象中每一个小的内容依次遥相对应，都分别形成一组小的对比，这样小的对比共有四组。通过这样的对比，看得出日本方面有一长三短，中国方面则有一短三长，因而毛泽东据此引出抗日战争必将是持久战和中国必胜的结论。由于这种对比法更加具体，故很容易使分析深入，得出正确的结论。
　　　　　　　　　　　　　　　　　
　　②对比法的灵活运用毛泽东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随处运用对比法。句内、句与句间、段与段间、层次与层次间，甚至整篇内容和标题间也常常运用对比法。
　　句内与句间对比。又分为单句内的词语对比和复句内的单句对比。例如：
　　　　　　　　　　　　　　　　　
　　　　　　　　　　　　　　　　　
　　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句内“真的、善的、美的”与“假的、恶的、丑的”一一相对，它们都属于复杂对比中的词语对比。
　　　　　　　　　　　　　　　　　
　　……这种进攻（指游击战的进攻——引者）必须是奇袭，大摇大摆大吹大擂地暴露自己，是较之正规战更加不能许可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是一个复句，前一个分句游击战中的“奇袭”与后一个分句游击战的“大摇大摆大吹大擂地暴露自己”构成正确与错误的两面对比，这是复旬中两个分句的对比。
　　　　　　　　　　　　　　　　　
　　……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新民主主义论》）
　　　　　　　　　　　　　　　　　
　　这也是一个复句，“不依靠主观的夸张”与“依靠客观的实践”这两个分句构成了两面对比。
　　　　　　　　　　　　　　　　　
　　上文提到的“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与“一个则要依靠单兵独马……”，它们是相对独立的两个句子，故属于句子间的强烈对比。
　　　　　　　　　　　　　　　　　
　　段间对比。段间对比都在某一较大层次中进行，所以实际上这是层次中对比。毛泽东经常运用这种对比。例如，《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第三节（即第三个大的层次），其内容是要端正学习态度，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态度。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态度和主观主义学习态度联系起来，但又分为两个段落对比来谈：先谈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后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态度。这就形成了两个段落间的鲜明对比。
　　　　　　　　　　　　　　　　　
　　这种情况，在《论联合政府》中也存在不少。例如在“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这个较大的层次中，共有11 个小节，其中有7 个小节（也可视为较小的层次）都属于两个段落间对比性的文字：“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个小节是共产党积极抗战与国民党消极抗战两条路线的对比：“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这个小节是国共两党两条路线发展过程的对比：“两个战场”这个小节是战争中共产党战场和国民党战场两个战场情况的对比：“中国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是两个小节（也可视为两个段落），是解放区现状及其进步的根据与国统区衰败及其根据的对比：“比较”这一小节是根据人民战争和反人民战争两条路线的两种结果的对比：“两个前途”这个小节是根据上述各小节的对比，对今后中国好坏两种前途预测的对比。这些对比，都是相对独立的两个段落间的对比。
　　　　　　　　　　　　　　　　　
　　全篇对比。毛泽东有时还把对比法扩用到全篇。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全文共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坚决抗战与退让妥协“两种方针”的对比：第二部分是坚决抗战的办法（即“八大纲领”）
　　与退让妥协办法“两套办法”的对比；第三部分是光明与黑暗“两个前途”
　　的对比；第四部分“结论”，也是对比：因为它是对上述“两种方针”、“两
　　　　　　　　　　　　　　　　　
　　　　　　　　　　　　　　　　　
　　套办法“和”两个前途“的总结，主张第一种方针、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否定第二种方针、第二套办法，反对第二个前途。就是说，这篇文章全篇都是对比。
　　　　　　　　　　　　　　　　　
　　另外，人们都熟悉的《致徐特立》那封信，其主体内容也都是对比。它把徐老困难时期入党、对待工作和困难的积极态度、虚心好学、纯净的胸怀、联系群众、遵守纪律、大公无私、高度的责任心等八个方面的高尚品质，都分别与其相反方面的低劣品质联系起来，进行鲜明对照。这也是全篇运用对比法的范例。
　　　　　　　　　　　　　　　　　
　　毛泽东除了在正文中运用对比法以外，还在文章和讲话的标题（包括小标题）中运用对比法。诸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糟得很’和‘好得很’”，就属于对比性的小标题。
　　　　　　　　　　　　　　　　　
　　毛泽东对对比法的灵活运用，除了随处运用之外，还体现在把对比法与映衬法、对偶法合用上面。
　　　　　　　　　　　　　　　　　
　　对比法与映衬法合用。请看下面一句话：
　　　　　　　　　　　　　　　　　
　　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这句话中，“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两个事物对比，但这两个事物并不是相反的，而是相对的，全句意思是说，做到后者难，但做到前者更难。说后者难，是为说前者更难作的铺垫。所以，这句话既有对比的因素，也有映衬的因素。再如：
　　　　　　　　　　　　　　　　　
　　撼山易，撼解放军难。（引1967 年8 月25 日《解放军报》）
　　　　　　　　　　　　　　　　　
　　句中“撼山易”和“撼解放军难”，一易一难，构成了鲜明对比；但仔细分析，其内容也并非完全对立。整个句子意思是说，撼山难，撼解放军更难，因为撼山也并不易，只是说撼山比撼解放军易罢了。因此，说“撼山易”只是说“撼解放军难”的衬垫。这句话也是对比法与映衬法的合用。
　　　　　　　　　　　　　　　　　
　　对比法与对偶式合用。请看下面两则例句。
　　　　　　　　　　　　　　　　　
　　例一：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词》）
　　　　　　　　　　　　　　　　　
　　例二：
　　　　　　　　　　　　　　　　　
　　重复地说，理论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
　　　　　　　　　　　　　　　　　
　　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理论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
　　　　　　　　　　　　　　　　　
　　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实践论》）
　　　　　　　　　　　　　　　　　
　　例一是两种态度及其结果的鲜明对比，但前后两个分句的字数相等，“虚心”
　　和“骄傲”、“进步”和“落后”对仗工稳，故又属于对偶式。其实，对偶式中所有的“反对”，均属于对比法与对偶式合用。例二中两个分句中的“感性的……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和“理论的……全体的、本质
　　　　　　　　　　　　　　　　　
　　　　　　　　　　　　　　　　　
　　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这两个偏正词组的结构相同，且其中的”感性的“和”理论的“、”片面的“和”本质的“、”外部联系的“和”内部联系的“
　　对偶因素明显。所以，这也属于对比法与对偶式合用。不过，这两则例子中字面都有重复，其对偶也只是宽式对偶。
　　　　　　　　　　　　　　　　　
　　2.重复法①运用重复法的种类毛泽东运用重复法的种类，如果从连续性角度划分，则可以分为连续重复法和间隔重复法；如果从重复字面的结构角度划分，则可以分为单词重复法与词组和短语重复法。
　　　　　　　　　　　　　　　　　
　　连续重复法。这是使重复的字面紧相连接的一种重复法。1949 年8 月，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也已失去控制，美国国务院公开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和国务卿艾奇逊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封信。这本白皮书和这封信的内容，除了为他们侵略中国、扶蒋反共政策失败辩解，进一步诬蔑中国革命以外，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资产阶级身上，鼓励尚相信美国但又有爱国心的中国的那些“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马克思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认为那些“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对此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以为这是一种“鼓励”，但对于那些“民主个人主义者”来说，很可能是“一瓢冷水”，因为相信美国什么都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会怎样想呢？“那么好”的美国，“不和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干这些混账工作，而且公开地发表出来，丢脸，丢脸！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那些“民主个人主义者”，当时由于既相信美国，又有爱国心，自然希望美国不要干蠢事，即不要反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局”，但是美国不仅干了蠢事，而且在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中公布出来，这就不但不是对他们的“鼓励”，而且必然使他们为此而感到“丢脸”。这里，毛泽东把两个“丢脸”放在一起连用，反映出那些“民主个人主义者”们羞愧难当的心情，很是得体。这就是连续性重复。
　　　　　　　　　　　　　　　　　
　　毛泽东常常在感情较为激动的情况之下运用重复法。例如，毛泽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其上升时期曾经是革命者，是真老虎，但它们终究是“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说到这里，毛泽东动了感情，接着说：“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题解）毛泽东在阐述那些“真老虎”终将转化为“纸老虎”时，越说越带感情，于是就用了“成千成万！成千成万！”这样的连续重复，来充分抒发他那强烈的感情。
　　　　　　　　　　　　　　　　　
　　在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这种连续性重复法用得不是很多，运用得较多的，是间隔重复法。
　　间隔重复法。这是在不同句子或段落中多次出现字面重复的技巧。例如：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这是一个分总复句，“我们应当相信”一语重复出现在两个分句当中，并不相接。这就是间隔重复法。
　　　　　　　　　　　　　　　　　
　　　　　　　　　　　　　　　　　
　　毛泽东运用重复法重复的字面的次数，往往不止于两次、三次，有时甚至重复四次、五次以上：
　　　　　　　　　　　　　　　　　
　　他们（指反共顽固分子——引者）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还是顽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这里的“顽固”出现了三次。
　　　　　　　　　　　　　　　　　
　　……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这里的“没有”共出现了四次。
　　　　　　　　　　　　　　　　　
　　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文里，毛泽东指出，当时抗日根据地开展的生产运动中存在着九种错误倾向，都需要扭转，他在阐述每一种倾向时，都使用了“……是错误的”同一种句式，例如阐述第一种错误倾向时是这样说的：“在生产运动中，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其他八种错误倾向的表示语式都与此相同。这一段话中“是错误的”一语共出现了九次，并且都是间隔性的重复。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运用间隔重复法都使重复的字面按照一定的规律出现：有的都在句首，有的都在句中，有的都在句尾，有的都在段首，有的都在段尾，等等（关于这些具体情况，请参阅下文关于“重复法的灵活运用”
　　一节的有关内容）。即使在同一句子中的词语间隔重复，往往也是有规律的。
　　例如，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人民的逻辑”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敌人的“逻辑”中，“捣乱”
　　和“失败”交替出现，各出现两次；人民的“逻辑”中，“斗争”和“失败”
　　也是交替出现，“斗争”出现三次，“失败”出现两次（《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间隔重复的规律性非常明显。
　　　　　　　　　　　　　　　　　
　　从文字相互重复的衔接性角度看，重复法分为连续重复法和间隔重复法两种；但从重复字面的结构角度看，重复法又可以分为单词重复法与词组和短语重复法两种。
　　　　　　　　　　　　　　　　　
　　单词重复法。这种重复法，重复的字面都是单词。
　　例一：
　　　　　　　　　　　　　　　　　
　　　　　　　　　　　　　　　　　
　　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出并正在继续涌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例二：
　　　　　　　　　　　　　　　　　
　　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引1966 年8 月20日《人民日报》）
　　　　　　　　　　　　　　　　　
　　　　　　　　　　　　　　　　　
　　例一中的“他们”共间隔出现四次，例二中的“群众”共间隔出现三次。“他们”和“群众”都是单词，故这两则例子都是单词重复法的运用。
　　　　　　　　　　　　　　　　　
　　词组重复法。如果重复的字面是词组和短语，则属于词组和短语重复法。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论“学习”的主观主义态度的害处和影响时，共谈了三个方面，其具体表述如下：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这节文字中，有三个句子，反映主观主义学习态度三个方面的害处和影响，每一个句子的前面都用“在这种态度下”这个短语作状语。这种重复法，就属于短语重复法。又如：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这段话中两次出现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也属于短语，所以是短语重复法；两次出现的“作风”，则是单词，这又是单词重复法。
　　　　　　　　　　　　　　　　　
　　②重复法的灵活运用毛泽东运用重复法也很灵活。其中既有句首重复，句中重复，句尾重复，句首和句尾均重复，又有段首重复，段尾重复；另外，他还把重复法与对偶法、排比法、层递怯等结合起来运用。
　　　　　　　　　　　　　　　　　
　　句首重复。请看下面的例文：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
　　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这些人不怕困难，……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引1967年3 月30 日《解放军报》）
　　　　　　　　　　　　　　　　　
　　这是一组总分式复句。其中七个分句重复出现的七个“这些人”，都是总提中“一大批人”的复指成分，并且都置于各个分句的句首。这就是句首重复。
　　句中重复。这种重复，其重复的字面不在句子的首尾，而在句子的中间部分：
　　　　　　　　　　　　　　　　　
　　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被压迫民族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
　　　　　　　　　　　　　　　　　
　　这是层递的三个句子，由于每个句子的中间都出现了“必然能够战胜”这样的字面，所以这是句中重复。
　　　　　　　　　　　　　　　　　
　　　　　　　　　　　　　　　　　
　　句尾重复。请看下面的例子：
　　　　　　　　　　　　　　　　　
　　（美国）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友谊”，还是侵略？》）
　　　　　　　　　　　　　　　　　
　　“他算一项‘友谊’的表示”一语在三个句子中都出现了，并且都在句子的末尾，所以这是句尾重复。
　　句首与句尾重复。这有两种具体情况，一种情况是句首与句首重复，句尾与句尾也重复。例如，1951 年根据当时的形势，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希望我国人民好好地自己团结一致，并好好地和我们的苏联盟友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团结一致，……（《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
　　　　　　　　　　　　　　　　　
　　从内容角度说，这是一个由四个分句构成的层递句式（这四个分句中的四个概念——“自己”、“苏联盟友”、“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其内容范围，一个比一个大），每个分句的开头部分都有“好好地”字面重复，每个分句的末尾都是“团结一致”，也互相重复。这可以视为句首与句首重复，句尾与句尾也重复的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在一个句子中，其本身的句首与句尾相互重复。
　　例一：
　　　　　　　　　　　　　　　　　
　　不懂就是不懂，……（《论人民民主专政》）
　　　　　　　　　　　　　　　　　
　　例二：
　　　　　　　　　　　　　　　　　
　　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引1967 年7 月29 日《文汇报》）
　　　　　　　　　　　　　　　　　
　　上面两则例子，每一个句子的句首与句尾都是重复的，其形式有如回文式，句子的两头重复，也具有一种回环美；但它们不是回文，因为它们重复的字面并没有词序反迭的现象出现，完全是一种重复。
　　　　　　　　　　　　　　　　　
　　此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那就是综合了上述两种具体重复的情况。例如：
　　　　　　　　　　　　　　　　　
　　……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引1966年8月20 日《人民日报》）
　　　　　　　　　　　　　　　　　
　　这三个分句，每一个分句的句首与句尾重复，同时三个分句的句首与句首、句尾与句尾也都重复，使得这组重复句子中文字的重复量大大超过了非重复
　　　　　　　　　　　　　　　　　
　　　　　　　　　　　　　　　　　
　　量。这是极少见的奇特的语言现象。
　　　　　　　　　　　　　　　　　
　　段首重复。在《论联合政府》关于“人民战争”这个内容的较小的层次中，上文讲的是当时（1945 年4 月）党的正规军队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下文接着分为三个段落（更小的层次）阐述党的正规军“有力量”的三个方面的根据或原因，其每一个段落的开头文字都是这样的：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
　　　　　　　　　　　　　　　　　
　　由于这三个段落都用“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开头，就对这个军队“有力量”作了格外的强调。另外，其中第一个段落的内容，即“这个军队有力量”
　　的第一个根据或原因，是这个军队“唯一的宗旨”——“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具体阐述“唯一的宗旨”的积极作用时，作者又分为五个自然段，从五个方面进行阐述，这五个自然段的开头，又都使用了同样的状语：
　　　　　　　　　　　　　　　　　
　　在这个宗旨下面……
　　　　　　　　　　　　　　　　　
　　这又是五个重复的字面。这样做，自然也突出了“这个军队的宗旨及其作用”。
　　　　　　　　　　　　　　　　　
　　段尾重复。在《民众的大联合》（二）一文中，有这样两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是讲农夫们“小联合”的必要性，同时提出一些要求解决的实际问题，其末尾一句是：“应该和我们的同类（指农民——引者）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解答。”另一个自然段是讲工人的“小联合”的必要性，同时也提出一些迫求解决的问题，末尾一句是：“不可不和我们的同类（指工人——引者）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这两个自然段的末尾字面，基本上是重复的。
　　　　　　　　　　　　　　　　　
　　下面评述重复法与对偶式、排比式、层递式等结合运用的具体情况。
　　　　　　　　　　　　　　　　　
　　重复法与对偶式合用。例如：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引《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文中前后两个分句中的“一天天”是重复，“敌人”和“我们”、“烂下去”
　　和“好起来”是明显的对偶（反对）。这种重复法与对偶式合用的情况（其中有明显的对比式），在毛泽东运用的重复句中，并不少见。
　　　　　　　　　　　　　　　　　
　　重复法与排比式合用。这种情况更为普遍，毛泽东运用的许多重复句都同时属于排比句。这从上面列举的个别例子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了更明确他说明这个问题，再看一个例子：
　　　　　　　　　　　　　　　　　
　　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这段话中，有两组排比句：“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前者“执行”共出现三次，后者“一致”共出现四次。这是明显的重复法与排比式合用。
　　　　　　　　　　　　　　　　　
　　　　　　　　　　　　　　　　　
　　重复法与层递式合用。毛泽东的语言中，这种情况也时有出现。如上面提到的《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一文中那则例子，就是一则典型。
　　　　　　　　　　　　　　　　　
　　3.设问法在毛泽东所有的文章和讲话当中，他所运用的修辞手法，设问法是相当多的。据粗略的统计，在《毛泽东选集》（1—4 卷）中，设问句不少于400句。特别是在他的演说或讲演中，设问句出现得更多。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全篇仅5，600 余字，就有30 多句设问句；《必须制裁反动派》，全篇仅2，100 余字，设问句竟达21 句之多。即使在学术论文中，毛泽东也格外喜欢设问，如《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各有设问句20 多句。因此，要想学习毛泽东的语言艺术，不能不熟悉他运用设问法的各种技巧。
　　　　　　　　　　　　　　　　　
　　①运用设问法的种类毛泽东运用设问法的种类繁多，应有尽有。其中除单一设问法（仅发问一次的技巧）之外，有连续设问法（连续设问法又包括总分设问法、并列设问法、重叠设问法）、两面设问法；另外，从问答关系的角度看，除一问一答法之外，还有一问多答法、多问一答法、连问连答法。
　　　　　　　　　　　　　　　　　
　　总分设问法。这是先作一总提性的设问，接着分为两个以上的分问题连续设向的一种设向法。例如：
　　　　　　　　　　　　　　　　　
　　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一段话，连续四问，头一向“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是总提设问，后面关于“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三问都是分问。这就是总分设问法。又如：
　　　　　　　　　　　　　　　　　
　　国民党统治者面前摆着这些反常的状况（指国统区各种腐败状况——引者），怪谁呢？怪别人，还是怪他们自己呢？怪外国缺少援助，还是怪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腐败无能呢？（《论联合政府》）
　　　　　　　　　　　　　　　　　
　　这段话中有三个问号，实际上是五个设问句。“怪谁呢？”这是总提设问；它的后面是两组四问，对于总提设问来说，它们都是分问。所以，这也是总分设问法。
　　　　　　　　　　　　　　　　　
　　并列设问法。这是把两个以上内容并列的设问句放在一起的一种设问法。例如：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是并列的两个设问句：前面是关于“普及”和“提高”的设问句，后面是关于二者关系的设问句。又如：
　　　　　　　　　　　　　　　　　
　　这个党内刊物定名为《共产党人》。它的任务是什么呢？它将写些什么
　　　　　　　　　　　　　　　　　
　　　　　　　　　　　　　　　　　
　　东西呢？它和别的党报有些什么不同呢？（《〈共产党人〉发刊词》）
　　　　　　　　　　　　　　　　　
　　由于《共产党人》这个杂志的“任务”、“写些什么东西”（即内容）、“和别的党报有些什么不同”（即特点）这三个问题是并列的，故这三个设问句也属于并列设问句。
　　　　　　　　　　　　　　　　　
　　重叠设问法。这种设问法，一般连续两次设问，但其设问的内容是一致的（即意思重复），其答案只有一种。不过，其内容必然是一个较为抽象，另一个较为具体：
　　　　　　　　　　　　　　　　　
　　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一个是“光明的中国”，一个是“黑暗的中国”——引者），那末，我们的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两个中国之命运》）
　　　　　　　　　　　　　　　　　
　　“怎样做”和“任务是什么”这两个问题的内容基本一致，因此只能有一个答案，但是，前者比较具体，后者比较抽象。又如：
　　　　　　　　　　　　　　　　　
　　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青年运动的方向》）
　　　　　　　　　　　　　　　　　
　　“革命的性质”和“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的内容也是一致的，不过前者比较抽象，后者比较具体。
　　　　　　　　　　　　　　　　　
　　为什么要同时提出两个内容一致的问题呢？这也属于针对性的问题。这样的设问，主要是为了针对不同的读者或听众对象。当时，延安的读者和听众的文化水平、理解能力都不一样，毛泽东对同样内容的问题的提出，既有抽象的，也有具体的，这就适应了不同层次读者或听众的需要。因此，这种设问法的运用，有时是十分必要的。
　　　　　　　　　　　　　　　　　
　　两面设问法。这种设问法，是同时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发问，因此也有人称之为“正反问”。这种设问法常用“是不是”（“是否”）、“好不好”、“会不会”（“会否”）、“能不能”（“能否”）、“对不对”（“对否”）、“行不行”（“可不可以”、“可否”）等字样发问。例如：
　　　　　　　　　　　　　　　　　
　　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会丧失党的威信？”和“不会丧失党的威信？”
　　正反两个问题。这就是两面设问法。
　　　　　　　　　　　　　　　　　
　　运用两面设问法，有时只从一个方面回答，有时需要从两个方面都作回答。1956 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将来搞了几个五年计划，有了经验，是不是还会犯错误呢？还会犯的。
　　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
　　　　　　　　　　　　　　　　　
　　是不会犯错误？是还会犯错误？这是两个相反的问题，但毛泽东仅作了肯定
　　　　　　　　　　　　　　　　　
　　　　　　　　　　　　　　　　　
　　的回答。又如，在同一篇讲话中，毛泽东又说：
　　　　　　　　　　　　　　　　　
　　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这里开头两个问号的设问，内容基本相同，属于重叠设问，可以只有一组答案；由于其中有“灵不灵”和“可不可以”的字样，故又属于两面设问，对这两面设问，毛泽东是从两个方面回答的：一方面，他否定了十月革命“不灵”和不应该作为“模范”，另一方面，则肯定了十月革命“还灵”和还应该作为“模范”。
　　　　　　　　　　　　　　　　　
　　这种两面设问法的好处是，便于具体分析和阐述具体问题，从而揭示问题的
　　　　　　　　　　　　　　　　　
　　本质。
　　下面具体评述毛泽东运用的一问多答法、多问一答法和连问连答法。
　　一问多答法。一次设问，作两次以上的回答，这就是一问多答法。毛泽
　　　　　　　　　　　　　　　　　
　　东运用这种方法，一问两答、三答的情况很多，一问四答、五答，甚至六答、七答者也不少见。例如：
　　　　　　　　　　　　　　　　　
　　（作战的）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论持久战》）
　　　　　　　　　　　　　　　　　
　　这是一问两答。
　　　　　　　　　　　　　　　　　
　　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这是一问三答。
　　　　　　　　　　　　　　　　　
　　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这是一问六答。还有一问七答者：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说，讨论文艺方面的具体问题，应该从当时的具体实际出发，而不应该从定义出发。说到这里，他设问道：“现在的实际是什么呢？”他只用这样一个设问句，便从七个方面加以回答，这七个方面都是当时“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面提到的重叠设问法，由于提出的两个问题内容是一致的，其答案只有一种。但是，一种答案，不一定只是一个答案；可能是一个答案，也可能是两个以上的答案。如果只是一个答案，这时的重叠设问，则属于一问一答。例如：
　　　　　　　　　　　　　　　　　
　　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青年运动的方向》）
　　　　　　　　　　　　　　　　　
　　　　　　　　　　　　　　　　　
　　这里的两个设问，由于内容一致，实际上只是一向；答案也只有一个。因此，这属于一问一答。如果重叠设问的答案是两个以上（仍然属于一种），则这时的重叠设问，就属于一问多答法。例如：
　　　　　　　　　　　　　　　　　
　　现在要问：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青年运动的方向》）
　　　　　　　　　　　　　　　　　
　　这里的两问，由于其中“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和“原因在什么地方”
　　这两个问题的本质是一回事，故也属于一问，但其具体答案却有两个：一个是从敌人方面讲的，一个是从自己方面讲的。所以这时的重叠设问就属于一问多答（两答）了。
　　　　　　　　　　　　　　　　　
　　多问一答法。连续提出两个以上的问题，然后一次作答，这就是多问一答法。多问一答法有两种具体情况。第一，提出的多个问题内容不同，属于同一个总的问题中并列的多个侧面：
　　　　　　　　　　　　　　　　　
　　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着，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了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矛盾论》）
　　　　　　　　　　　　　　　　　
　　这是三问一答。这一答之前的三问，其内容是“各种性质革命的根据或条件都是什么”这个总问题的几个侧面，所以可以用同一答案回答。
　　多问一答法的第二种情况，不太单纯，它提出的多个问题的内容并不一致，也不并列。先看两则例子。
　　例一：
　　　　　　　　　　　　　　　　　
　　……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例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国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例一表面上是四问两答，但仔细体会，实质上是一问一答，即开始一问，最后一答。至于中间部分的三问（“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一答（“都不是”），提出问题之后，便立即予以否定了，讲话人的目的是，要排除这三个问题的内容（开
　　　　　　　　　　　　　　　　　
　　　　　　　　　　　　　　　　　
　　头的一问，实际是总提设问，中间的三问属于分问）。例二表面上与例一不同，但实质上是一样的。它的开头一问和最后一答，是设问设答的主体。中间的设问设答（也可以变成两问一答）是主体问答的陪衬，目的也是为了排除。这种多问一答法，先提出实质性问题，但不立刻作答，而是接着提出需要否定的问题，最后再作回答。这样，正反结合，有破有立，显得问题突出，答案（观点）也突出，很值得借鉴。
　　　　　　　　　　　　　　　　　
　　连问连答法。问一次答一次，答完之后，再问再答……，这就是连问连答法。例如：
　　　　　　　　　　　　　　　　　
　　“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青年运动的方向》）
　　　　　　　　　　　　　　　　　
　　这是两问两答。毛泽东有时还作更多次连问连答：
　　　　　　　　　　　　　　　　　
　　为什么你们（指国民党政府——引者）要求和谈呢？是因为你们打了败仗。你们为什么打败仗呢？是因为你们发动反人民的国内战争。你们在什么时候发动这次国内战争呢？是在日本投降以后。你们发动这次战争是打谁呢？是打在抗日战争中立了大功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区。用什么力量来打呢？除了美国援助之外，是在你们统治区域从人民方面捉来和刮来的力量。（《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
　　　　　　　　　　　　　　　　　
　　这是五问五答。在回答前一个问题涉及到下一个问题时，毛泽东常用这种连问连答法。这种方法，能使文章和讲话的内容作连锁式的阐述，逻辑性比较强。
　　　　　　　　　　　　　　　　　
　　②设问法的灵活运用毛泽东总是根据不同的需要，十分灵活地运用各种设问法。他运用设问法的具体情况有总提设问、标题设问、过渡设问、反驳设问、即兴设问，等等。
　　　　　　　　　　　　　　　　　
　　总提设问。这里说的总提设问，不是上文提到的“总分设问”中的“总提设问”，那里的“总提设问”是针对各个并列的“分问”而言；而这里的总提设问则是针对全篇的内容而言。
　　　　　　　　　　　　　　　　　
　　毛泽东常常在文章或讲话的开头部分安排一个或几个设问句，作为全篇内容的总提。这又分为两种具体情况。一种情况是，开篇立即作总提设问，总提设问之后，便对总提作简要说明，如说明该问题的背景、必要性等，下文就通过分述，逐步论证，直到结尾时，推出结论或主题，作为对总提设问的回答。例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开头，先提出两个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两个设问句，就是全篇内容的总提；然后，说明这两个问题的必要性和背景：“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提出总提中问题的背景：“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这可以被看作是提出总提中问题的必要性。无论是背景，还是必要性，都是说总提中的问题很重要，它们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总提设问的另一种情况是，在文章或讲话开头层次的开始时，并不直接提出问题，而是先讲提出那个问题的背景（形势），然后在开头层次的末尾时才顺势提出那个问题。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头层次的小标题是“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开头先讲考察湖南五县的时间、过程，湖南农民运动的大好形势，说当时的“农民运动的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直到接近开头层次的末尾时，作者才设问道：
　　　　　　　　　　　　　　　　　
　　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
　　　　　　　　　　　　　　　　　
　　这三个设向句都属于全文的总提设问，它们是通过总提中问题的背景介绍、必要性的说明之后才提出来的。
　　标题设向。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有不少设问性的标题。其中有设问性
　　　　　　　　　　　　　　　　　
　　总标题，也有设问性小标题。设问性总标题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友谊”，还是侵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总标题，实际上也是全篇的总提设问。作者要通过全篇内容的逐层
　　　　　　　　　　　　　　　　　
　　阐述来回答它们，它们仍然是一种自问自答的问题，并且起着全篇总纲的作
　　　　　　　　　　　　　　　　　
　　用。
　　至于毛泽东文章和讲话中设问性的小标题，那就更多了。例如：“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论持久战》）
　　“为什么是持久战？”（同上）
　　“中国向何处去？”（《新民主主义论》）
　　“‘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是谁？”（《论联合政府》）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样一些小标题，对于文章和讲话的总体内容（或总纲）来说，它们是
　　　　　　　　　　　　　　　　　
　　项目，但对于该小节或该层次来说，也属于总提设问。其作用也与一般性总提设问相似。
　　毛泽东的文章中还有一种特殊性的总提设问，那就是在《民众的大联合》（三）中设问的例子。文章开头层次连续安排了四个设问句：
　　　　　　　　　　　　　　　　　
　　……于今进说吾国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到底有此觉悟么？有此动机么？
　　有此能力么？可得成功么？
　　　　　　　　　　　　　　　　　
　　这也属于全篇的总提设问。因为下面各个段落的内容是分别回答这四个设问的。奇妙的是，作者又分别把这四个设问句作为下面三个段落内容的小的总提（作者把后两个设问合到了一起）。这些小的总提的顺序依次是：“（一）
　　我们对于吾国‘民众的大联合’到底有此觉悟么？“”（二）吾国‘民众的大联合’业已有此动机么？“”（三）我们对于进行吾国‘民众的大联合’果有此能力么？果可得成功么？“请看，全文除了结尾一个层次外，开头层
　　　　　　　　　　　　　　　　　
　　　　　　　　　　　　　　　　　
　　次和中间层次中的各个段落都以设问句为纲目，显得文章内容眉目清晰，逻辑严密。这种设问，也属于总分设问。
　　　　　　　　　　　　　　　　　
　　过渡设问。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在层次或段落转换时，常常用设问的形式作为过渡手段。其作用除了承上启下之外，还能使启下之辞引起充分注意。
　　过渡性的设问语句有时位于下一层次或段落的开头，有时位于上一层次或段落的末尾，有时还位于上下两个层次或段落的中间。
　　　　　　　　　　　　　　　　　
　　在《论联合政府》中有一节关于“人民的统一”这样内容的文字，开头一段提出了将分裂的中国变成统一的中国的“历史任务”，下一段转入“如何统一”的阐述。作者在下一段的开头说：“但是，如何统一呢？”这个设问句正起到了承上之“历史任务”，启下之具体办法的作用。
　　　　　　　　　　　　　　　　　
　　毛泽东运用这种设问作过渡的情况很多，诸如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什么是知识？”“有什么办法能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等等，都是置于两个层次或段落之下一层次或段落开头的过渡设问。
　　　　　　　　　　　　　　　　　
　　把过渡设问安排在上一层次或段落的末尾者，也很常见。例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二章是“中国革命”，共有两个较大的层次：第一个层次为“百年来的革命运动”的概况，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中国革命的任务；第二个层次内容是与当时中国革命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作者在第一个层次结束时安排了一连串的设问句：
　　　　　　　　　　　　　　　　　
　　那末，这个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在下面要来说明的。
　　　　　　　　　　　　　　　　　
　　这里的“那末”，是承接第一层次的内容：并列的五个设问句则分别开启下面大层次中五个小节的具体内容。这样的“节末设问”，实际上也起到了对下面层次内容的总提性作用。
　　　　　　　　　　　　　　　　　
　　像上面讲的上下两个层次或段落过渡性设问句，毛泽东有时既不放在下一层次或段落的开头，也不放在上一层次或段落的末尾，而是把它放在二者中间，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过渡段（自然段）。例如，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有两个段落：前一段提出当时（1935 年12 月）形势发生了变化，下一段讲这个形势的特点。毛泽东在两个段落中间就用了一个设问过渡句：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有两个这样的段落：上一段写革命阶级对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要亡国灭种的说法所持的革命态度，下一段写民族资产阶级和各反动阶级、国民党所持的种种态度。在这两个段落中间，作者也用了一个设问过渡句：
　　　　　　　　　　　　　　　　　
　　问题摆在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面前，摆在国民党面前，又是怎样的呢？
　　　　　　　　　　　　　　　　　
　　　　　　　　　　　　　　　　　
　　只有一句话，也让它们成为一个自然段！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文章或讲话的层次更加鲜明，引起读者或听众充分注意。
　　　　　　　　　　　　　　　　　
　　总之，毛泽东灵活运用设问法的情况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总提设问、标题设问、过渡设问等等以外，还有在行文过程中经常即兴设问、反驳设问等。所谓即兴设问，即是只要认为问题较为重要，有必要引起读者或听众的注意，他就随时设问。这种情况很多；那种连问连答式的设问，大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运用的。所谓反驳设问，即是用设问的方式提出敌论，一般也把它们放在段落的开头，接下去进行剖析或反驳。这成为使他的语言具有突出鲜明性的重要手段之一。
　　　　　　　　　　　　　　　　　
　　4.诘问法诘问法也是毛泽东运用得较多的一种修辞手法。粗略统计，在《毛泽东选集》（1—4 卷）中出现的诘问句不少于260 句。他在一般文章和讲话中经常使用诘问句，在驳论性的文章和讲话中用得就更多。《新民主主义论》第七节“驳资产阶级专政”，不足3，000 字，诘问句共有14 句；《质问国民党》一文，不足4，500 字，诘问句竟达27 句之多。因此，学习毛泽东的语言艺术，也不应该忽略他运用诘问法的各种具体技巧。
　　　　　　　　　　　　　　　　　
　　①运用诘问法的种类毛泽东所运用的诘问法，如果从正反角度划分，则有正面诘问法和反面诘问法；如果从数量角度划分，则除了只有一个诘问句构成的单发式以外，还有由两个以上诘问句构成的多发式，而多发式又可以分为连珠法和间隔法；如果从内容角度划分，还可以分为肯定法和否定法。
　　　　　　　　　　　　　　　　　
　　正面诘问法。这种诘问技巧，提出的问题是作者或讲话人自己明确答案而不予回答，对论敌或存在某种错误思想的人进行责问的问题。正面诘问法简称正诘法。由于它针对性明确，提出的问题实质性和尖锐性都很强，要求对方考虑的迫切性也很强，故在对现实斗争的具体问题的论辩中经常运用。
　　1943 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自己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却把罪名加在共产党头上。为了澄清是非，毛泽东著专文《质问国民党》进行诘问。文中有许多诘问句，其中正诘句占绝大多数。例如：
　　　　　　　　　　　　　　　　　
　　在私有财产社会里，夜间睡觉总是要关门的。大家知道，这不是为了多事，而是为了防贼。现在你们将大门敞开，不怕贼来吗？假使敞开大门而贼竟不来，却是什么缘故呢？
　　　　　　　　　　　　　　　　　
　　还有一条要质问国民党人的，世界上以及中国境内，“破产”的只有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别的都是好家伙吗？汪精卫的三民主义前面已经说过了，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的法西斯主义怎么样呢？张涤非的托洛茨基主义又怎么样呢？中国境内不论张记李记的反革命特务机关的反革命主义又怎么样呢？
　　　　　　　　　　　　　　　　　
　　像以上这样的诘问句，其中提出的问题，都是作者不予回答，但需对方必须考虑的尖锐问题，所以，它们都属于正面诘问法的运用。
　　　　　　　　　　　　　　　　　
　　反面诘问法。这种诘问法简称反诘法。反诘法是作者或讲话人自己不必回答，只是为了引起人们思考的一种诘问技巧。毛泽东所运用的正诘法相对少些，而运用反诘法较多。例如：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论联合政府》）
　　　　　　　　　　　　　　　　　
　　这段话中，共有三个反诘句，其中提出的每个问题，既不要讲话人自己回答，也不需要受话人回答。用这种方式提出问题，只是为了加强语气，突出讲话人的思想倾向，以引起受话人的警醒深思。
　　　　　　　　　　　　　　　　　
　　连珠诘问法。上文所引用的诘问句的例子，都是由两个以上的诘问句连用，所以都属于连珠反诘法。并且，正诘法中可以有连珠式，反诘法中也可以有连珠式；既可用于敌人，也可用于人民内部。
　　　　　　　　　　　　　　　　　
　　毛泽东有时把更多的反诘句放在一起，连续使用，因而可以构成一个很长的反诘句组。例如，在《论联合政府》中反驳国民党的“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一节有一个反诘句组，其篇幅就比较长，为了供人们借鉴，这里不惜篇幅，把它引在下面：
　　　　　　　　　　　　　　　　　
　　幸喜我们没有服从这些东西（指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军令——引者），替中国人民保存了一片干净土，保存了一支英勇抗日的军队。难道中国人民不应该庆贺这一个“不服从”吗？难道国民党政府自己用自己的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将黑龙江至贵州省的广大的土地、人民送交日本侵略者，还觉得不够吗？除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欢迎这些“政令、军令”
　　之外，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欢迎这些东西吗？没有一个不是形式的而是实际的、不是法西斯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联合政府，能够设想中国人民会允许中国共产党人，擅自将这个获得了解放的中国解放区和抗日有功的人民军队，交给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法西斯独裁政府吗？假如没有中国解放区及其军队，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还有今日吗？我们民族的前途还能设想吗？
　　　　　　　　　　　　　　　　　
　　这是由紧相连接的六个反诘句构成的一组连珠反诘句，它们真如连续不断发出去的重型炮弹，对论敌的“杀伤力”极大。
　　　　　　　　　　　　　　　　　
　　间隔诘问法。间隔诘问法有以下两种具体情况。一种情况是，在同一段落中运用很多诘问句，但它们不像连珠式那样紧相衔接，而是有一定间距。
　　请看下面的例子：
　　　　　　　　　　　　　　　　　
　　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如果中国人……日本人……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还能算是优势吗？……那末，……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而我们的敌人，经过长期战争和内外矛盾的削弱，……难道中国也不能变成优势吗？……目前我们不能……，难道将来也不能吗？……如果将来有一国或几国……公开地援助我们，那末，优势不更在我们一方面吗？……经过长期发展，难道还不能使敌我优劣的形势确定地发生变化吗？
　　　　　　　　　　　　　　　　　
　　　　　　　　　　　　　　　　　
　　（《论持久战》）
　　　　　　　　　　　　　　　　　
　　这段引文，尽管我们做了尽可能的删节，还是比较长。它有六个反诘句，但它们并不紧密相接，中间夹有一些叙述和说明性的文字（我们把它们删掉了不少），可是，这些叙述和说明性的文字，都是为了各个反诘句所作的铺设，故这些反诘句仍然属于一个整体。不过，我们称这种诘问为间隔式诘问。
　　　　　　　　　　　　　　　　　
　　毛泽东运用的间隔诘问法，还有一种情况：各个诘问句间隔得更远，即都在不同的层次或段落的末尾，并且用来诘问的字面往往是相同的。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下文“诘问法的灵活运用”一节中的有关内容，这里从略。
　　　　　　　　　　　　　　　　　
　　肯定诘问法。在诘问句中，正诘句往往给诘问对方留有回答余地，作者或讲话人可不置可否，故从字面上看不出明显肯定或否定的意思（当然其思想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反诘句，总的来看，都表示充分的肯定和强调，其基本答案就在句子当中。但在总体的肯定或强调之中，反诘句又可以分为对错误内容充分否定和对正确内容的充分肯定两种情况。对正确内容充分肯定的反诘句属于肯定性反诘，对错误内容充分否定的反诘句属于否定性反诘。例如：
　　　　　　　　　　　　　　　　　
　　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没有……”在形式上属于否定性句式，但由于运用了反诘法，使这句话在整体上变成充分肯定“坚持抗日”的意思，而“坚持抗日”是正确的，应该充分给予肯定，所以这种反诘法就是肯定性反诘。
　　　　　　　　　　　　　　　　　
　　否定诘问法。例如：
　　　　　　　　　　　　　　　　　
　　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党派，一致团结抗日，这是“异党”吗？（《必须制裁反动派》）
　　　　　　　　　　　　　　　　　
　　“这是……”在形式上属于肯定性句式，但由于运用了反诘法，使这句话在整体上变成充分否定“异党”论的意思，而“异党”论应该给予否定，所以这种反诘法就是否定性反诘。
　　　　　　　　　　　　　　　　　
　　②诘问法的灵活运用毛泽东运用诘问法也是相当灵活的。一般情况下，真正属于诘问句的语句都是用在长句、段落或层次的末尾，用在句首、段首等情况极少。但也有特殊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一段话是讲香花和真理是在与毒草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其开头一句便是：
　　　　　　　　　　　　　　　　　
　　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
　　　　　　　　　　　　　　　　　
　　这是一个肯定性反诘句。这个反诘句突如其来，但细想起来，又用得十分合理。他用格外肯定的语气自然而然地引出其反面“假恶丑”，进而用二者之间的联系来阐述香花和真理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内容。
　　　　　　　　　　　　　　　　　
　　另外，前面说过，运用反诘法时，作者或讲话人一般都不作回答，毛泽东一般也是这样做的。但有时他作过反诘之后，自己又作回答。例如：
　　　　　　　　　　　　　　　　　
　　　　　　　　　　　　　　　　　
　　……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反对本本主义》）
　　　　　　　　　　　　　　　　　
　　他为什么还要回答自己已经肯定了的问题呢？无非是他对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的强调。
　　　　　　　　　　　　　　　　　
　　毛泽东灵活地运用诘问法，还善于把诘问法与其他各种修辞手法结合起来运用，特别是他善于把诘问法与总分式、并列式、层递式、重复法、设问法结合起来运用。
　　　　　　　　　　　　　　　　　
　　诘问法与总分式合用。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组诘问句按先总后分的形式排列，如上文中引用的《质问国民党》一文的例子，其中有四个诘问句：关于“别的（指其他的”主义“——引者）都是好家伙么？”这个诘问句，属于总提，关于“汪精卫的三民主义”、“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的法西斯主义”和“张涤非的托洛茨基主义”这三个诘问句是并列的三个分述。另一种情况是，使诘问句按先分后总的形式排列。例如：
　　　　　　　　　　　　　　　　　
　　……孙中山可以向苏联人学习，……为什么孙中山的继承者，孙中山死后的中国人，就不可以向苏联人学习呢？为什么孙中山以外的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了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就叫做“受苏联控制”，“
　　共产国际的第五纵队“，”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呢？世上有这样高明的逻辑吗？（《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这段话有三个诘问句。关于孙中山的“继承者”和他死后的“中国人”向苏联人学习、孙中山以外的中国人学习马列主义这两个诘问句，是并列的内容，而最后一个诘问句（“世上有这样高明的逻辑吗？”）是总括，所以这属于分总式诘问。
　　　　　　　　　　　　　　　　　
　　诘问法与并列式合用。这就是使诘问句按并列的形式排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的话：
　　　　　　　　　　　　　　　　　
　　……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
　　　　　　　　　　　　　　　　　
　　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
　　　　　　　　　　　　　　　　　
　　这里关于“立场”和“心”两个诘问句，显然是并列的，所以这是并列式诘问。
　　　　　　　　　　　　　　　　　
　　诘问法与层递式合用。毛泽东运用诘问句，常常把它们按大小、轻重、深浅等顺序排列在一起，这就是诘问法与层递式合用。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蒋家王朝覆亡前夕，国民党政府要求与共产党和平谈判。共产党提出，和平谈判的基础条件是要惩办国内外一切战犯。国民党政府口头表示，他们有“和平诚意”，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但对于立刻逮捕战犯感到有“为难之处”。毛泽东在答复国民党政府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先是退一步，让国民党看好战犯，不要使战犯逃跑了，然后连续诘问道：
　　　　　　　　　　　　　　　　　
　　　　　　　　　　　　　　　　　
　　先生们，请想一想，当着你们辛辛苦苦地派出代表团和我们讨论惩办战犯问题的时候，战犯们已经跑了，那末，还谈什么呢？你们的代表团先生们的脸上还有什么光彩呢？你们那样多的“和平诚意”从何表现呢？怎么可以证明先生们是真的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没有一点儿假呢？（《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
　　　　　　　　　　　　　　　　　
　　这段话中有四个反诘句，第一句，如果“战犯们跑了”没什么可“谈”的，就要引起第二句“先生们的脸上”没有“光彩”，脸上没有“光彩”就要引起第三句的“和平诚意”无法“表现”，“和平诚意”无法“表现”就引出第四句的“愿意缩短战争时间”等等必然要“有一点儿假”的表示。由此可见，这四个反诘句的顺序是由现象到本质、由浅入深，层层深入，所以它们是一组程度性阶升诘问句。
　　　　　　　　　　　　　　　　　
　　又如，《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有这样三个诘问句：
　　　　　　　　　　　　　　　　　
　　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
　　　　　　　　　　　　　　　　　
　　这三个诘问句中的“汪精卫”、“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是三个概念，范围一个比一个大，所以这三个诘问句是范围性阶升诘问句。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有四个诘问句，是反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诬蔑中国革命的：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
　　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
　　　　　　　　　　　　　　　　　
　　这则例子与上一则例子相反。后三个诘问句中的“革命”（指所有的革命）、“古今中外”“很多的革命”、“中国（只是中国——引者）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只是一次）四个内容的数量（革命的次数）一个比一个少，所以它们是程度性阶降诘问句；然而，作者所诘问的内容，从“古今中外”的一般革命，到中国的革命，再到美国的革命，对于论敌（美国人）来说，步步切近，因此，这里的反诘，又属于程度性阶升。由于既属于阶降，又属于阶升，所以显得诘问格外有力。
　　　　　　　　　　　　　　　　　
　　诘问法与重复法合用。从上文我们引用过的诘问句的一些例子，如《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三个诘问句中都有“要不要破坏”的字面，《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的四个诘问句中都有“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的字面，就可以说明，它们都属于诘问法与重复法合用的情况。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再举两则更典型的例子。《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
　　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建立统一民主共和国而身体力行之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立于国防之最前线……坚决实行三民主义
　　　　　　　　　　　　　　　　　
　　　　　　　　　　　　　　　　　
　　与《抗战建国纲领》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
　　　　　　　　　　　　　　　　　
　　这节文字的三个反诘句中都有“……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的句式和字样，它们都很有规律地出现，这是反诘法与间隔重复法的合用。另外，这三个反诘句具有并列的关系，它们又属于排比句。所以，这段话又是诘问法、重复法和排比法三种修辞手法合用。因此这殷话显得十分典型。
　　　　　　　　　　　　　　　　　
　　毛泽东还有一篇奇文——1936 年9 月22 日《致蔡元培》。这封信是用文言写的。蔡元培是光复会和同盟会有影响的人物，又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学术和文化界的领袖，同情抗日救国事业，属于国民党内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毛泽东以前曾数次听过他的讲话和发言。当时正处于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之际，但国民党右派那些“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竭力反对。毛泽东以为，如果把像蔡元培这样的人物争取过来，对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那就一定会起到推动作用。于是他给蔡元培写了这封信。这封信的第二部分（相当于一个层次）内容，是催请蔡元培确定明朗的抗日态度，它又分为三个较小的层次，即从三个方面催请蔡元培表态。第一个小层次说，整个中国将陷于敌手，毛泽东诘问道，当此“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和“亡国灭种”之际，“先生将何以处此也？”第二个小层次说，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大多数中国人都群起响应，唯独国民党右派持反对意见，这就好像“盗入门而不拒，虎噬入而不斗”，把中国人民置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毛泽东再次诘问道：“先生将何以处此也？”第三个小层次说，由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被“毁弃”，国共合作（指第一次合作）被破坏，招致外患，有如“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又向国民党重提“旧策”，希望再度卖现国共合作，这时毛泽东第三次诘问道：“先生将何以处此也？”
　　（《毛泽东书信选集》）这三个小层次的末尾，字面都是“先生将何以处此也”，并且也是有规律地出现，可见这既属于间隔性重复，又是明显的诘问。
　　诘问句本身就具有对思想观点充分强调的作用，再一重复，这种充分强调就更增加分量了，因此，使得毛泽东的这封信的内容产生了巨大作用，成为不朽之作。
　　　　　　　　　　　　　　　　　
　　诘问法与设问法合用。毛泽东有时先行设问，提出问题，然后用反诘作答。在《论联合政府》中有相邻两组这样的例子：
　　　　　　　　　　　　　　　　　
　　两个问题：
　　　　　　　　　　　　　　　　　
　　第一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国民党政府抛弃了从黑龙江到芦沟桥，又从
　　　　　　　　　　　　　　　　　
　　芦沟桥到贵州省这样广大的国土和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国民党政
　　　　　　　　　　　　　　　　　
　　府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吗？
　　　　　　　　　　　　　　　　　
　　第二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解放区战胜了敌伪军长期的残酷的进
　　　　　　　　　　　　　　　　　
　　攻，从民族敌人手里恢复了这样广大的国土，解放了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
　　　　　　　　　　　　　　　　　
　　不是由于人民战争的正确路线吗？
　　　　　　　　　　　　　　　　　
　　这两则例子中，“两个问题”的提出，都是设问法，目的在于明确地“启下”；回答问题，都是反诘法，用意在于充分肯定反诘中的观点。不过，两个问题和两个答案，内容都是相反的。其中的反诘中的内容，前者是应该否定的，
　　　　　　　　　　　　　　　　　
　　　　　　　　　　　　　　　　　
　　而后者是应该肯定的。故前者的反诘属于否定性反诘，后者则属于肯定性反诘。
　　　　　　　　　　　　　　　　　
　　诘问法与设问法合用，能够使问题与答案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因而具有一种整体美，所以这种情况值得借鉴。
　　　　　　　　　　　　　　　　　
　　5.增色法的运用增色法，是指增强语言感情色彩，使语言增强鲜明性的一种有效手段。
　　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都属于实用文，政治性、实用性都很强，所以，相比之下，不像文艺作品那样感情色彩浓烈。不过，由于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有着鲜明的爱憎。据参加过党的“七大”的人讲，毛泽东在“七大”上，当讲到时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还有可能再次挑起内战，把战争强加到人民头上的时候，他激动地说：“中国人民真是多灾多难啊！”之后，他声音哽咽，热泪流淌（据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据李银桥介绍，1955 年以后，毛泽东有一个要求，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每次探亲回来都要向他交一份调查报告。1957 年12 月左右，战士马维不但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又黑又硬的窝头交给毛泽东：“我们家乡的农民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个窝头，我讲的是实话。”毛泽东接过这个窝头，手直发抖，眼圈发红。他掰一块窝头放到嘴里，泪水立刻溢满眼眶，咽下那口窝头时，豆大的泪珠顺着脸颊淌下来，鼻子也壅塞了。他一边哭，一边掰了窝头分给身边的人。此后，他总是自言自语：“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得解放嘛……”（《走向神坛的毛泽东》）
　　　　　　　　　　　　　　　　　
　　从以上这两个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加上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有那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能生能杀、敢爱敢憎，所以他的文章和讲话，除了那些学术论文、决议、决定、通知等文体之外，几乎所有的社论、评论、报告、演讲，乃至调查报告等，都充溢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从而使他的语言增加了更多的鲜明性。
　　毛洋东这种把抒发浓烈感情于议论、说明和叙述之中，以增强感情色彩来增强文章和讲话鲜明性和生动性的方法，我们称之为增色法。
　　　　　　　　　　　　　　　　　
　　毛泽东运用的增色法有三种具体情况：一是运用比喻、夸张、讽刺等修辞技巧，二是借助于一定事理抒发感情（包括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三是选择某些感情色彩十分强烈的词语。关于讽刺的内容，请参阅第一章中的有关内容；关于运用比喻和夸张等修辞技巧的问题，请参阅第四章中的专门评述，这里只介绍如何抒情和选择词语两方面内容、三种具体情况。
　　　　　　　　　　　　　　　　　
　　①直接抒情毛泽东在阐述某些具体事理时，有时感情冲动，无法遏止，于是便直抒其情。例如，1940 年正当处于抗日战争第二阶段——相持阶段，全国范围内“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又“甚嚣尘上”，许多人感到迷惘，毛泽东为此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文中提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同时还设计出了这个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什么样子。在这之后，就是文章的结尾。这个结尾有三个自然段，每个自然段都只是一句话：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这是对美好未来的渴望，是对革命同志的鼓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号召！
　　　　　　　　　　　　　　　　　
　　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毛泽东是这样欢欣鼓舞；对敌人的失败，他又如何呢？1949 年国民党反动派已陷入灭顶之灾，帝国主义者也在悄然敛迹，9 月21 日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将于10 月1 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结尾之时，情绪激昂：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就是毛泽东对待敌人的态度：对于我们的胜利，敌人是什么办法也没有了，他们只能“发抖”了，剩下的，可能还会诬蔑、谩骂，对此，我们不必理睬，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当然，其中也表达了毛泽东对自己事业的必胜信心。
　　　　　　　　　　　　　　　　　
　　毛泽东有时还通过对比，抒发对丑恶、腐朽事物的憎恶和对革命新生事物的赞美。在1940 年初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他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对前途的展望，曾经讲过下面一段著名的话：
　　　　　　　　　　　　　　　　　
　　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对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说它们是没落腐朽的“东西”，不是“进了博物馆”，就是到了垂死阶段，而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则是昂扬向上，充满生机，无限美好：一贬一褒，一抑一扬，表现出鲜明的爱憎。
　　　　　　　　　　　　　　　　　
　　②间接抒情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毛泽东把感情好恶爱憎溢于言表，把它完全融于具体的事物或问题的阐述当中。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毛泽东抒情比较隐蔽。
　　比如，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中，形式上是在讲斯大林、白求恩、张思德、鲁迅的事迹和品德，纪念他们的意义，但同时也是在抒写他内心对这些人物满腔热忱的爱和敬，表达了他对自己事业的追求；在《反对投降派》、《必须制裁反动派》、《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评战犯求和》等文章中，表面上是与国民党顽固派、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争论问题，实际上，也在向这些反动派发泄仇和恨；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文章，则更是借驳斥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和言论而喷发出的对美帝国主义的复仇的怒火；至于《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文章和
　　　　　　　　　　　　　　　　　
　　　　　　　　　　　　　　　　　
　　讲话，表面是讲抗战的政策、方针等问题，实际上这既是在抒发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也充满了对革命胜利的坚强信念；在《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中，内容是讲如何指导革命和党的各种工作问题，又是既反映了他对党和革命工作最深沉的热爱，也反映了他对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作风和言行的厌恶。试想如果毛泽东在讲话写文章时毫不动情，他的这些文章和讲话，绝不会有那样强大的感召力，不过这种抒情方式比较隐蔽罢了。
　　　　　　　　　　　　　　　　　
　　③词语选择为了增强语言的感情色彩，毛泽东经常选用一些感情色彩浓烈的词语，使他的语言具有突出的鲜明性。例如，他称斯大林是“忠实的朋友”、“亲切的朋友”（《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这说明当时毛泽东对斯大林十分友好；说白求恩的死是“以身殉职”，具有“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他人“极端的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等等，这些高度评价，更能体现出他对白求恩的崇敬之情。反之，对于反动和腐朽的人或事物，他则经常选用反面感情色彩的词语，从而增加对它们的厌恶和痛恨之情。例如：他称长而空的文章为“又臭又长”的“懒婆娘的裹脚”，称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两个怪物”（《反对党八股》），其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把教条主义称为“狗屎”，甚至说它“连狗屎也不如”，可见他对教条主义的痛恨真达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他把美国大使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勾结活动比喻为“双簧”，称国民党要召开的“国民大会”为“臭物”（《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把国民党反动派对美帝国主义无法摆脱的“拖累”比喻为“又臭又深的粪坑”（《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这些词语都能体现毛泽东对反动事物嗤之以鼻的鲜明态度。他把最下层的土豪劣绅称为“土豪劣绅崽子”，称旧县政府警察、警备队、差役为“豢养的”“恶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骂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重庆军事委员会造谣而又自相矛盾的发言人为“蠢猪”，并要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骂一个托派汉奸（张涤非）为“乌龟王八”（《质问国民党》）；称国民党反动派为“美帝国主义的儿子们”（《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把司徒雷登称为“滚蛋大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把汉奸的托洛茨基主义比喻为“瘟疫”、“臭虫”和“狗屎”（《质问国民党》）。
　　这些称呼都表达了毛泽东对那些反动派极大的愤慨。
　　　　　　　　　　　　　　　　　
　　毛泽东运用感情色彩的词语，经常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从某些变化的词语来判断他对某一人或某一事物态度的变化。关于这个问题，从毛泽东在不同形势下对蒋介石不同的称呼上就可以得到说明。
　　　　　　　　　　　　　　　　　
　　大革命失败，国共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对蒋介石都是直呼其名，有时也称他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卖国贼营垒”的“总头子”（《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表明毛泽东对蒋介石是仇恨的；1937 年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前后，毛泽东称呼蒋介石，除了直呼其名之外，有时是“蒋介石氏”或“蒋氏”（《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致张学良》，见《毛泽东书信选集》），有时是“先生”、“公”，在“先生”之后还有“台鉴”二字（《致蒋介石》）；有时是“蒋委员长”（《中英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从这些称呼上，都可以看出他对蒋介石的态度比较和缓。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到解决战争，毛泽东有时称蒋介石为“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有时称“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挑动内战》）；有时称“人民公敌”（《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有时称“帝国主义走狗”（《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有时称“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评战犯求和》）。
　　从这时起一直到建国以后，“蒋匪”的称呼再没有实质性变化，总是称之为“匪”。这一段时期中，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称呼“步步升级”，说明他对蒋介石的仇恨达到了誓不两立的程度。
　　　　　　　　　　　　　　　　　
　　另外，毛泽东还十分善于选用某些色彩鲜明的动词来增强对敌人的愤怒感情。
　　　　　　　　　　　　　　　　　
　　例一：
　　　　　　　　　　　　　　　　　
　　我们常常觉得，这一类（物以类聚）国民党人的嘴里，是什么东西也放得出来的，果不其然，于今又放出了一通好家伙！（《质问国民党》）
　　　　　　　　　　　　　　　　　
　　例二：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污蔑和谩骂，都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嘴里喷出来。
　　（《论联合政府》）
　　　　　　　　　　　　　　　　　
　　例一中除了把国民党中的一类人称为“物”，把他们的话称为“东西”以外，感情色彩最鲜明的就是动词“放”，它使人想到“放屁”，便增强了蔑视的色彩（但又不失大雅）；例二中的“喷”，本义应是“接连不断、迫不及待地讲”，可一用“喷”，则增强了形象性：国民党反动分子们破口大骂、唾沫四溅之状如在目前，从而增强了厌恶之情。
　　　　　　　　　　　　　　　　　
　　鲁迅说过，“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七论文人相轻》）。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了人民而同敌人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战斗的一生。由于他既能“杀”、能“憎”，又能“生”、能“爱”，所以他才能使语言有血有肉，色彩鲜明。这也是他的语言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和作用的原因之一。
　　　　　　　　　　　　　　　　　
　　6.短句与长句的运用这里所说的长句，一般是指字数较多、中间又不加逗号、句号、问号和叹号的句子；相反，这里所说的短句，不仅字数较少，又用逗号、句号、问号和叹号断开的句子。
　　　　　　　　　　　　　　　　　
　　为了使语言更具有鲜明性，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都尽可能运用短句而少运用长句。特别是他的讲话（包括演说、报告、谈话等），更是如此。请看下面一段话：
　　　　　　　　　　　　　　　　　
　　……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就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指不久前，蒋介石进攻解放区，出动38，000 人，我们出动31，000 人，消灭敌军35，000 人——引者），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我们解放区的地方，他们要拼命来争。这个问题好像不可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地争呢？在我们手里，在人民手里，不是很好吗？这是我们的想法，人民的想法。要是他们也是这样想，那就统一了，
　　　　　　　　　　　　　　　　　
　　　　　　　　　　　　　　　　　
　　都是“同志”了。可是，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要坚决反对我们。不反对我们，他们想不开。他们来进攻，是很自然的。我们解放区的地方让他们抢了去，我们也想不开。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就要打仗。（《关于重庆谈判》）
　　　　　　　　　　　　　　　　　
　　这段话是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去重庆参加两党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回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的一段话。这段话中，最长的句子是十二三个字，最短的只有两三个字。这样的短句显得简明、畅达，无论是读和听，都容易使人感到轻松、省力；而长句则不易达到这样的效果。
　　　　　　　　　　　　　　　　　
　　当然，在必要的时候，他也运用长句。比如在较为庄重、严肃的学术论文和对敌斗争的政论性文章中，他就常常使用长句。不过，在运用长句的时候，他也总是使之更为明了顺畅。做法有三种，第一，在行文过程中，只有当读者或听众能够容易理解的情况下，他才运用长句。第二种做法是，对于长句，除了不得已的情况下，能逗则逗，尽可能使长句化成形式上的若干短句。例如，《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有一个语法学意义上的长句：
　　　　　　　　　　　　　　　　　
　　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他们的脸。
　　　　　　　　　　　　　　　　　
　　这是一个多重复句，句子很长，除去标点，共有136 个字。从总体上看，这是一个因果倒置的复句，原因是一个并列复句，就是：“它给……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其中“给……的人们”，是介宾结构，“给了”是介词，“……的人们”是宾语，句中加点的是宾语“人们”的定语。
　　对于这样长的定语句，毛泽东能逗则逗，使定语中的每一个相对独立的词语在形式上都变成了短句，使人们读起来或听起来就不那么含混、吃力；如果不这样做，肯定使人们难读、难懂。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个问题，让我们再看看毛泽东在为何其芳写的《不怕鬼的故事》序文中加写的一个语法学意义上的长句：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利，春暖花开了吗？（引郭思敏编《我眼中的毛泽东》，第189 页）
　　　　　　　　　　　　　　　　　
　　这是一个较长的反诘句，而且也是多重复句。这里，毛泽东也是能逗则逗，所以读起来或听起来，也很顺畅。如果将两个带点的逗号丢掉，读起来或听起来，就会难懂，甚至会产生歧义。
　　　　　　　　　　　　　　　　　
　　第三种情况是，为了使语法学意义上的长句语义更加鲜明，毛泽东常常在句子的适当位置填加必要的复指成分。例如：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
　　　　　　　　　　　　　　　　　
　　　　　　　　　　　　　　　　　
　　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而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它就……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新民主主义论》）
　　　　　　　　　　　　　　　　　
　　这个句子长，主要是由于状语长。这个状语由四个“在……时代”这样并列的较长的重复语式构成。状语这样长，对全句的理解和把握必然产生困难，所以作者在它的后面又添加了一个“在这种时代”这样的复指成分状语，由它来指代前面那长长的重复性的状语，这样，便为读者和听众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种做法是非常必要的，因而也是应该学习和掌握的。
　　　　　　　　　　　　　　　　　
　　　　　　　　　　　　　　　　　
　　生动篇
　　　　　　　　　　　　　　　　　
　　笔惊天地语泣鬼神
　　　　　　　　　　　　　　　　　
　　毛泽东文章和讲话中使用的语言具有一种极为强大的力量。对于人民，是进军的灯塔和号角，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对于敌人，是猛烈的枪弹和炮火，杀伤力极强。无论什么人，只要读了他的文章或听了他的讲话，都要在不同程度上引起心灵上的震撼，真如古人所说，“使天下之人，听一事，如闻雷霆，奉一言，如亲日月”（高珩语，见《聊斋志异序》）。这是因为，他的语言，不但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突出的鲜明性，而且还具有感人的生动性。
　　笔者通过研读毛泽东公开发表与部分未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与其他人的语言作过比较之后，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的语言，如果仅仅具有准确性和鲜明性，这只是一般文章和讲话的起码要求，还不会达到艺术境界，因为它们只能供人们作事理上的学习或借鉴，却缺少欣赏的价值；而语言一旦同时具有了感人的生动性，那就有可能正式进入美学范畴，产生欣赏价值，因而值得认真研究了。当然，一方面，语言的准确性是鲜明性的基础，如果没有准确性，则其鲜明性未必可靠；有时其鲜明性越突出，那种语言与真理的距离越远；另一方面，准确性与鲜明性同时又是生动性的基础，如果离开准确性和鲜明性，其生动性也便无从产生，如果硬要片面地追求生动性，则其语言必然娇揉造作，缺乏真情实感。而毛泽东的语言决不是这样的。他的语言感人的生动性是他语言金字塔的塔峰，而其高度的准确性和突出的鲜明性，则是他语言金字塔的基座和塔身。正是由于这一点原因，才使得毛泽东的语言产生永久性的魅力。
　　　　　　　　　　　　　　　　　
　　毛泽东历来主张，一切文章和讲话都要具有生动性。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他希望这本杂志“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他把“乏味”的语言比喻成“瘪三”，并列为党八股中的第四条“罪状”加以“讨伐”。说这种语言“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在文章或演说中“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岂不“面目可憎”？因此他再三要求人们下决心向人民群众的语言、外国的语言、古人语言中“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需要的”、“有生命的”“好的东西”学习（《反对党八股》）。而毛泽东确实是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这个主张。他的语言，原则性极强，但灵活而不呆板；以说理为生，却又洋溢着浓烈的情感。
　　　　　　　　　　　　　　　　　
　　毛泽东语言之所以具有感人的生动性，原因很多，这除了因他知识面十分广博，文学功底雄厚，并且具有伟大的诗人气质等等条件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与其多种方法和技巧的灵活运用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毛泽东所运用的较明显的相对独立的语言方法不下于20 多种，每一种方法中又有若干具体的技巧，有些具体的技巧中还包括若干更小的技巧。这些小的技巧合在一起，约有100 多种。人们知道，语言的方法和技巧运用得越多越灵活，其语言便越生动。就是我们在评述毛泽东语言“准确性”和“鲜明性”两章内容中的各种方法和技巧，虽然主要是增强毛泽东语言准确性和鲜明性的手段，但这些方法和技巧同样也增强他的语言的生动性。
　　　　　　　　　　　　　　　　　
　　严格地说，掌握方法和技巧与运用方法和技巧，存在着一定区别。掌握不等于善于运用。诚然，如果不掌握任何方法和技巧，或掌握得极少，自然
　　　　　　　　　　　　　　　　　
　　　　　　　　　　　　　　　　　
　　不会使语言生动。方法和技巧是工具，“人巧不如家什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掌握了方法和技巧而不善于运用，还是不能使语言生动。善于运用方法和技巧，也属于技巧的内容，其关键在于“善用”二字。毛泽东不仅掌握的方法和技巧多种多样，而且善于运用它们，这是使他的语言具有感人的生动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善于运用各种方法和技巧，主要的有连用、合用、融用三种。当然也有这三种综合运用的情况。所谓连用，就是指某个单一方法或技巧的连续运用；所谓合用，就是指多种方法和技巧相对独立地结合运用。这两种形式，我们在本书中每一种方法或技巧的评述中几乎都作了介绍，这里从略。
　　所谓融用，就是把两种以上（含两种）的方法或技巧浑成一体，不能截然划分，即从一个角度看，属于此种技法，从另一角度看，又属于彼种技法。请看下面一段人们都很熟悉的文字：
　　　　　　　　　　　　　　　　　
　　它（指“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引者）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这段文字是非常生动的。这是因为，它是由三个单句构成的排比复句；三个分句中的“航船”、“朝日”、“婴儿”是比喻（隐喻），每个分句都是一组鲜明的形象，因此都是摹状；整段话中都洋溢着革命的激情，所以这又是抒情。正是由于这段文字中同时把排比、比喻、摹状、抒情四种技法巧妙自然地融成一体，密不可分，才达到如此生动的程度。
　　　　　　　　　　　　　　　　　
　　关于几种技巧综合运用的情况，在毛泽东的语言中，也时而可见，这是多种相同或不相同的技法交错混合运用。这种情况较为复杂。例如，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批评脱离实际、只注重空洞理论研究不做实陈工作，与只注重热情和经验这两种人时说：
　　　　　　　　　　　　　　　　　
　　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这殷话，议论风生，异常生动。为什么？就是因为交错运用了许多方法和技巧。为了阅读的方便，我们把其中运用的每一种技法都列在下面：
　　　　　　　　　　　　　　　　　
　　总分总式：开头一句是总提，“总之”之后为总收，中间部分皆为分述。
　　对偶式：“或作讲演”和“或作文章”两句：“无实”和“有哗”两句：“华而”和“脆而”两句。
　　　　　　　　　　　　　　　　　
　　层递式：“拿了”三句，“律己”、“教人”、“指导革命”和“害己”、
　　　　　　　　　　　　　　　　　
　　　　　　　　　　　　　　　　　
　　“害人”、“害革命”，属于范围性阶升：“是……大敌”四句，“共产党”、“工人阶级”、“人民”和“民族”，也是范围性阶升：“真理”、“党性”
　　和“革命”三句，“真理抬头”、“党性巩固”和“革命胜利”是程度性阶升。
　　　　　　　　　　　　　　　　　
　　摹状法：“甲乙丙丁”和“夸夸其谈”两句，“满天飞”一句。
　　夸张法：“满天飞”一句。
　　重复法：“或作”、“一大”、“拿了”、“害了”、“己”、“人”、
　　　　　　　　　　　　　　　　　
　　“革命”、“是……大敌”、“才会”等，这些字面或句式都有重复。
　　比喻法：“钦差大臣”（借喻）、“大敌”（隐喻）。
　　比拟法：“抬头”（拟人）。
　　成语选用：“夸夸其谈”、“实事求是”、“哗众取宠”、“华而不实”、
　　　　　　　　　　　　　　　　　
　　“脆而不坚”、“自以为是”。
　　谚语选用：“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
　　抒情法：间接抒情，整篇文字中充满了对主观主义的愤怒之情。
　　上述各种方法和技巧的运用，三组对偶式、两个谚语，都属于连用，有
　　　　　　　　　　　　　　　　　
　　的成语并用、串用，也属于连用。对偶句和层递句中都有重复字面，属于重复法与对偶式和层递式融用：“满天飞”既属于比喻，也属于夸张，还属于谚语，属于三法融用。对偶句中有成语，属于对偶式与成语融用。至于各种方法和技巧的合用的情况，就更多了。
　　　　　　　　　　　　　　　　　
　　总之，这段文字包括标点在内，共274 个字，连续穿插运用了11 种方法和技巧，其中既有连用、合用，也有融用。因此，这段文字是各种语言方法和技巧综合运用的极典型的范例。虽然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并不篇篇如此，但这种综合运用各种语言方法和技巧的情况并不少见。在其他文章中，他也是时而叙述，时而议论；一会儿勾勒形象，一会说明解释；这里打个比方，那里举个实例；一边设问，一边作答……总是那样轻松自如，有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
　　　　　　　　　　　　　　　　　
　　以上我们介绍了毛泽东语言生动性的方法多样性及其灵活运用的问题。
　　下面，为了叙述和理解上的方便起见，还是把毛泽东的语言具有生动性的一系列重要方法和技巧分别加以评述。这些重要方法和技巧，除了在第一章中提到的成语和典故的运用、风趣性的各种技巧以外，主要包括摹状法、比喻法、比拟法、借代法、夸张法、拈连法、仿化法、换用法、易色法、引用法，共10 种。
　　　　　　　　　　　　　　　　　
　　　　　　　　　　　　　　　　　
　　一摹状法的运用
　　　　　　　　　　　　　　　　　
　　摹状法原是文艺作品或记叙文中常用的一种主要的表现方法，它是通过形象描写来反映思想和感情的重要手段。如果在实用性的文章和讲话中运用得好，也会增强形象性和文学性。
　　　　　　　　　　　　　　　　　
　　毛泽东很善于运用摹状法。解放前，他在安源办工人日校、夜校给工人讲话时，在黑板上写一个“工”字，然后解释道：上面一横是天，下面一横是地，中间一竖代表工人自己，工人就是顶天立地的人，整个世界都应该属于工人阶级；在长沙给人力车夫夜校讲话时，他在黑板上又把“人”字放到“工”字的下面，于是便成了“天”字，他解释道：如果工人团结起来，便可以顶天（据R.特里尔《毛泽东传》）。这种形象化的讲话方法，真是别出心裁，令人“叹为听止”。他的一般文章和讲话中，也能广泛地运用摹状法，所以他的语言形象性很强。例如，在《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中给“人民公敌”蒋介石画像：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
　　　　　　　　　　　　　　　　　
　　请看，这段文字是何等形象生动！即使不提蒋介石的名字，人们也知道说的是谁。尤其是其中的“推入……血海”、“失魂落魄”、“拔步便跑”、“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摇摇摆摆”数语，把蒋介石这个人物形象勾画得活灵活现，如见其人。
　　　　　　　　　　　　　　　　　
　　毛泽东运用摹状法很是高明，一般不需要很多语言，甚至仅仅用几个关键性词语，便可以把一个形象十分生动地刻画出来。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
　　　　　　　　　　　　　　　　　
　　这句话里仅仅用了“洒”和“看一看”两个词语，便把美国侵略者的做法和神态刻画得形象传神。
　　　　　　　　　　　　　　　　　
　　1.运用摹状法的种类毛泽东运用摹状法，主要分为人物摹状和事物摹状两大类。
　　　　　　　　　　　　　　　　　
　　①人物摹状法毛泽东对人物进行摹状的情况较多，有个人摹状、群像摹状、神态摹状、言语摹状、心理摹状、行为摹状等。
　　个人摹状。这是一种对某一单个人物形象的描写。《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这样描写鲁迅：
　　　　　　　　　　　　　　　　　
　　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著，呼啸着前进！
　　　　　　　　　　　　　　　　　
　　　　　　　　　　　　　　　　　
　　说鲁迅的反抗和前进的背景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反抗的样子是“坚韧地”，前进的样子是“呼啸着”，使鲁迅这个大无畏的革命者的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群像摹状。这种摹状的对象是一组群体性人物。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是这样描写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
　　　　　　　　　　　　　　　　　
　　这段话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这组人物形象的刻画，有爬起、揩血、掩尸、举旗等细节，十分典型，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突出的代表性，令人感动。
　　　　　　　　　　　　　　　　　
　　神态摹状。这是通过人物的神态描写来反映人物形象。下面是一则很典型的例子：
　　　　　　　　　　　　　　　　　
　　中国亲日派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看了这种情形（指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基本方针不会变更的情形——引者），吓得发疯，跪倒在日本面前，订立了日汪卖国条约……（《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注精卫被“吓得发疯，跪倒在日本面前”签订卖国条约，真是一副奴才相，摹状极为逼真。
　　　　　　　　　　　　　　　　　
　　言语摹状。通过人物谈话刻画人物形象，就是言语摹状。毛泽东在教育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合作，但外来干部往往不尊重本地干部的时候，他这样说：
　　　　　　　　　　　　　　　　　
　　……有些人轻视本地干部，讥笑本地干部，他们说：“本地人懂得什么，土包子！”（《整顿党的作风》）
　　　　　　　　　　　　　　　　　
　　仅一句话，就把瞧不起本地干部的外来干部的思想反映出来了。
　　　　　　　　　　　　　　　　　
　　心理摹状。通过心理活动或想法来刻画人物的态度，可以称为心理摹状。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对小资产阶级中生活下降那部分人是这样描写的：
　　　　　　　　　　　　　　　　　
　　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
　　　　　　　　　　　　　　　　　
　　“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都是人物心理上的具体反映，读者完全可以从中看出他们的思想状况。
　　行为摹状。通过人物的举止行为刻画人物形象，就是行为摹状。例如，毛泽东写闻一多：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
　　（《别了，司徒雷登》）
　　　　　　　　　　　　　　　　　
　　一个“拍案而起”，一个“横眉怒对”，两个动作，就使一身正气的闻一多这个英雄形象永垂不朽。
　　毛泽东进行人物摹状时，往往把两种以上的摹状手法结合起来，使被描写的对象更加形象生动：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 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整顿党的作风》）
　　　　　　　　　　　　　　　　　
　　这段话中“乱放一通”、“搓来搓去”属于行为摹状：“连声赞曰”属于神态摹状；引号内的话是言语摹状。这是三种摹状的结合运用。又如：
　　　　　　　　　　　　　　　　　
　　比如富裕中农，大家看到，无论在那个革命中间，他们总是动摇的，不坚定的，高兴起来可以发狂，悲观起来可以垂头丧气。他的眼睛经常看到的是他那一点小财产，无非是一两匹牲口呀，一辆大车呀，十几亩地呀。他们患得患失，生怕失掉这些东西。（《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其中“发狂”、“垂头丧气”等是神态摹状：“眼睛看到”、“患得患失”、“生怕失掉”是心理摹状。这是两种摹状法的结合运用。
　　　　　　　　　　　　　　　　　
　　②事物摹状法毛泽东对具体事物的摹状也很形象，例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当时时局的描写：
　　　　　　　　　　　　　　　　　
　　……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
　　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
　　　　　　　　　　　　　　　　　
　　两面大旗，且分红白，由两个组织分别“高举着”、“号召着”，把当时世界形势的格局勾画得可见可触。
　　　　　　　　　　　　　　　　　
　　2.摹状法的灵活运用关于摹状法的灵活运用，毛泽东一般多把它与比喻、比拟等其他技巧结合运用，具体情况，请参阅下文有关内容。毛泽东还有时把摹状法与虚拟法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殊的摹状技巧，这种技巧是根据文章或讲话中事理的需要，把不可能出现的事物按照可能出现的推想，形象化地把它们描绘出来，显得格外风趣。这种技巧，有人称之为“示现法”。请看《反对党八股》中的一段话：
　　　　　　　　　　　　　　　　　
　　……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
　　　　　　　　　　　　　　　　　
　　　　　　　　　　　　　　　　　
　　会将起军的。
　　　　　　　　　　　　　　　　　
　　这是一个细节，而且是一个很典型的细节，其中有时间、地点、人物，人物还作对话，很形象，但这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事实，不会真有其事，但是，人们却又不会以为是在骗人，反而感到风趣有味。
　　　　　　　　　　　　　　　　　
　　毛泽东在鼓励人们的时候，有时也运用这种特殊的技巧。例如他在对延安抗大第四期毕业生讲演时说过这样一段诺：
　　　　　　　　　　　　　　　　　
　　……我们要一直往东打，把日本人打回东京去。那时日本的老百姓开群众大会来欢迎你们，问你们从哪里来的，你们说：“我是从抗大来的——”（引白危《毛泽东印象》）
　　　　　　　　　　　　　　　　　
　　这也是一种虚拟性摹状，但是，这是多么令人鼓舞啊！
　　　　　　　　　　　　　　　　　
　　毛泽东所运用的摹状性语言很多，上面我们仅仅举了少数例子。他的摹状性语言有一个特点，即虽然不像文艺作品那样对形象刻画得细致入微，纤毫毕悉，但典型性却极强，其原因就是，他刻画形象一般都是采用杂文中“取型”时所运用的粗线条的勾勒法。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再看两则例子：
　　　　　　　　　　　　　　　　　
　　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论十大关系》）
　　　　　　　　　　　　　　　　　
　　以上两段话，刻画的是两种“型”；前者是“两面派型”，后者是“风派型”。
　　都是通过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作高度的概括，而用极简省的笔墨塑造出来的典型。
　　　　　　　　　　　　　　　　　
　　　　　　　　　　　　　　　　　
　　二比喻法的运用
　　　　　　　　　　　　　　　　　
　　毛泽东文章中修辞格运用得最多的有两种：一种是设问，另一种就是比喻。由此可知，毛泽东语言之所以具有感人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与他大量运用比喻的技法有极大关系。他在1942 年9 月7 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是人们都很熟悉的一篇政论文。它不足3，000字，其中竟设用了诸如黎明前的黑暗、航船和暗礁、鱼大水小、天气变化需要换衣服、孙行者战胜铁扇公主、黔驴之技等六处比喻。一篇短短的政论文中运用的比喻竟达如此之多，确实是不多见的现象，从而使这篇文章生动性极强，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并成为不朽之作。在其他各种体裁的文章和讲话中，比喻性的语言虽然没有这篇那么集中，但在可能的情况下，毛泽东都随处设喻，无论怎样复杂的问题或事理，他都可以运用比喻法作出生动具体而又明晰的说明和解释。例如，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文章中都说过，在抗日战争中，敌我双方均有三种包围和三种反包围：从整体战争中看，日本处于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于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这是敌对我的第一种包围，我从战役和战斗上把分数路向我进攻之敌的一路置于包围之中，这是我对敌的第一种反包围；每一独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包围之中，这是第二种包围，各个根据地及各个正规军阵地联系起来，这是第二种反包围；从国际上看，德、意、日等以侵略阵线包围中、法、苏、捷等，这是第三种包围，中、法、苏、捷等以和平阵线包围德、意、日等，这是第三种反包围。这个问题是多么复杂啊！想要把它说清楚，真是不容易。但是，毛泽东在上述两篇文章中，都把这个问题比作“下围棋”。他说，这三种包围和三种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我互相作战“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根据地则“好似做眼”。这一奇妙的比喻，不但把这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变得十分清晰易懂，而且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也可以这样说，善于运用比喻法，不但使比喻贴切、新奇，而且比喻种类繁多，用法灵活，这是毛泽东语言生动性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很有必要对毛泽东究竟运用哪些比喻法，如何进行比喻等方法和技巧进行归纳、总结，从而有利于我们学习和借鉴。
　　　　　　　　　　　　　　　　　
　　1.运用比喻法的种类毛泽东运用比喻法的种类，可以说应有尽有，无一不备。根据一般修辞格看，其中有明喻、隐喻、借喻、讽喻（含引喻）；从其他不同角度看，还有反喻、强喻，略喻、详喻，等等。
　　　　　　　　　　　　　　　　　
　　①明喻法先请看下面三则例子：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
　　　　　　　　　　　　　　　　　
　　速地移动其位置。（《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
　　　　　　　　　　　　　　　　　
　　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论
　　　　　　　　　　　　　　　　　
　　持久战》）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在
　　　　　　　　　　　　　　　　　
　　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时的谈话）
　　　　　　　　　　　　　　　　　
　　　　　　　　　　　　　　　　　
　　这三则例子中的比喻，不但本体和喻体都出现，而且其间还都有“像”和“好像”字样的喻词，故都属于明喻法。
　　毛泽东有时连续运用明喻法。例如《反对本本主义》中说：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这是一个复句，由两个并列的分句构成。毛泽东对这两个内容都作了明喻：把前者喻为“十月怀胎”，把后者喻为“一朝分娩”，时间也是衔接的，形成连续明喻，十分得体。
　　　　　　　　　　　　　　　　　
　　②隐喻法再看下面两则例子：……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新民主主义论》）
　　　　　　　　　　　　　　　　　
　　对的，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引者）总是在企图破坏我们，我完全承认这种估计的正确，不估计这一点就等于睡觉。（《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前一则例子，比喻中的本体和喻体之间有“是”的字样，后一则例子有“等于”的字样，所以它们都属于隐喻法。
　　毛泽东有时也连续运用隐喻法。例如：
　　　　　　　　　　　　　　　　　
　　英国、美国、日本、法国……，都很喜欢我们这块地方。他们都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我们是他们的学生。（《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反面教员”和“学生”是两处隐喻连用。
　　还有的比喻形式中，本体和喻体都出现，喻词不出现，由本体和喻体构成一个词组（含偏正词组或同位词组）。例如：
　　　　　　　　　　　　　　　　　
　　……和平攻势这个法宝出产于美国工厂，还在大半年以前就由美国人送给了国民党。（《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
　　　　　　　　　　　　　　　　　
　　这个句子中共有两处比喻：“和平攻势”是本体，“这个法宝”是喻体，二者合在一起，构成同位词组比喻：“美国”是本体，“工厂”是喻体，二者构成偏正词组比喻。而像“花冈岩脑袋”（《介绍一个合作社》）、“战争长河”（《论持久战》）和“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论持久战》）这些比喻，也都是由偏正词组构成：其中的“花冈岩”是喻体，“脑袋”是本体，其中心词仍然是本体：“战争”是本体，“长河”是喻体：“战争指挥员活动”是本体，“舞台”是喻体。但是，在偏正词组比喻中，有的喻体（“工厂”、“长河”、“舞台”）都变成了中心词，反客为主；本体（“美国”、“战争”、“战争指挥员活动”）却都有了偏饰性质，反主为客。以上这些由偏正词组和同位词组构成的比喻，虽然喻词没有出现，但其本体和喻体之间却存在着与“是”或“等于”相似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况下的比喻，似
　　　　　　　　　　　　　　　　　
　　　　　　　　　　　　　　　　　
　　乎均可以视为隐喻法的特殊情况。
　　　　　　　　　　　　　　　　　
　　③借喻法所谓借喻法，就是既不出现本体，也不出现喻词，而只是出现喻体的一种比喻技巧。这种比喻，就是用喻体来代替本体的一种比喻方法。例如：
　　　　　　　　　　　　　　　　　
　　国民党死硬派……坚决地反对人民，……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顶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
　　　　　　　　　　　　　　　　　
　　文中的“宝塔的尖顶上”是个喻体，本体“极端孤立的危险境地”和喻词都未出现。因此，这是借喻。
　　　　　　　　　　　　　　　　　
　　毛泽东往往连用借喻法。有时他仅仅根据很简单的喻体，便能引申出许多有趣的事理来。例如，在斥责那种“自己有了错误，又不承认，还反以为自己一贯正确、爱吹牛皮”的机会主义者时，把他们比喻为喜欢开“牛皮公司”的人。这仅仅是一种极简短的借喻，但他却据以引出来开“牛皮公司”
　　这种人的四个特点：第一，他们要想开“牛皮公司”，要“学会不脸红”；第二，当“牛皮公司”经理，“要学会夸夸其谈，阿谀奉承”；第三，必须“培养一批人手，替他出力”；第四，还要“学会画广告，会编小册子宣传”
　　（王永盛、张伟《毛泽东的语言艺术》），这种借喻，确实是很有趣的。
　　　　　　　　　　　　　　　　　
　　又如：
　　　　　　　　　　　　　　　　　
　　在我们走向胜利的路上，不仅荆棘丛生，而且路旁随时有扒手在窥视着，想乘我们的不备，窃取我们奋斗的果实而去。（《谨防扒手》）
　　　　　　　　　　　　　　　　　
　　这段话中，一连串的比喻都是借喻：喻体“路上”比喻的是斗争的过程中，“荆棘丛生”比喻的是困难很多，“路旁”比喻的是斗争范围以外，“扒手”比喻的是未参加斗争的投机者，“果实”比喻的是斗争胜利后带来的利益。从这则例子可以看出，连续地运用借喻法，形象性更强，因而也更生动。
　　　　　　　　　　　　　　　　　
　　④讽喻法（含引喻法）
　　以此一事理比喻彼一事理的比喻法叫做讽喻法。它有三种具体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本体在前，喻体在后；第二种情况是本体在后，喻体在前；第三种情况是喻体居中，其前其后皆为本体。这种技巧，实际上就是用事理来打比方，即用喻体中的事理引出或说明本体中的事理。
　　　　　　　　　　　　　　　　　
　　本体在前而喻体在后者，例如：
　　　　　　　　　　　　　　　　　
　　……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文艺作品）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段话中的本体是文艺作品的“提高要有一个基础”（即工农兵的需要）这个事理，喻体是一桶水要“从地上去提高”，而不能“从空中去提高”这个事理。显然，这是本体在前，喻体在后的一种讽喻。这种讽喻的情况是比较多见的。
　　　　　　　　　　　　　　　　　
　　喻体在前而本体在后者，一般称为引喻法。所谓引喻法就是用喻体中的
　　　　　　　　　　　　　　　　　
　　　　　　　　　　　　　　　　　
　　事理引出本体中的事理。
　　例一：
　　　　　　　　　　　　　　　　　
　　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例二：
　　　　　　　　　　　　　　　　　
　　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前一则例子是用小规模争斗怎样达到最佳效果的事理，引出并说明大规模战争中如何才能取得关键性胜利的道理，例二是用做文章引出并说明当时进行的民主革命的意义。
　　　　　　　　　　　　　　　　　
　　毛泽东运用的引喻颇多，诸如用过河一定要解决“桥”与“船”的问题，引出和解释要重视工作方法的道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用剧有“序幕”和“高潮”的道理，引出说明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的道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用长江虽大，但并不可怕的道理引出并说明美帝国主义也“没啥”的道理（宫强《毛主席三次渡长江》），等等，都属于引喻法的运用。
　　　　　　　　　　　　　　　　　
　　关于喻体居中，前后皆为本体者，例如：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段话中间，“鹅蛋看不起鸡蛋”和“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是两组并列的喻体，其两处本体都是“看不起人”，一处在喻体之前，一处在喻体之后。
　　　　　　　　　　　　　　　　　
　　毛泽东常常把喻体居中的比喻法运用到文章和讲话的较大层次或段落中去，例如，《愚公移山》中的一段文字，开头的文字说，党的“七大”闭幕，全党全国人民要有必胜的信心，这是本体，中间部分叙述了愚公移山的寓言，这是用典故作喻体；最后又说我党早已下定决心挖掉“帝”、“封”两座大山，只要坚持，也会成功，这又是本体。这种讽喻的好处是，喻体把前后两个本体（其实质是一致的）有机地联系起来，成为一体，逻辑性强，说服力大。
　　　　　　　　　　　　　　　　　
　　从上面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讽喻法重在说理，故其文字量偏大。因此，毛泽东常常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论证方法——喻证法。它可以化故事、典故（含寓言、神话）等为喻体。除了上面提到的“愚公移山”以外，像《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的“黔驴之技”，《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农夫与蛇”等，就都是讽喻法中的喻体，其比喻效果都是相当理想的。
　　　　　　　　　　　　　　　　　
　　⑤反喻法
　　　　　　　　　　　　　　　　　
　　所谓反喻法，就是在比喻中，本体与喻体相比，在性质上或作用上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毛泽东运用反喻法的时候也不少。如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革命（本体）不是请客吃饭”（“请客吃饭”是喻体）；《整顿党的作风》中的“这些作风（指不正的学风、党风和文风，是本体）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北风“是喻体）那样”；《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的“共产党员和蒋介石（本体）都不是神仙（喻体）”等，这些比喻中，其本体与喻体都是不同或相反的，因此它们都属于反喻。从这些反喻中可以看出，它们都是明喻或隐喻的特殊形式。因为它们之间的喻词都是“不是”或“不像”。这种情况的比喻，也包括对比的因素。
　　　　　　　　　　　　　　　　　
　　⑥强喻法强喻法是本体在程度或作用上超过或不及喻体的一种比喻法。它也可以视为明喻或隐喻的特殊形式，并且也包含有对比的因素。例如，1957 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好看”（引郭思敏编《我眼中的毛泽东》），这句话中“赫鲁晓夫这朵花”本身是同位词组比喻，而在整句话中，它是喻体，“我”是本体，这是喻体超过了本体的强喻。
　　　　　　　　　　　　　　　　　
　　由于反喻法和强喻法同时都包含有对比的因素，所以运用它们往往可以使形象更加鲜明生动。例如，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党校开学典礼的演说中讽刺教条主义的时候说：
　　　　　　　　　　　　　　　　　
　　说句不客气的话，（教条主义）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
　　　　　　　　　　　　　　　　　
　　说教条主义不如屎，这是运用了强喻法，（喻体超过了本体）其中有教条主义与“屎”（包括“狗屎”和“人屎”）的对比，实在风趣；如果不用强喻，而说“教条主义好像屎”，虽然也较为形象，但其作用和风趣性就要差得多。
　　　　　　　　　　　　　　　　　
　　2.比喻法的灵活运用灵活多变地运用上述各种比喻法，也可以说是毛泽东运用比喻法的一个具体特点。这个特点体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有一本多喻，多本一喻；有时多种比喻合用，有时结合其他各种技巧运用；有时两面同时设喻，有时总分设喻；有时将喻体引申，有时将喻体与本体融为一体，等等。
　　　　　　　　　　　　　　　　　
　　①一本多喻毛泽东运用比喻法，有时本体只有一个，喻体却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这种情况，就是一本多喻。例如，他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这个本体同时比喻为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两个喻体（《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把“国民党特务机关”这个本体同时比喻为“谣言之大本营”和“奸邪之制造所”（《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它们都是一本两喻法。
　　　　　　　　　　　　　　　　　
　　在毛泽东的语言中一本三喻的情况也不少。例如：
　　　　　　　　　　　　　　　　　
　　……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反对本本主义》）
　　　　　　　　　　　　　　　　　
　　本体只有一个，即“调查的结果”，喻体却有三个：“狗肉账”、“新奇故
　　　　　　　　　　　　　　　　　
　　　　　　　　　　　　　　　　　
　　事“、”山顶看城郭“。其他诸如把”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这一个本体比喻为”航船“、”朝日“和”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敌人不打不倒“这一个本体比喻为”扫帚不到灰尘不跑“、”钟不敲不响“和”桌子不搬不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把长征的意义这一个本体比喻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等，都是一本三喻。
　　　　　　　　　　　　　　　　　
　　②多本一喻这是用同一种喻体来比喻两个以上的本体的情况。这又分为两种具体情况：一，在同一处比喻中用同一个喻体来比喻多个本体；二，在不同的文章和讲话中用同一个喻体去比喻多个本体。
　　　　　　　　　　　　　　　　　
　　先说第一种具体情况。1958 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九年来，美国侵占了我国的台湾，黎巴嫩；它先后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因此——
　　　　　　　　　　　　　　　　　
　　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
　　　　　　　　　　　　　　　　　
　　这里，“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本体，有“几百个”，而喻体只有一个——“绞索”。
　　　　　　　　　　　　　　　　　
　　又如，毛泽东在1956 年11 月15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苏联“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这里的“列宁”和“斯大林”是两个本体，而“两把刀子”都是刀，属于一个喻体，所以这可视为两体一喻。
　　　　　　　　　　　　　　　　　
　　再说多体一喻的第二种情况，即在不同的文章和讲话中用同一个喻体去比喻不同的多个本体的情况。这种情况，也很普遍。例如，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把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都比喻为“灰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把“敌人”也比喻为“灰尘”，在《论联合政府》中，又把缺点和错误比喻为“灰尘”。可见毛泽东很习惯于拿“灰尘”作为喻体进行比喻。笔者还发现，毛泽东也很喜欢拿孙悟空这个神话人物作为喻体，在不同的文章和讲话中，至少对八个不同的本体作过比喻，我们不妨选几例列在下面：
　　　　　　　　　　　　　　　　　
　　例一，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时，毛泽东鼓励人们说，要用“上天入地、变化多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那样的本领，“去推翻反动统治和整个旧社会”（据杨德志《我见到的毛泽东同志》）；
　　　　　　　　　　　　　　　　　
　　例二，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精兵简政以后的革命队伍要像孙行者巧妙战败铁扇公主那样战败敌人；
　　　　　　　　　　　　　　　　　
　　例三，在《论持久战》中用“几个新式孙悟空”比喻德、意、日三个“法西斯侵略主义者”；
　　　　　　　　　　　　　　　　　
　　例四，《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用“兴妖作怪的孙行者”比喻一切国民党反动派。
　　　　　　　　　　　　　　　　　
　　这四则例子中的喻体，虽然有些变化，但都是以孙悟空为主，基本上属于向一个喻体：至于本体却不相同。当然，那四个喻体，有的作为正面的形
　　　　　　　　　　　　　　　　　
　　　　　　　　　　　　　　　　　
　　象出现（前两例），有的作为反面形象出现（后两例）。由此可见，毛泽东运用比喻法是何等灵活。
　　　　　　　　　　　　　　　　　
　　③多种比喻法合用由于毛泽东所运用的比喻法很多，故其各种比喻法结合运用的情况就很复杂，其中有：明喻和隐喻合用；明喻和讽喻（引喻）合用；借喻和引喻合用；隐喻和引喻合用；引喻、明喻和隐喻合用；偏正词组、同位词组比喻和隐喻合用；下面，让我们分别看一看其中某些具体情况。
　　　　　　　　　　　　　　　　　
　　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左右手”是隐喻，“独臂将军”是明喻，所以这是隐喻和明喻合用。
　　　　　　　　　　　　　　　　　
　　……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新民主主义论》）
　　　　　　　　　　　　　　　　　
　　“如同……一样”，这是明喻，但是整个喻体是一个消化过程，说的是一个完整的事理，并用这个事理去说明“全盘西化”的主张是错误的这个事理，这又是讽喻。所以这段话，是明喻和讽喻（引喻）的合用。
　　　　　　　　　　　　　　　　　
　　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
　　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开头一句“弹钢琴”是借喻；其后用如何弹好钢琴、产生好的音乐的事理来说明如何开展好中心工作和其他方面工作的事理，又是讽喻。所以这段话是借喻和讽喻（引喻）的合用。
　　　　　　　　　　　　　　　　　
　　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同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医生只顾开药方，不管病人死活是隐喻（因为本体和喻体之间有喻词“等于”），而它又是“立场不正确”这个道理的根据，即从医生不负责任看病
　　　　　　　　　　　　　　　　　
　　　　　　　　　　　　　　　　　
　　的事理引出立场不正确的问题，这又是讽喻。所以这段话可视为隐喻和讽喻的合用。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青年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论人民民主专政》）
　　　　　　　　　　　　　　　　　
　　“像一个人一样……”这是明喻：“小孩子”、“青年小伙子”是连续反喻；“大人”是隐喻：“人到老年就要死亡”是讽喻。短短的一段文字，竟合用了四种比喻：明喻、反喻、隐喻和讽喻。
　　　　　　　　　　　　　　　　　
　　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在全国加以推广。比如老“三反”和新“三反”，都是地方上先搞的。中央各部乱发指示。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批报废。大区和省市的领导机关，是制造思想产品的地方工厂，也要出上品。（《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段话是1953 年夏季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讲的，基本上都属于比喻性的语言。其中“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上品”、“次品”、“地方工厂”均是隐喻，其余皆属于借喻（“出上品”中的“上品”也是借喻）。
　　由于隐喻和借喻交错互用，使得这段话中的抽象事理，显得异常形象生动。
　　　　　　　　　　　　　　　　　
　　1961 年毛泽东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后，有人告诉毛泽东，蒙想了解谁是毛泽东的继承人；毛泽东对汇报人说，八大党章中写着，必要时党中央设名誉主席一人，这就是告诉人们，“必要时”毛泽东就是名誉主席，之后由第一副主席的刘少奇继任毛泽东的职务。接着，毛泽东说了下面一段话：
　　　　　　　　　　　　　　　　　
　　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
　　（引郭思敏编《我眼中的毛泽东》）
　　　　　　　　　　　　　　　　　
　　这段话中的“铁幕”、“竹幕”是连续的两个同位词组比喻，同时又都属于连续反喻：“一层纸”是借喻，“马粪纸”和“玻璃纸”是连续性反喻，“薄薄的纸”（糊窗纸）是隐喻。这段话中也同时运用了同位词组比喻、借喻、反喻和隐喻四种比喻。
　　　　　　　　　　　　　　　　　
　　④两面设喻要说明的事物或问题，如果分为两个侧面，毛泽东运用比喻法时，常常同时从两方面进行比喻。请看下面的例子。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
　　　　　　　　　　　　　　　　　
　　　　　　　　　　　　　　　　　
　　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
　　　　　　　　　　　　　　　　　
　　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
　　　　　　　　　　　　　　　　　
　　“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中
　　　　　　　　　　　　　　　　　
　　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节文字是一则本体在前喻体在后的讽喻。它共有三个自然段。第一个自然段是本体，说的是处于劣势但指导正确的指挥员和军事冒险主义者，对于强敌进攻采用不同的战略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它分为两个侧面：正确的指挥员采用退却的战略（“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必然胜利；军事冒险主义者采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必然失败。第二个自然段和第三个自然段是两个喻体。两个喻体说的是一个事理：“两个拳师放对”，先作退让的聪明者胜，“其势汹汹”抢先进攻者败。只不过前一个喻体属于较为抽象的事理说明，后一个喻体属于较为具体的故事印证（《水浒传》中的“拳师放对”）。
　　其中每一个喻体也都分为两个侧面：前者作者用聪明退让而取胜的拳师比喻正确的指挥员，用“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而被打倒的“蠢人”比喻军事冒险主义者；后者用先是退让但看出对方“破绽”而取胜的林冲比喻正确的指挥员，用先是“连唤几个‘来’‘来’‘来’”而被“一脚踢翻”了的洪教头比喻军事冒险主义者。这两个喻体都属于两面设喻。两面设喻也属于比喻法与对比法合用。又如，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干部对研究经济建设的经验程度不同，毛泽东用医生业务不同的熟练程度比喻这种现象的两个方面，他把对经济建设经验研究得程度深的，比喻为能够“开刀”、“打针能够打静脉”的那种大夫；而把研究得程度浅的，则比喻为“不能开刀”、打针“只能打皮下”的那种大夫（《在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这种比喻，也属于两面设喻。
　　　　　　　　　　　　　　　　　
　　⑤总分设喻总分设喻是根据某一本体先作一总的比喻作为总的喻体，然后再根据这个总的喻体并列分设两个以上方面具体的较小的喻体进行比喻。比如，毛泽东先把整个革命比喻为一个“链条”，把1942 年和1943 年先后开始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比喻为“两个环子”（《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其中喻体“链条”和“两个环子”具有总分关系，所以，这个比喻属于总分设喻。
　　　　　　　　　　　　　　　　　
　　再看下面更典型的一段话：
　　　　　　　　　　　　　　　　　
　　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当渔人把网散开时，要看清水的深浅、流的速度和那里有无障碍，游击队分散使用时，也须注意不要因情况不明、行动错误而受损失。渔人为了收得拢，就要握住网的绳头，使用部队也要保持通讯联络，并保持相当主力在自己手中。打鱼要时常变换地点，游击队也要时常变换位置。（《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段语，都是比喻性的语言。其中总的喻体是“渔人打网”，其下有并列着三个分的喻体：“把网散开时”、收拢时、“变换地点”时，这三个分喻体
　　　　　　　　　　　　　　　　　
　　　　　　　　　　　　　　　　　
　　都与“渔人打网”具有总分关系。
　　以上总分设喻，还算是较为简单的情况，有时情况就比较复杂：
　　　　　　　　　　　　　　　　　
　　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是毛泽东批评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左”倾机会主义的一段议论，它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除去这点不说，仅仅就它的设喻技巧和方法就值得研究和借鉴。其本体基本上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喻体是“赚钱生意”。
　　实际上这是一个总的喻体（隐喻），其下分设有两个小的喻体：“市场交易”
　　与“睡眠和休息”。从总的看，这是总分设喻。但是，关于“市场交易”这个分喻体之下，又没有“买者”和“卖者”两个更小的喻体，这是总分中的总分。可见这种情况的比喻是很复杂的。
　　　　　　　　　　　　　　　　　
　　毛泽东所作的总分设喻，往往极有趣。他在论述“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这一问题时，把这个问题比喻为“生小孩子”，这是一个总的喻体。然后分为三种情况：九个月生孩子——正常；不足九个月硬要生——“左”倾；九个月不生——右倾（《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14 页）。这个总分设喻非常风趣。然而，还有更有趣的：
　　　　　　　　　　　　　　　　　
　　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过去这种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我们不去说它。……胡汉民所依托的两广派军阀，也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并重”（蒋介石的是“先剿匪，后抗日”）
　　的欺骗口号之下，同蒋介石对立。你们看，不是有点奇怪吗？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在上面的这段文字中，毛泽东写了两种“走狗”作为喻体：一种“走狗”是英美利益的代理人，从这种“走狗”引出狗的“主人”及其“叱声”；另一种“走狗”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毛泽东把“走狗”作为总的喻体，把两种具体的“走狗”作为分喻体，并且把它们的矛盾喻为“狗打架”，又从“狗打架”中引出了“大”、“小”、“饱”、“饿”四种“狗”，这又是总分中的总分。这种情况的比喻，真是趣味横生，令人拍案叫绝。
　　　　　　　　　　　　　　　　　
　　⑥喻体引申毛泽东运用比喻法灵活多变，还体现在经常善于对喻体进行巧妙的引申和发挥上面，从而增加其比喻的具体性和生动性。例如：
　　　　　　　　　　　　　　　　　
　　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
　　　　　　　　　　　　　　　　　
　　　　　　　　　　　　　　　　　
　　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段话中的喻体是“大海中游泳”，作者从“游泳”引申出“不沉没”和“到达彼岸”，又从“不沉没”和“到达彼岸”引申出“游泳术”。由于这一连串的引申比喻，使得这段话形象生动，如果作者仅仅停留在“大海中游泳”
　　这一点比喻上，其效果显然要减少许多。
　　　　　　　　　　　　　　　　　
　　毛泽东对喻体的引申发挥，一般都是随机性的。他有时从喻体的纵向进行引申，有时作横向引申，有时作双向引申，有时还从抽象的喻体中再引申出具体的喻体来，情况也比较复杂。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作讲演，内容是讲怎样争取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他说，对付蒋介石，就要像陕北农民赶毛驴上山，前面要人拉，后面要人推，还要用鞭子抽两下，不然，他就要耍赖、捣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迫使他接受了一致抗日的主张（据杨德志《我见到的毛泽东同志》）。从总体上看，这段话是讽喻，喻体是“陕北农民赶毛驴上山”，但毛泽东把这个喻体越引申越具体，对“驴”不光要“拉”、“推”，还要“鞭打”，几乎就是一个小故事。这可以视为对喻体的纵向引申。
　　　　　　　　　　　　　　　　　
　　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中国人民是已经长成为磐石了，但你们（指亲美分子——引者）却硬说还是皮球，你们一定要踢开就请踢踢看吧。可是，留心你们自己的高贵的足趾。（《谨防扒手》）
　　　　　　　　　　　　　　　　　
　　这段话比喻中的基本喻体是“磐石”，作者又从它引申出“皮球”，这是横向引申；之后，又从“皮球”引申出“踢球”和“小心足趾”，这又是纵向引申。可见这段话对喻体的引申是先横后纵。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批评要具有尖锐性时说：
　　　　　　　　　　　　　　　　　
　　……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角，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这段话开头的“棱角”是喻体（借喻），它本是一个较概括性的喻体，后面毛泽东把它具体化为牛角，再具体到“牛角”的用处（“一为防御，二为斗争”），最后又联系到每个人头上有没有长角，这种引申，使喻体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好笑。
　　　　　　　　　　　　　　　　　
　　还有比这更具体的：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
　　　　　　　　　　　　　　　　　
　　　　　　　　　　　　　　　　　
　　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不难看出，毛泽东把这段话中的喻体（“真老虎”）具体到不能再具体了，因而显得这段话更加形象生动。
　　还有进行比喻的许多时候，他往往将本体与喻体融为一体，使二者密不可分。请看下面一段话：
　　　　　　　　　　　　　　　　　
　　俗话说：“夹紧尾巴做人。”人本来是没有尾巴的，为什么要夹紧尾巴呢？好比那个狗，有翘尾巴的时候，有夹尾巴的时候。大概是打了几棍子的时候它就夹紧尾巴，大概是有了几批成绩的时候它的尾巴就翘起来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这段话中，本体是什么？喻体又是什么？这就不像一般的比喻那样容易分辨；当然，如果仔细分辨，还是可以分辨清楚的。尤其是“大概是有了几批成绩的时候它的尾巴就翘起来了”、要同志们“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
　　两句，最不易分辨其中何者为本体，何者为喻体。到底说的是人，还是狗？
　　说“有了几批成绩”，似乎说的是人，那后面为什么要说是“它”？既然是“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那指的可能是狗，因为只有狗才有尾巴；然而前面明明说的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这不又是指的人吗？尽管如此，我们并不会对这段话产生误解，反而感到其语言情趣盎然。
　　毛泽东运用的比喻性语言中，像这种情况并不少，如前面提到的关于人体消化过程的比喻，讲的是如何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问题，其本体和喻体也是交融在一起的，难以明确地加以区分，但仍然令人感到格外生动。这是运用比喻法达到了十分成熟、出神入化的程度，一般人很难做到。
　　　　　　　　　　　　　　　　　
　　⑦比喻法与其他技巧合用除了各种比喻法合用以外，毛泽东还经常把比喻法与其他各种技巧结合起来运用，从而使他的语言更加生动。这种情况也很复杂，这里我们仅介绍一下比喻法与摹状法、对比法、层递式等结合运用的具体情况。
　　　　　　　　　　　　　　　　　
　　比喻法与摹状法合用。毛泽东不是善于写狗吗？下面的例子又是他写“疯狗”打架：
　　　　　　　　　　　　　　　　　
　　他们（指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引者）像疯狗一样，已经疯了，被资本主义制度把他们弄得完全疯了，他们就不得不向他们的敌人，向全世界的墙壁，乱撞乱碰，这就是今天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实际生活。一群疯狗打架——这就是今天的帝国主义战争。（《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毛泽东讲的关于这次战争性质问题的一段话。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重新瓜分世界，毛泽东说他们像“疯狗”
　　一样，这是明喻；说他们“碰壁”、互相争夺是“疯狗打架”，都属于借喻；而说这些“疯狗”“完全疯了”、“乱撞乱碰”，说打架的疯狗是“一群”，这些都是摹状。由于毛泽东在比喻的基础上又运用了形象摹状，将这两种技
　　　　　　　　　　　　　　　　　
　　　　　　　　　　　　　　　　　
　　巧结合起来运用，所以使这段话显得格外动人。
　　　　　　　　　　　　　　　　　
　　摹状法和比喻法是使语言形象化的两大主要技法。毛泽东不但善于单独地运用它们，而且善于把它们结合起来运用，并且运用得十分纯熟。即使是看来很小的事理，他也尽可能这样做。比如，他说，批评错误现象，主要靠恰当的说理，但是，怎样才能恰当地说理呢？他这样告诉人们：
　　　　　　　　　　　　　　　　　
　　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反对党八股》）
　　　　　　　　　　　　　　　　　
　　给具有某种错误或毛病的人以刺激，让他们先认识到自己有错误或毛病的危害性，这是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或毛病的前提。毛泽东用医生给病人看病前的“大喝”，甚至用“喝”使之“惊”，“惊”而使之出“汗”的事理来说明这个前提。这是一个比喻，但比喻中有摹状，摹状中又有比喻，使两种技法合而为一，把道理说得形象、生动而又深刻。
　　　　　　　　　　　　　　　　　
　　比喻法与对比法合用。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在前面已有所涉及，为了更明确这个问题，下面再举一例。毛泽东在批判“左”倾机会主义第五次反“围剿”中与国民党“拼消耗”的主张时说：
　　　　　　　　　　　　　　　　　
　　“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把敌我“拼消耗”的行为比作“比宝”，把力量雄厚的敌人一方比作“龙王”，把力量弱小的革命力量一方比作“乞丐”，这都是借喻；而“龙王与龙王比”、“龙王与乞丐比”这两个比喻，则是明显的对比。这是比喻法与对比式合用的极典型的例子。由于对比式易使事理鲜明，而比喻法易使事物形象突出，故二者结合运用自然会产生更为生动的效果。这种情况，在毛泽东运用的比喻中随处可见。
　　　　　　　　　　　　　　　　　
　　比喻法与层递式合用。请看下面的例子：
　　　　　　　　　　　　　　　　　
　　（学问的研究）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引张贻玖《毛泽东读史》）
　　　　　　　　　　　　　　　　　
　　这段文字中，关于“积石”部分的内容是喻体，其前其后皆为本体，可见这段文字中的比喻属于讽喻法。但关于“积石”内容的具体叙述，由“一石”
　　而“二石”，由“二石”而“三石四石”乃至“万石”，数量渐次加多，属于阶升，因此，这段话在比喻中与层递式结合。在毛泽东的语言中，这种情况也不少见。又如，他提倡知识分子同工农结合，要熟悉工人农民，经常到工厂农村去，不过，到工厂农村去可以有三种情况，一是仅仅“看一看，转一转”，他把这种情况喻为“走马看花”；二是去“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他把这种情况喻为“下马看花”；三是“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他把这种情况喻为“安家落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不难看出，
　　　　　　　　　　　　　　　　　
　　　　　　　　　　　　　　　　　
　　“走马看花”、“下马看花”和“安家落户”，既是三个比喻，但它们又是按照一步比一步深入的程度性阶升顺序排列的。这也是明显的比喻法与层递式的合用。
　　　　　　　　　　　　　　　　　
　　总之，从上面我们对毛泽东运用的比喻法的各种情况的评述中看，虽未尽述，但也可以看出，他运用比喻法，数量多、用法活是其明显的两大特点。
　　这是一般人很难与之比肩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即是他运用比喻法样式新。样式新，往往带来内容新。这个情况，我们从上面提到的许多例子中都可以看到。这里，为了更进一步明确这个问题，同时也为了欣赏，再看几则较为典型的例子：
　　　　　　　　　　　　　　　　　
　　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评战犯求和》）
　　　　　　　　　　　　　　　　　
　　这是一个讽喻，内容是说国民党的军队像是贾宝玉颈下的那块石头，关系重大，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这样直接说，而是先说贾宝玉的命根是一块“石头”，然后才说，国民党也有命根，这个命根就是它的军队，让人体会到，这个军队，就是“石头”。
　　　　　　　　　　　　　　　　　
　　再看下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例子：
　　　　　　　　　　　　　　　　　
　　每年国家预算要三榜定案。就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还有一些有关同志，开三次会，讨论定案。……他们（指经手预算的同志——引者）
　　好比是戏台上的演员，会唱，我们好比是观众，不会唱。但是，如果我们看戏看久了，哪个长，哪个短，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有些戏，人们不大高兴看，就必须改变。……专家有专家的长处，非专家有非专家的长处。
　　非专家可以鉴别正确和错误。
　　　　　　　　　　　　　　　　　
　　你看，毛泽东把对每年国家预算的讨论比作“演戏”，把制定预算的专家比作“演员”，把自己和中央委员这些非专家们比作“观众”，用一般观众评定、判断、鉴别戏演得好坏，决定某些戏是演下去还是改换的常识来比喻国家预算的好坏或是否可以付诸实施的道理，这种形式的比喻，是何等奇特，一般人是不可能发此奇想的。
　　　　　　　　　　　　　　　　　
　　再举一则例子。1958 年3 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的谈话中，当谈到很小的古巴却不怕离它很近的强大的美国时，毛泽东说了下面一段话：
　　　　　　　　　　　　　　　　　
　　许多病是由细菌引起的。细菌很小，以至于看不见它们。而人则很大，约有150 磅。但人的块头一点也吓不倒细菌。它们恰恰进入人体并繁殖起来。
　　（引郭思敏编《我眼中的毛泽东》）
　　　　　　　　　　　　　　　　　
　　这么奇巧的比喻，真是“远想出宏域，高步超常伦”！他能把细菌和人的关系与古巴和美国的关系建立起联系，形成绝妙的比喻，贴切而又蕴含着深刻
　　　　　　　　　　　　　　　　　
　　　　　　　　　　　　　　　　　
　　的哲理，可以称为比喻中的一绝。这类新颖的比喻很多，诸如把革命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把党政机关迁往北京比喻为“赶考”，把革命者不要因为骄傲而使革命失败比喻成“不当李自成”（权延赤编《领袖泪》），把他自己集中一段时间看了各地许多报告材料比喻为“周游列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06 页），等等，都是十分新奇而又巧妙的比喻。总之，各种比喻法的运用，使毛泽东的语言非常生动。
　　　　　　　　　　　　　　　　　
　　　　　　　　　　　　　　　　　
　　三比拟法的运用
　　　　　　　　　　　　　　　　　
　　1.运用比拟法的种类毛泽东运用比拟法虽然不像运用比喻法那样多，但其种类也比较齐全：既有拟人法和拟物法，还有拟生法。
　　　　　　　　　　　　　　　　　
　　①拟人法毛泽东有时把动物或具体事物当作纯粹的人来写。有一次，毛泽东便秘，问医生有什么好办法，医生告诉他，最好的办法是灌肠，于是他说：
　　　　　　　　　　　　　　　　　
　　那好，如果明天屎先生还不来，就灌吧！（王鹤滨《紫云轩主人》）
　　　　　　　　　　　　　　　　　
　　毛泽东把“屎”称为“先生”，可见他运用拟人法是何等娴熟。关于这种拟人法，毛泽东运用得不是很多，有关具体情况，下文涉及到时再作一些交代。
　　　　　　　　　　　　　　　　　
　　②拟物法毛泽东常常把人当作动物或一般事物来写。例如，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旧时的“警察、警备队、差役”统称为县政府“豢养的”“这班恶狗”，这是把人当作动物对待。
　　　　　　　　　　　　　　　　　
　　③拟生法这种技巧，在一般的修辞著作中没有提到。它是把无生命的事物当作有生命的事物来写（这里的“生命”，是专指动物和人的生命，不包括植物的生命，因此是狭义的概念），使这种无生命的事物，有时可以被看作是人，有时也可以被看作是动物。由于拟人法只能把被比拟的对象看作是人，所以拟生法与拟人法有所不同。例如：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多奇怪，“这几个口号”本来是无生命的事物，它们会“飞”，已属非常，然而还会“钻”、会“流”，可见它们是怎样地充溢着生机和活力！这种形象的语言真是奇妙；然而，这不是拟人，而是拟生。
　　　　　　　　　　　　　　　　　
　　毛泽东运用上述三种比拟法时，有时连续运用其中某一种技巧。上述关于“打倒帝国主义”等几个口号会“飞”、会“钻”、会“流”的例子，便是拟生法的连续运用。又如：
　　　　　　　　　　　　　　　　　
　　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劳动人民不高兴”，是正常的，“牛”和“锄头”都“会不高兴”，“土地”还会“不舒服”，这是一连串的拟人法的运用。
　　再看下面一段话：
　　　　　　　　　　　　　　　　　
　　……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
　　　　　　　　　　　　　　　　　
　　　　　　　　　　　　　　　　　
　　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
　　（《新民主主义论》）
　　　　　　　　　　　　　　　　　
　　“资产阶级思想”、“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都是思想，即都是抽象的无生命的事物，但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却会结成“反动同盟军”，“资产阶级思想”与这个“反动同盟军”都会“上阵打几个回合”，这个“反动同盟军”也会“反攻”：“新学”呢，它也是一个抽象的无生命的事物，它会“偃旗息鼓”（说明它原来会举旗、击鼓），能够“宣告退却”，“失去了灵魂”（说明它曾经有过灵魂）。这一连串的描写，都是把它们当作人来写的，显然这也是拟人法的连用。
　　　　　　　　　　　　　　　　　
　　2.比拟法的灵活运用毛泽东运用比拟法，也很灵活，情况也是多种多样。
　　　　　　　　　　　　　　　　　
　　①各种比拟法合用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能向“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抽象事物“将一军”，这是把它们当作人看，属于拟人法；把这两个抽象事物称为能现“原形”的“怪物”（说明它们原来还会“伪装”），这又属于拟生法（当然这同时也属于承前借代法）。
　　可见这段话是拟人法和拟生法的合用。
　　　　　　　　　　　　　　　　　
　　毛泽东对于各种比拟法合用的情况，并不很多，偶有所见。
　　　　　　　　　　　　　　　　　
　　②比拟法与其他各种技巧合用毛泽东经常结合摹状、比喻、借代、对比等其他各种技巧运用比拟法。
　　关于与借代法合用的情况，请参阅下文借代法一节有关内容，这里仅介绍其他各种合用的情况。
　　　　　　　　　　　　　　　　　
　　比拟法与摹状法合用。上文提到的中外各种思想“上阵”、“结盟”、“反攻”、“偃旗息鼓”的例子，既是比拟，同时也刻画出了具体形象：“打倒帝国主义”那几个口号到处“飞”、“钻”、“流”的例子，也是如此。
　　可见比拟法与摹状法常常密不可分。运用比拟法时，经常要借助于摹状法来刻画形象，因此，在毛泽东的语言中，摹状法与比拟法合用的情况较为多见。
　　　　　　　　　　　　　　　　　
　　比拟法与比喻法合用。比拟法，就其本质来讲，也属于比喻，因为二者都要“比”。在许多情况下，究竟是比喻，还是比拟，往往很难界划得清清楚楚。例如，上文提到的把旧县政府的警察等说成是“这班恶狗”，究竟是比喻，还是比拟？实际上，既可以看作比喻，也可以看作比拟。再让我们重复地看看我们在比喻法一节中已经用过的关于“鸡蛋鹅蛋”和“黑色金属稀有金属”那两个例子。整体上看，毛泽东是用“鹅蛋看不起鸡蛋”和“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来说明不要瞧不起人的事理，这是讽喻，但是，说“鹅蛋”和“黑色金属”都会“看不起人”，这不都是拟人吗？显然，这都是比
　　　　　　　　　　　　　　　　　
　　　　　　　　　　　　　　　　　
　　拟法与比喻法的合用。
　　由于比拟法和比喻法都能“比”，又都能有助于形象化，故二者合用，其语言自然倍加生动。
　　比拟法与对比法合用。例如：
　　　　　　　　　　　　　　　　　
　　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反对党八股》）
　　　　　　　　　　　　　　　　　
　　能叫教条主义“休息”，又能叫教条主义“起床”，可见教条主义有了人的特点，这是明显的拟人法。可是“休息”和“起床”的含义却是对立的，所以这样的拟人，又属于对比法。
　　　　　　　　　　　　　　　　　
　　除了上述的情况以外，毛泽东灵活地运用比拟法，还体现在其他一些方面。有时，他运用拟物法时，常常把动物的特点加在人的身上。例如，他劝戒人们不要骄傲时说，“尾巴不要翘起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把动物的特点加到了人的上面，属于拟物（当然，有比喻的因素）；他在运用拟人法或拟生法时，也把人或动物的特点加在抽象事物上面。请看下面一段话：
　　　　　　　　　　　　　　　　　
　　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反对党八股》）
　　　　　　　　　　　　　　　　　
　　你看，党八股式文章和演说里面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本来是无生命的抽象事物，却具有“生怕”、“胆怯”以及“认为”等这些与人相同的心理活动，还会像人或动物一样“装样子吓人”，真是形象极了。
　　　　　　　　　　　　　　　　　
　　另外，毛泽东还常常喜欢用“跑”、“跑到”、“跑来”、“跑出来”
　　等人或动物的特点进行比拟。请看下面各例：
　　　　　　　　　　　　　　　　　
　　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指抗日战争形势的两种特点和两种事实——引者）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
　　　　　　　　　　　　　　　　　
　　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事实先生跑将出来，给这些空谈家一瓢冷水……（《论持久战》）
　　……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整顿党的作风》）
　　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
　　　　　　　　　　　　　　　　　
　　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34 页）
　　　　　　　　　　　　　　　　　
　　上面一共列举了五则拟生法的例子，其中都有一个“跑”字，这一“跑”，就把那些抽象事物都给“跑”活了。
　　　　　　　　　　　　　　　　　
　　　　　　　　　　　　　　　　　
　　四借代法的运用
　　　　　　　　　　　　　　　　　
　　1.运用借代法的种类毛泽东运用借代法的种类有以一代全法、以点代面法、现象借代法、承前借代法。
　　　　　　　　　　　　　　　　　
　　①以一代全法以一代全法是用某一个别事物或个别人（有时是两件事物或两个人）指代与其同种或同类所有事物或所有人的一种借代法。它是以个别代全体。例如：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这里的“一针一线”，可视为一切财物。这种借代法不但能以一代全，还能以小代大或以少代多，会产生举轻就重的效果。
　　毛泽东所运用的以一代全法的语言中，有不少是人名借代，即用某一典型的人名，指代与那人有同种性质的所有的人，例如：
　　　　　　　　　　　　　　　　　
　　因为土地问题，反封建就反到了和尚，受打击的是住持、长老之类。这少数人打倒了，“鲁智深”解放了。（《团结起来，划请敌我界限》）
　　　　　　　　　　　　　　　　　
　　这里的“鲁智深”指代的是所有的普通和尚。由于典型人名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所以利用人名借代时，往往也就反映出作者的感情色彩。请看下面两则例子——
　　　　　　　　　　　　　　　　　
　　例一：
　　　　　　　　　　　　　　　　　
　　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组织起来》，见《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例二：
　　　　　　　　　　　　　　　　　
　　查汪逆收集党徒，附敌叛国，订立卖国密约，为虎作伥，固国人皆曰可杀。然此乃公开之汪精卫，尚未语于暗藏之汪精卫也。（《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例一中的“诸葛亮”，是正面人物，他指代所有像诸葛亮那样具有聪明才智的人，因而具有明显的褒义；而例二中的“汪精卫”是反面人物，指代一切亲日派的汉奸卖国贼，具有明显的贬义。另外，在“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到的“大蒋介石”和“小蒋介石”，则指大小反革命分子，也具有明显的贬义。
　　　　　　　　　　　　　　　　　
　　运用以一代全法作人名借代时，毛泽东往往在人名后面加一“们”字，以示其同类人物不止一个，同时也具有讽刺意味：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
　　　　　　　　　　　　　　　　　
　　　　　　　　　　　　　　　　　
　　着……（《“友谊”，还是侵略？》）
　　　　　　　　　　　　　　　　　
　　这“艾奇逊们”指代与艾奇逊同类的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并具有明显的讽刺性。
　　　　　　　　　　　　　　　　　
　　②以点代面法所谓以点代面法，是用全局事物中的一两点代表性的局部事物指代全局性事物的一种借代法。例如，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
　　　　　　　　　　　　　　　　　
　　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论语》中人们都熟悉的话语。在这里，它不仅指代《论语》全书，也指代所有的封建时代的经书典籍。这是仅用片言只语指代全局性的事物。
　　　　　　　　　　　　　　　　　
　　毛泽东运用以点代面法时，也往往利用有代表性的人名和地名（含地点、单位等）指代全局性事物。例如：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这里的“孔夫子”，代表孔夫子那时的历史遗产，“孙中山”代表孙中山时期的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则代表二者之间这段历史时期的一切的历史遗产。这也属于以点代面法的运用。另外，毛泽东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经常提到“蒋介石”的名字，其中有不少的“蒋介石”并不实指其人，而是用它来指代其所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政权，这也是运用了以点代面法。再请看下面的例子：
　　　　　　　　　　　　　　　　　
　　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文中的“伦敦”指代英国政府，“汉阳”指代国民党政府所有工厂的所在地（“兵工厂”则指代兵工厂生产的武器）。这属于地名借代，也是以点代面。
　　　　　　　　　　　　　　　　　
　　③现象借代法这里所说的现象借代法，是指利用事物的现象或形式指代其实质的一种借代法。毛泽东运用这种借代法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有时他利用某种典型的工具（含武器）指代使用该种工具的人们。例如：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战争和战略问题》）
　　　　　　　　　　　　　　　　　
　　这里说的“枪”不是指代武器，而是指代使用武器的人们——军队。
　　有时毛泽东还利用事物的形式指代运用该种事物的行为。例如：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和战略问题》）
　　　　　　　　　　　　　　　　　
　　　　　　　　　　　　　　　　　
　　其中的“枪杆子”指代运用枪杆子的行为——武装斗争。又如：
　　　　　　　　　　　　　　　　　
　　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41 页）
　　　　　　　　　　　　　　　　　
　　其中的“文章”是指英国方面讲话中的行为或作法。
　　再看下面的例子：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45 页）
　　　　　　　　　　　　　　　　　
　　“大喊大叫”也是一种现象，它指代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因为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现象的特点是“大喊大叫”。
　　有时人的某一有代表性的器官，可以被用来指代其所具有的能力或行为。例如：
　　　　　　　　　　　　　　　　　
　　人人都有眼睛，谁能在遵化县那里看得出什么危险来呢？（《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27 页）
　　　　　　　　　　　　　　　　　
　　这里的“眼睛”，是指代人的观察能力和活动。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过一段意义十分深刻的话：
　　　　　　　　　　　　　　　　　
　　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指北京——引者）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文中加点的两处“酸菜”，是一种表面性的个别事物，其实质代表着艰苦的生活，引申为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这样的现象借代法，意义更深刻，因为它的象征性很强。
　　　　　　　　　　　　　　　　　
　　④承前借代法上面我们评述的毛泽东所运用的各种借代法，基本上都属于直接借代法，即在行文中本体并不出现，前文在字面上没有任何凭借，直接用代体指代本体。另外，毛泽东有时还根据前文出现的本体，下文加以借代，这就是承前借代法。例如，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
　　　　　　　　　　　　　　　　　
　　文中括号中的“千千万万”是指代前文已经出现的“千千万万的民众”，“浩浩荡荡”是指代前文已经出现的“浩浩荡荡的革命军”。这是极为典型的承前借代法。
　　　　　　　　　　　　　　　　　
　　　　　　　　　　　　　　　　　
　　此外，毛泽东有时也运用避忌借代法，如用“以身殉职”、“见马克思”
　　等指代死亡，就属于这种借代法，不过用得不是很多。
　　　　　　　　　　　　　　　　　
　　毛泽东有时连续运用某一种借代法。例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抗战胜利后，“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这里的“峨眉山上”的意思是指代四川省的西南、西北部山区的，1938 年武汉沦陷后，蒋介石和他的很大一部分部队躲在这些山区里坐观解放区军民与日寇斗争，蒋介石“上山”、“下山”之山，均同此意；而我们在“山上”之“山”，则指代敌后抗日根据地：“水边”指代蒋介石设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等统治中心。
　　这里的“峨眉山”、“下山”、“上山”、“山上”、“水边”等等，都是地名或方位，所以这属于地名连代。又如，毛泽东1956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你（指前苏联——引者）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
　　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
　　　　　　　　　　　　　　　　　
　　这段话里的“列宁”、“斯大林”均指代列宁和斯大林所坚持的共产主义理论和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列宁的脚”、“列宁的两只手”指代其理论和实践的次要部分，“列宁的头”指代其理论和实践的主要部分。可见，这段话是人名连代（以点代面）。
　　　　　　　　　　　　　　　　　
　　2.借代法的灵活运用与灵活运用比喻法一样，毛泽东运用借代法也是灵活到了很少有人能够与之相比的程度。
　　　　　　　　　　　　　　　　　
　　①各种借代法合用毛泽东经常将两种以上的借代法结合起来运用。例如，他在阐述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时说：
　　　　　　　　　　　　　　　　　
　　把我们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文中的“坐下”，指代部队休整：“走路”，指代行军作战，这是现象借代法的连用：“干粮袋”指代所有的给养，这是以一代全法。可见这段话是现象借代法和以一代全法的合用。又如：
　　　　　　　　　　　　　　　　　
　　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
　　　　　　　　　　　　　　　　　
　　这里的“大炮”指代全部武器，是以一代全：“铁”指代前面的大炮，用制成品的原料指代制成品，属于现象借代，“气少”中的“气”指代前面的“士气”，是承前借代。这是三种借代法合用。
　　　　　　　　　　　　　　　　　
　　②借代法与其他各种技巧合用毛泽东运用借代法时，经常与对比、递进、设问、排比、重复、摹状、
　　　　　　　　　　　　　　　　　
　　比喻等各种技巧合用。
　　　　　　　　　　　　　　　　　
　　借代法与对比法合用。上文提到的“敌人的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实际上也是敌我之间的对比，同时，“铁多气少”，也是敌人自身对比。这就把“大炮”、“铁”和“气”的借代与对比结合在一起了。
　　　　　　　　　　　　　　　　　
　　借代法与层递式合用。毛泽东在1945 年7 月10 日发表的评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中说，在美国大使赫尔利支持下的蒋介石，他的“腰”先是“稍稍硬”，然后又说是“大硬”。“腰”指代蒋介石的态度和信心，“稍稍硬”指代其态度和信心“稍稍”大一些，“大硬”指代其态度和信心更“大”了，说明蒋介石的态度和信心前后不同，是进一步了。所以，这也可以视为借代法与层递式的合用。
　　　　　　　　　　　　　　　　　
　　借代法与设问法合用。这种情况较多。例如：
　　　　　　　　　　　　　　　　　
　　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延安”指代革命，“西安”指代反革命。这种借代都是以设问的形式出现，所以这属于借代法与设问法合用。又如：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论人民民主专政》）
　　　　　　　　　　　　　　　　　
　　这段话，含义十分深刻。其中的“先生”指代西方帝国主义者，“学生”指代中国人。毛泽东作借代时，用的也是设问句，这段话的含义为什么这样深且具有一定的幽默性？中国人把自己当作学生，把帝国主义者当作自己的先生，这不是滑稽的事吗？这说明中国人的学习是盲目的，而作为先生的帝国主义者又向学生进行侵略，就更具有讽刺性，因为这悖于常理，但又是具有必然性的事实，所以毛泽东用设问的形式把问题提出来，自然就显得含义深刻了。
　　　　　　　　　　　　　　　　　
　　借代法与排比式和重复法合用。请看下面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反对党八股》）
　　　　　　　　　　　　　　　　　
　　这是一个复句，句中的四个“吃饭”指代工作，战斗等，是现象借代。其中后三个分句中的“吃饭”是正面借代，头一个分句中的“吃饭”是反面借代。
　　后三个分句的句式都是“靠……吃饭”，它们既是排比句，也是重复句，所以，这个复句是借代法（连代）与排比法、重复法合用。
　　　　　　　　　　　　　　　　　
　　借代法与摹状法合用。例如：
　　　　　　　　　　　　　　　　　
　　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整顿党的作风》）
　　　　　　　　　　　　　　　　　
　　“刮脸皮”一语，是一句惯用语，在这里也是指代讽刺性批评（现象借代），但这个代体本身和“伸出一个指头”，又是行为摹状，所以这是借代法与摹
　　　　　　　　　　　　　　　　　
　　　　　　　　　　　　　　　　　
　　状法合用。
　　借代法与比拟法合用。毛泽东在1956 年1 月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一段十分深刻而又风趣的话：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现在云南没有火腿了吗？），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成信了。
　　　　　　　　　　　　　　　　　
　　这段话中的“羊肉”、“南京板鸭”、“云南火腿”均指代社会主义建设中各项具体工作的成绩，“不好吃”，指代具体工作成绩差；而“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一句话，又把“羊肉”（即具体工作）当作有生命的事物，显然是比拟。由于这段话运用了一连串奇巧的借代和独特的比拟，所以显得妙趣横生。
　　　　　　　　　　　　　　　　　
　　借代法与比喻法合用。毛泽东运用借代法与其他各种技巧合用中，最多、最普遍的是与比喻法的合用。比如，他评价鲁迅：
　　　　　　　　　　　　　　　　　
　　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锋利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去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这里的“笔”指代用笔写的文章，显然是现象（工具）借代，两个“鬼脸”
　　是同位词组比喻，“高等画家”是隐喻。鲁迅这个“高等画家”善于画“鬼脸”，毛泽东用借代法和比喻法刻画出了鲁迅的战斗者的形象。
　　　　　　　　　　　　　　　　　
　　像这种把借代法与比喻法合用的情况，随处可见：
　　　　　　　　　　　　　　　　　
　　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论持久战》）
　　　　　　　　　　　　　　　　　
　　这里的“眼睛”和“耳朵”分别指代观察和听觉方面的能力，而“瞎子”和“聋子”则都是隐喻。这是借代法与隐喻法的合用。又如：
　　　　　　　　　　　　　　　　　
　　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这段话说得也很有趣，主要原因也是既有借代，又有比喻：“房子打扫”指代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清理、改造，“四害”则是比喻阶级敌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的“朋友”。
　　　　　　　　　　　　　　　　　
　　有时毛泽东把借代、摹状和比喻三种基本技巧结合起来运用，其效果更为理想。例如：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挑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
　　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
　　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这段话，从总体上看是讽喻，是用谁种桃树谁浇水就应该由谁摘桃子的常识，来阐述谁积极抗战谁就应该获得抗战胜利后的利益这个道理；然而，其中还有其他比喻，以及借代和摹状。在讲述常理时用“比如”，这是明喻：“这桃子是胜利果实”、“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这是隐喻：“胜利的果实”
　　是偏正词组比喻：“挑水”、“浇水”均为借喻：“结了桃子”后面的“这桃子”、“此桃子”，以及“蹲在山上”的“山上”都是借代（“山”指代峨眉山和大后方）：“蹲”、“把手伸得老长老长”，以及对蒋介石言语的仿拟，均属于形象摹状。由于这段活把借代、比喻、摹状三种技巧揉合到一起运用，所以产生了非常鲜明、生动的形象性。
　　　　　　　　　　　　　　　　　
　　③代体引申及其他毛泽东运用比喻法时，能对喻体引申，有一本多喻和一喻多本的情况；毛泽东运用借代法时，也能对代体引申，也有一本多代和一代多本的情况。
　　代体引申。在抗日战争时期，敌机轰炸毛泽东等人驻地，一位首长请他赶快躲避，毛泽东却说：
　　　　　　　　　　　　　　　　　
　　不要紧，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引王永盛、张伟编《毛泽东的语言艺术》）
　　　　　　　　　　　　　　　　　
　　这里的“钢铁”指代炸弹（用制成品的原料借代制成品；前文提到用“铁”
　　指代“大炮”，用法相同）。一般人能够这样说，已属够风趣的了，但毛泽东又从“钢铁”引申出“打几把锄头开荒”的事来。这种代体引申实在令人捧腹，也可以从中看出毛泽东具有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一本多代和一代多本。前文提到的，对共产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这一个本体，毛泽东同时用列宁和斯大林两个人物作代体；这种理论和实践的次要部分，也是一个本体，他也用“列宁的脚”和“列宁的两只手”两个代体借代；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各项具体工作的成绩这一个本体，毛泽东也用“羊肉”、“南京板鸭”和“云南火腿”三个代体借代，这些情况，都属于一本多代的具体情况。这些情况，我们已经熟悉，不再多作介绍。
　　　　　　　　　　　　　　　　　
　　关于一代多本的情况，毛泽东很喜欢利用“睡觉”、“吃饭”这样的同一生活现象，去指代不同的本体。请看下面的例子——例一：
　　　　　　　　　　　　　　　　　
　　……如果他们（指国民党顽固派——引者）现在又想“剿共”，那也有他们的自由。因为他们吃了自己的饭，又睡足了觉，他们要“剿”，那也只好随他们的便。（《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例二：
　　　　　　　　　　　　　　　　　
　　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上面两个例子中都有关于睡觉的事，它们都是代体，但例一中的“吃了自己的饭，又睡足了觉”是指代生活优裕、自由自在又无事可做，例二中的“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则是指代放松警惕，可见这两段话中，本体不同，而代体则基本上是一个。这属于一代多本的情况。
　　　　　　　　　　　　　　　　　
　　　　　　　　　　　　　　　　　
　　五夸张法的运用
　　　　　　　　　　　　　　　　　
　　毛泽东运用夸张法不是很多，但在种类上也较为齐全，用法上也很灵活。
　　　　　　　　　　　　　　　　　
　　1.运用夸张法的种类毛泽东运用的夸张法有增大性夸张和减缩性夸张两种。
　　　　　　　　　　　　　　　　　
　　①增大性夸张毛泽东在1957 年批评前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时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
　　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再加十倍，再加一百倍”，这都是增大性夸张。那意思是说，你苏联现在的力量仅在军事上强大，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该自封为“老子党”，即使将来比现在更强大，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应该搞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运用增大性夸张加强了批评的力量。
　　　　　　　　　　　　　　　　　
　　毛泽东运用增大性夸张时，习惯于使用“一万”、“一千”之类的字样。
　　例如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到农民协会所做的“政治教育”
　　作用时说，“开一万个法政学校”也不能像农民协会那样，在极短的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之中，这“一万个”就是增大性夸张。毛泽东使用“一万年”作增大性夸张的时候更多。在《毛泽东选集》第5 卷中，他用“一万年”之类的字眼，至少有10 处之多。例如，他说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法庭一万年都要”（《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开始也还是要挨骂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等等，其中都有“一万年”的字样。有时，还有“一万万年”的字样出现：
　　　　　　　　　　　　　　　　　
　　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确很喜欢“一万年”、“一万万年”，这与他善于坚持辩证发展地看问题有密切关系。
　　　　　　　　　　　　　　　　　
　　②减缩性夸张毛泽东在讲抗日游击战争在敌后的作用时说，东三省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箝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49 年毛泽东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时说，共产党“一切善良的愿望”并没有改变国民党反动派“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将革命进行到底》）。其中的“一
　　　　　　　　　　　　　　　　　
　　　　　　　　　　　　　　　　　
　　个敌兵“、”一个敌弹“和”一分一厘一毫一丝“，都属于减缩性夸张。
　　　　　　　　　　　　　　　　　
　　2.夸张法的灵活运用毛泽东运用夸张法，有时很奇特，不易弄清到底是用的什么夸张法。他在1973 年11 月12 日接见基辛格，当谈到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时，他讲了三段话，其中第一段话是：“我曾经说过这场斗争要进行一万年。
　　现在看在他亲自来找我的面上，我愿意减少一千年。“（笑声）”你们看我多大方。一让步就是一千年。“（1969 年苏联总理柯西金未经我国邀请，途经北京机场与毛泽东会晤时，要求停止两党公开争论），第二段话是：”后来又有一次，（一位罗马尼亚官员）也来为苏联说情。这次我又让步，再减少一千年。“（笑声）第三段话是：”第五次，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也来了——这是两年以前的事。他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说：这次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能再让步了。“（据基辛格《动乱年代》）。这第一段话中的”一万年“，属于明显的增大性夸张；而前两段话中的”减少一千年“是不是夸张？
　　如果是夸张吧，是增大性夸张，还是减缩性夸张呢？这就需要进行分析。细想起来，这“一千年”恐怕还是减缩性夸张。因为“减少一千年”，也仅仅减少十分之一，对于一万年来说，仍然是微乎其微的。然而，从表面上看，这一千年并不是一个小数字，这就给人一种错觉，所以，这个减缩性夸张用得十分巧妙；他说“减少一千年”是“多大方”，实际上是“很小气”。
　　　　　　　　　　　　　　　　　
　　然而，运用夸张法的灵活性，更多的还是体现在把它与其他各种技巧合用上面。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有“余钱剩米”的“小资产阶级”，“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垂着涎水”，并且那“涎水”有“一尺长”，这显然既是摹状，又是夸张。这是夸张法与摹状法合用。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文。
　　　　　　　　　　　　　　　　　
　　“捧得一万丈高”和“贬到地下九千丈”，都是夸张，但同时二者又属于鲜明的对比。这是夸张法与对比法合用。
　　　　　　　　　　　　　　　　　
　　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毛泽东说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其中“刽子手”是比喻，而“满身鲜血”和“杀人不眨眼”，则既是摹状，又是夸张。这是夸张与摹状和比喻三种技巧合用。
　　　　　　　　　　　　　　　　　
　　1956 年毛泽东批评某些盲目向苏联学习的人时，他说：
　　　　　　　　　　　　　　　　　
　　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连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观主义。苏联人自己都说是臭的嘛！（《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这里说的“放屁”及其“香臭”，既是比喻，又是夸张，另外，其中还有对比。说“放屁都香”，那就意味着什么都香，这是在比喻中含有夸张；人家自己都说臭，而我们有些人却说香，这又是对比。这是把夸张、比喻和对比三种技巧结合到了一起。
　　　　　　　　　　　　　　　　　
　　毛泽东还常把夸张法与借代法结合起来运用。其中他最习惯于用“一个
　　　　　　　　　　　　　　　　　
　　　　　　　　　　　　　　　　　
　　早上“、”一个早晨“或”一天早上“这样的字面同时表示借代和夸张。例如下面几则例子：
　　　　　　　　　　　　　　　　　
　　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进，但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
　　　　　　　　　　　　　　　　　
　　早晨去掉干净。（《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我们也不是不喜欢速胜，谁也赞成明天一个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
　　　　　　　　　　　　　　　　　
　　（《论持久战》）
　　　　　　　　　　　　　　　　　
　　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指国民党统治集团——引者）的阴
　　　　　　　　　　　　　　　　　
　　谋，……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论联合政府》）
　　　　　　　　　　　　　　　　　
　　不能设想，哪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关于
　　　　　　　　　　　　　　　　　
　　重庆谈判》）
　　　　　　　　　　　　　　　　　
　　上述四则例子中有“一个早晨”、“一个早上”或“一天早上”，它们指代一个极端短暂而又偶然的瞬间，同时也是夸张的说法。为什么毛泽东喜欢使用“一个早晨”或“一个早上”等进行借代或夸张呢？分析起来，大约是：一，早晨或早上是一个极短的时间，稍纵即逝；二，早晨或早上正是人们睡醒之际，或尚未清醒，或仍在梦中，这个时间内如果发生什么事件，来不及思考，容易感到突然。由于这两个原因，用“一个早晨”或“一个早上”来夸张地借代某个极端短暂而又偶然的瞬间，自然就是很典型的了。
　　　　　　　　　　　　　　　　　
　　　　　　　　　　　　　　　　　
　　六拈连法的运用
　　　　　　　　　　　　　　　　　
　　所谓拈连法，是根据上文中的某一语意或词语，推衍出看似不合常规常理，但实际上却是含义深刻而又新颖的语言。就是说，被拈连出来的语言，如果孤立地看，是不合理的，不能成立的，但与前文联系起来看，反而显得十分合理，而且显得格外别致，富于变化。毛泽东非常善于运用这种技巧，创造出许多生动活泼的语言。
　　　　　　　　　　　　　　　　　
　　1.运用拈连法的种类毛泽东运用拈连法，有词语拈连法和语意拈连法两种。
　　　　　　　　　　　　　　　　　
　　①词语拈连法词语拈连法是利用上文中某一词语的概念进行推衍，顺势转换成另一种含义，词语本身没变化，含义却不同了。例如：
　　　　　　　　　　　　　　　　　
　　……运动战决不能被韩复榘一类人所借口，决不是只有向后的运动，没有向前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否定了运动战的基本的进攻性，实行的结果，中国虽大，也是要被“运动”掉的。（《论持久战》）
　　　　　　　　　　　　　　　　　
　　这段话中，上文的“运动战”、“向后的运动”、“向前的运动”，乃至“这样的‘运动’”中的“运动”，都是正常用法的含义，即都是移换或转变位置的意思，而“被‘运动’掉”中的“运动”，与上文中的“运动”，虽然是同一个词语，但概念却不一样了，它是指上文“只有向后的运动，没有向前的运动”的后果，即被葬送的意思。按正常说法，就是，“中国虽大，也要被葬送掉的”，但这种说法显得呆板、单调、乏味；而如果说“被‘运动掉’”，孤立地看，似属于病句，因为平时谁也不这样说，但与上文联系起来，则不但可以理解，而且显得很风趣。
　　　　　　　　　　　　　　　　　
　　上面这种拈连，仅仅是一个词汇，有时也可以是一个短语：
　　　　　　　　　　　　　　　　　
　　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文中根据“不要脸的人”，拈连出了“不要脸的话”，这是短语拈连。一般情况下，无论什么“话”，无所谓要脸不要脸；这里说有的“话”是“不要脸的”，违背常规；但由于是拈连，又显得很得体，同时产生了很强的讽刺力量。
　　　　　　　　　　　　　　　　　
　　毛泽东运用词语拈连法时，有时还反复拈连，即连续多次重复同一个拈连词语：
　　　　　　　　　　　　　　　　　
　　过去的“剿共十年”并没有“剿”出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不错，“剿共十年”“剿”出了一个“一党专政”……而在“剿共”
　　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后，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新民主主义论》）
　　　　　　　　　　　　　　　　　
　　文中“剿共”的“剿”都是“围剿”的“剿”（本义），其余四个单独重复
　　　　　　　　　　　　　　　　　
　　　　　　　　　　　　　　　　　
　　出现的“剿”，都是指“剿”的恶果——“围剿”的害处。这种拈连法，可以称为“连拈法”。这段话之所以倍加深刻和风趣，就是因为连续拈连。
　　　　　　　　　　　　　　　　　
　　②语意拈连法运用这种拈连法，并不是根据表面上的词语进行推衍，而是根据上文文意自然而巧妙地转换为下文文意。请看1949 年5 月21 日毛泽东《致柳亚子》中的一段话：
　　　　　　　　　　　　　　　　　
　　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甚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费力不讨好。江苏虚衔，亦似以不桂为宜，挂了于己于人不见得有好处。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好在夏天，不觉得太冷否？
　　　　　　　　　　　　　　　　　
　　毛泽东把不同意柳亚子想从事将来要成立的国史馆工作和要挂“江苏虚衔”
　　两件事，说成是“泼冷水”，这是用惯用语作的比喻（借喻），他又从这个喻体中拈连出“冷不冷”的内容（又从“冷不冷”拈连出“夏天”，加在了“冷不冷”的前面），显然，这也是拈连，但这不是个别词语的拈连，拈连出来的内容，也不再用原来的词语了，所以这属于语意拈连法。这种拈连法，毛泽东虽然只是偶一用之，但也都用得很巧妙。这种拈连法，实际上也是一种巧妙的喻体引申。
　　　　　　　　　　　　　　　　　
　　2.拈连法的灵活运用毛泽东运用拈连法是相当灵活的，这也是使他语言具有风趣性的一种技法。上面所举的例子，都能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下面我们再看几则例子：
　　　　　　　　　　　　　　　　　
　　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反对党八股》）
　　　　　　　　　　　　　　　　　
　　文中从“大众化”的“化”，拈连出一个“化不了”的“化”。“大众化”
　　的“化”本是一个词缀，属于虚词，毛泽东却把它转化为实词中的动词了。
　　一般词语拈连，都是根据实词实语拈连，而毛泽东却根据虚词进行拈连，确实是十分灵活的。
　　　　　　　　　　　　　　　　　
　　　　　　　　　　　　　　　　　
　　七仿化法的运用
　　　　　　　　　　　　　　　　　
　　毛泽东语言的生动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还体现在他对仿化法的运用上。他能凭借现有的语言形式，根据本人随时随地的需要，仿造出许多新的语言。他所运用的仿化法，包括仿词法、仿语法、仿式法和远仿法。
　　　　　　　　　　　　　　　　　
　　1.仿词法在毛泽东运用的仿化法中，仿词法运用得最多。它又分为一般仿词法、人名仿词法和数量仿词法。
　　　　　　　　　　　　　　　　　
　　①一般仿词法先请看下面两则例子——例一：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反对党八股》）
　　　　　　　　　　　　　　　　　
　　例二：
　　　　　　　　　　　　　　　　　
　　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会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例一中的“小众化”由上文“大众化”仿化而来；例二中的“武化团体”由上文“文化团体”仿化而来。它们都不是现有词语中所有的词汇，而是依据上文中的词语和行文需要仿造出来的，因而创造性很强。表面上看，这种新创造出来的词汇，并不合乎现有语法规范，但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不但可以完全被理解，而且也显得新颖。
　　　　　　　　　　　　　　　　　
　　毛泽东运用这种仿词法创造出来的新词是很多的，例如他根据“八股”，仿造出“洋八股”、“党八股”（《反对党八股》）；根据“拈轻怕重”，仿造出“拈重鄙轻”（1958 年10 月25 日《致周世钊》，见《毛泽东书信选集》）；根据“内战内行”，仿造出“外战外行”（《论联合政府》）；根据“小广播”，仿造出“大广播”（《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根据“刮阴风，烧阴火”（也作“烧鬼火”），仿造出“刮阳风，烧阳火”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21 页），根据“阴谋”，仿化出“阳谋”（同上书，第437 页）；根据“男儿有泪不轻弹”中的“男儿”，仿造出“女儿”
　　（同上书，第420 页；这里的“女儿”一词，并非一般的女儿之意，而是指女干部、女工作人员）；根据“促进委员会”，仿造出“促退委员会”（同上书，第474 页）；根据“推陈出新”，仿造出“推陈出陈”（据1967 年11 月16 日《山西日报》）……这些仿造出来的词汇，都不是汉语中已有的，都是毛泽东仿造出来的具有特殊含义的新的词汇。
　　　　　　　　　　　　　　　　　
　　②人名仿词法利用典型人物的名字仿造新词的技法，就是人名仿词法。例如：……无论如何，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基本上完成以前，新三民主义是不会被一切有良心的人们放弃的。放弃它的只是那些汪精卫、李精卫之
　　　　　　　　　　　　　　　　　
　　　　　　　　　　　　　　　　　
　　流。（《新民主主义论》）
　　　　　　　　　　　　　　　　　
　　“李精卫”是根据“汪精卫”这个真实人物仿造出来的，并非真有姓李名精卫其人；在这段话中，“汪精卫”和“李精卫”都是指代日本汉奸一类人。
　　这种人名仿化，一般是只化其姓而不化其名，例如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毛泽东根据“汪精卫”一个人名，不仅仿化出个“李精卫”，还仿化出个“张精卫”，方法都是一样的。
　　　　　　　　　　　　　　　　　
　　③数量仿词法汉语词汇中，数量词的用法往往有一定习惯，是不能任意使用的，但是毛泽东常常根据前文正常使用的数量词，出人意料地仿化出一些非习惯用法的数量词。这种仿词法，我们姑且称之为数量仿词法。例如：
　　　　　　　　　　　　　　　　　
　　毛泽东在1963 年6 月30 日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讲话中，当他讲到要用三个五年计划（15 年）完成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说：
　　　　　　　　　　　　　　　　　
　　资本家会不会吓一跳？吓半跳是会的。
　　　　　　　　　　　　　　　　　
　　“吓一跳”，人们常这样说：“吓半跳”，则没有人这样讲。但毛泽东却根据“一跳”仿造出“半跳”，这今人感到意外而又新奇。
　　　　　　　　　　　　　　　　　
　　2.仿语法根据某种定型的话语和需要，仿造出新的话语，这种仿化法，叫做仿语法。毛泽东运用仿语法，有时仿古语，有时仿俗语。例如：
　　　　　　　　　　　　　　　　　
　　这几天的电讯，指明这些少数民族是怎样地箪食壶浆以迎红军……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
　　　　　　　　　　　　　　　　　
　　《孟子。梁惠王下》中有“以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语，毛泽东这里用的“箪食壶浆以迎红军”一语，显然由《孟子》文中之语脱胎而来。
　　这是古语仿化法。又如：
　　　　　　　　　　　　　　　　　
　　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新民主主义论》）
　　　　　　　　　　　　　　　　　
　　“老话”即是俗语，毛泽东仅根据一句俗语“有饭大家吃”，便仿化出“有敌大家打”、“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三句“新语”，这就是俗语仿化法，而且是连仿，创造出一连串新的话语。
　　　　　　　　　　　　　　　　　
　　3.仿式法按照某种定型的语言体式表述全新的内容，这种仿化法，可称为仿式法。
　　毛泽东运用仿式法，有时也仿照某些古语或俗语体式。例如，“唯马首是瞻”、“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等，都是固定的古语（也可以视为成语，还可以视为谚语），毛泽东根据它们仿化出了新的内容：
　　　　　　　　　　　　　　　　　
　　……蒋先生（指蒋介石——引者）不但食言而肥，而且派遣四五十万军
　　　　　　　　　　　　　　　　　
　　　　　　　　　　　　　　　　　
　　队包围边区，实行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必欲置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后方留守机关于死地而后快。（《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毛泽东把古语中的代词“之”换成了“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后方留守机关”。
　　又如：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论人民民主专政》）
　　　　　　　　　　　　　　　　　
　　古语原文中有两个“其人”，实际上都指的是一种人，毛泽东在仿用时，把它们都换成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
　　　　　　　　　　　　　　　　　
　　对于“唯马首是瞻”的仿用，情况也一样，他把国民党中崇拜美国的人们称之为“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先生们”（《谨防扒手》）。稍微不同的是，这则例子中，不是用某些词语去替换古语中的某个词语，而是把某些词语加入古语之中。
　　　　　　　　　　　　　　　　　
　　关于纯粹仿俗语体式的情况，我们在毛泽东语言通俗性一节的内容中已有所涉及，其中提到的国民党“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张伯伦“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对俗语（谚语）“挂羊头，卖狗肉”、“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仿用。
　　　　　　　　　　　　　　　　　
　　毛泽东运用的仿式法，还有一种情况，即仿用的仅仅是体式，并且不限于只言片语，而在更大范围（一个层次或几个段落）中进行仿拟。例如，旧时的八股文章的体式总少不了八个部分，毛泽东抨击党八股，在列举其八大罪状时，就仿照了旧八股文章的体式，为此他还格外做了说明：
　　　　　　　　　　　　　　　　　
　　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反对党八股》）
　　　　　　　　　　　　　　　　　
　　在这段文字的后面，便依次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这个说明非常巧妙；本来，毛泽东是反对“八股”的，现在要批判党八股的害处，恰巧他又将从八个方面进行，虽然这八个方面内容与旧八股的内容决不相同，但形式上都有“八”，反而显得形式活泼。
　　　　　　　　　　　　　　　　　
　　4.远仿法以上我们评述了毛泽东运用的三种仿化法，这些仿化法，如果从原文与仿文的关系看，还可以分为近仿法和远仿法。所谓近仿法，即是依据上文中提到或出现的词语、语意或体式仿造出新的语言的技巧，前面我们提到的例子，大都属于近仿法。
　　　　　　　　　　　　　　　　　
　　关于远仿法，请看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中说过的一段话：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
　　　　　　　　　　　　　　　　　
　　　　　　　　　　　　　　　　　
　　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这段话末尾中的“球籍”一词，是指地球之籍，汉语中无此词，它是根据“学籍”、“户籍”、“党籍”、“国籍”等仿化而来，虽然这些被仿的词汇在上文并未提到或出现，但以此仿化出的新词语很容易理解。这种仿化，就属于远仿法。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运用仿化法，也是相当灵活的。
　　　　　　　　　　　　　　　　　
　　总之，毛泽东运用仿化法，非常出色。其关键不但在于能“仿”，而主要在于能“化”，“化”出了不少生动而又风趣的语言。
　　　　　　　　　　　　　　　　　
　　　　　　　　　　　　　　　　　
　　八移用法的运用
　　　　　　　　　　　　　　　　　
　　这里所说的移用法，是指毛泽东把本应在此一语言环境应用的词语却应用到似乎不该应用的彼一语言环境中去，但是应用的结果却令人感到意外的恰当和风趣，这种选用词语的技巧，可以称为移用法。毛泽东运用这种技巧是相当高明的。他运用的移用法分为三种：平移法，降用法、升用法。
　　　　　　　　　　　　　　　　　
　　1.平移法在平行的语言环境中的词语移用，就是平移法。请看下面一则例子：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袭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内战……（《论联合政府》）
　　　　　　　　　　　　　　　　　
　　“抄袭”本来是用在文章写作范围中不良作法的一个词语，但毛泽东却把它用在了政治生活当中。文章写作与政治生活，基本上属于平行的两个范围，所以“抄袭”的移用，基本上属于平移。又如，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
　　　　　　　　　　　　　　　　　
　　“上市”的东西，都应该是商品，毛泽东却把“上市”一词用到了“作品”
　　的宣传上，显然，这也是平移。
　　　　　　　　　　　　　　　　　
　　在毛泽东的语言中，这种平移法的运用，还有一些，例如，在《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中，毛泽东评论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当说他不接受共产党谈判条件时，则说他“不可爱”；当说他对共产党的攻击稍微差一些时，则又说他“仍旧有可爱的地方”——对于论敌（也是政敌）的孙科，正常情况下，只能说他“受欢迎”或“不受欢迎”，而不能说他“可爱”或“不可爱”，特别是属于敌我矛盾时，尤其不能这样说，而毛泽东却偏这样说。1949 年2 月5 日毛泽东在《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严惩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中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接连惨败，为了挽救自己的危亡处境，被迫向共产党提出要求进行和谈，但它却说是为了“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于是毛泽东就说他们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人们”。1961 年5 月6 日毛泽东《致李井泉并陈正人》说：“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毛泽东书信选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和“发善心”都是佛家语或道家语，一般不宜于用在人际关系上，但毛译东这样用了。这都是平移法的灵活运用，具有明显的风趣性。
　　　　　　　　　　　　　　　　　
　　2.降用法所谓降用法，就是把本来具有重要含义的词语用到了相对不重要的语言环境之中的一种移用法。这实际上就是大词小用法或重词轻用法。例如：
　　　　　　　　　　　　　　　　　
　　这些人们（指国民党反动派——引者）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论联合政府》）
　　　　　　　　　　　　　　　　　
　　　　　　　　　　　　　　　　　
　　“学说”一词本身含义是专指某种有系统的重要的理论，而这里却把它当作一种“说法”使用，显然属于降用法。又如，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对机关、学校、部队里“反革命”的政策应该是“一个不杀”，其理由之一是，“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我们知道，脑袋落地接不起来这件事，根本用不着“历史证明”，用常识即可以证明；用“历史证明”的，都是复杂而长期弄不清楚的事实或理论。把“历史证明”这样的词语用在不必多加思考就能明白的问题上面，自然也是降用。
　　　　　　　　　　　　　　　　　
　　毛泽东有时还连续运用降用法。他在《反对党八股》中批评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时这样说：
　　　　　　　　　　　　　　　　　
　　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
　　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
　　　　　　　　　　　　　　　　　
　　“调查研究”的对象都应该是比较重大而复杂的事情或问题，而毛泽东却把洗脸照镜子这样的小事的观察说成“调查研究”；同样，对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情的态度，才能说是否有“责任心”，可是毛泽东却把洗脸照镜子这类生活琐事提到了“责任心”的高度。这些都是重词轻用或大词小用，收到了风趣地说明问题的效果。
　　　　　　　　　　　　　　　　　
　　毛泽东运用降用法十分灵活，即使在平时生活中也随时运用。毛泽东与他的保健医生和生活秘书王鹤滨有过一次对话：
　　　　　　　　　　　　　　　　　
　　王鹤滨：主席，您这样不分昼夜地工作，怎么能支持得了呢？我试了几
　　　　　　　　　　　　　　　　　
　　天就不行了。
　　　　　　　　　　　　　　　　　
　　毛泽东：〔用身体作了一个比喻动作，表示他的腰粗，个子也高〕你看！
　　　　　　　　　　　　　　　　　
　　我的规模也比你大呀！（据王鹤滨《紫云轩主人》）
　　　　　　　　　　　　　　　　　
　　“规模”一词，一般只能用于诸如建筑、机关、斗争、运动等较大事物中，而不能用在人体上，毛泽东把它用到了人体上，因此也属于降用。从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运用降用法已达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
　　　　　　　　　　　　　　　　　
　　3.升用法升用法与降用法正好相反，它是小词大用或轻词重用。例如，1947 年6月14 日《致朱德、刘少奇》的信中说：
　　　　　　　　　　　　　　　　　
　　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四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等处游行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毛泽东书信选集》）
　　　　　　　　　　　　　　　　　
　　毛泽东把敌军进攻和搔扰说成是“游行”，而“游行”一词一般都带有和平性质的行为，毛泽东把它用在了战争的严重形势中、真是举重若轻，既表现了他对敌人的蔑视，也反映了他的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就是升用法。
　　　　　　　　　　　　　　　　　
　　又如，司徒雷登代表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系统”在中国担任大使的整个时期，正是马歇尔政策在中国彻底失败的时期，毛泽东讽刺说，在马歇尔看
　　　　　　　　　　　　　　　　　
　　　　　　　　　　　　　　　　　
　　来，司徒雷登的错误，只是一个“缺点”。把大的错误仅仅说成是“缺点”，这也是轻词重用，当然讽刺意味就比较明显。
　　　　　　　　　　　　　　　　　
　　毛泽东运用升用法时，常常与比喻、仿化以及俗语等技法结合起来运用。
　　例如，他在讲国际上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时，说过这样的话：
　　　　　　　　　　　　　　　　　
　　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扯皮”，是比喻无穷无尽的矛盾斗争，但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扯皮的主义”，显然也是轻词重用，而“扯皮”一词，不仅是比喻，同时又是俗语（惯用语）。
　　所以这段话实际上是升用法、比喻法和俗语的合用。
　　　　　　　　　　　　　　　　　
　　又如，毛泽东在谈国际上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要注意“两条”时说：“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而这“两条”实际上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做革命的促进派》）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和平”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战争”就是“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这是两句俗语（谚语），也是比喻。战争与和平都是重大之事，君子、小人动口动手是一般人之间争论或打架之小事，毛泽东把这样本应用于生活小事的话语却用到了重大之事上，显然属于升用。因此，这段话也是升用法、比喻法和俗语合用。
　　　　　　　　　　　　　　　　　
　　像运用降用法一样，毛泽东也随时运用升用法。一次，他与日本外务大巨大平正芳谈话，说他正在学习日文，并想到日本留学。大平说：“那我们可怎么照料您好呢？”意思是请他不要去日本。毛泽东开玩笑说：“你不友好啊！”还有一次，也是接见太平正芳，他向大平正芳询问中日航空协定谈判情况：“已经吵完了吗？”“应当大吵呀！”（《巨人印象记》，引郭思敏《我眼中的毛泽东》）毛泽东讲的“不友好”，是指“不同意”的意思，是降用：“吵”、“大吵”指“争论”、“辩论”，这些都是用了升用法。
　　这些话都显得格外活泼、生动。
　　　　　　　　　　　　　　　　　
　　　　　　　　　　　　　　　　　
　　九易色法的运用
　　　　　　　　　　　　　　　　　
　　增色法是使原本是中性（或称“无色”）的词语添加或改换为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而易色法则是：用在某些语句中的词语，如果孤立地看，它们本来是具有此种感情色彩的词语，可是与它们所处的具体的语言环境联系起来看，又变成了具有彼种感情色彩的词语，就是说，某些词语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改变了它们原来所具有的感情色彩。这种方法，也属于词语活用。
　　　　　　　　　　　　　　　　　
　　毛泽东运用易色法很灵活，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贬义词语当作褒义词语使用，一种是把褒义词语当作贬义词语使用。
　　　　　　　　　　　　　　　　　
　　1.贬词褒用毛泽东于1949 年8 月13 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说：
　　　　　　　　　　　　　　　　　
　　今年三月一日蒋介石说过：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蒋介石的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本是一个贬义成语，它一般用于坏人肆无忌惮地做坏事，但在这里却具有了无所畏惧的褒义的性质，这就使“无法无天”原来的贬义色彩变有褒义色彩了。又如，毛泽东在1957 年10 月的一次讲话中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在“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做革命的促进派》）。其中的“复辟”一词，本来也是贬义词，但在这里却有了“及时地恢复”这样的褒义色彩。这也属于贬词褒用。
　　　　　　　　　　　　　　　　　
　　2.褒词贬用请看《反对党八股》中的一则例子：
　　　　　　　　　　　　　　　　　
　　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种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
　　　　　　　　　　　　　　　　　
　　这里的两个“创作”在讲话中是“捏造”的意思。这是一种贬斥。但“创作”
　　一词本身却是具有褒义的词，是“从无到有”或“推陈出新”的意思。这是褒词贬用。
　　　　　　　　　　　　　　　　　
　　毛泽东经常用这种方法讥刺反面人物或事物。例如，他把蒋介石为了假和谈而提出来的骗人的话，说成是“沁人心脾的名词”（《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说艾奇逊“如此诲人不倦地”散布一系列谬论（《别了，司徒雷登》），其中的“沁人心脾”在文中是“麻醉人心”
　　之义，“诲人不倦”在文中是“喋喋不休地欺骗人”之义，而它们原来都是褒义词。这些都属于褒词贬用。
　　　　　　　　　　　　　　　　　
　　从上面的评述中看，贬词褒用能使语言产生正面的风越性；而褒词贬用则能产生反面风越性（即讽刺性）。所以，易色法也是使语言具有风趣性的有效方法之一。
　　　　　　　　　　　　　　　　　
　　　　　　　　　　　　　　　　　
　　十引用法的运用
　　　　　　　　　　　　　　　　　
　　梁代的刘勰说过，“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列膏腴。”
　　（《文心雕龙。事类》）这是说古代的经典（包括权威性言论），好似文章写作的语言材料的仓库（即所谓有“奥区”），才华灵感的灵境圣地（即所谓“神皋”），从汉代扬雄班固开始到他们以后的文人们都能善于加以采择、利用。宋代黄庭坚也说：“古之能为文章者，其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毛泽东是当代最“能为文章者”，更能“陶冶万物”，善于利用。不过，他所利用的，不仅有“陈言”，也有“今言”，不仅有“中国言”，也有“外国言”，不仅有“经典言”、也有“口头言”，具体地说，就是他善于运用引用法，引用的内容，包括古今名人名言、诗文语句、各种俗语、典故（包括小说、戏剧、故事、寓言），以及有关资料，等等，他都“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列膏腴”。可以说，能够作到这一点，是使他的语言经常议论风生、妙语连珠，而又充实有力，具有感人生动性的物质前提之一。因此，毛泽东常把引用的事实或言论作为材料，使它们成为他的某些观点或作法的根据。例如，有一次，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值夜班时打了瞌睡，醒来后对毛泽东说：“我，我打了瞌睡，你咋不叫我？”毛泽东说：“你们太辛苦了，休息休息好。我睡觉也不愿意被人打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据权延赤编《领袖泪》），毛泽东用自己的经验（这也是正面事实）说明自己的做法正确，但似乎还觉得无力，于是又用《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证明材料，进一步说明他的做法是应该的，是符合一般处事准则的。又如，1949 年8 月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彻底失败，便对中国实行“封锁”（即今之所谓“制裁”），毛泽东这样说：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别了，司徒雷登》）
　　　　　　　　　　　　　　　　　
　　这段话的观点是，中国人不怕困难和封锁。其中引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一语，出于《老子。七十四章》。毛泽东引用老子的言论充分证明了中国人不怕困难和封锁这个观点的坚实性。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的语言，并不像某些专业学者那样格外注重旁征博引，更不像某些人那样，喜欢“吊书袋”。一般情况下，他并不引用或尽量少地运用引用法，在需要引用的时候，引用的内容也比较简短，很少作过长篇幅的援引。当然，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有时他也引用较长、较多的内容。例如，毛泽东在1910 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阐述共产党在1924 年至1927 年大革命时期就提出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这个命题时，就引述了斯大林《十月革命与民族问题》和《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两篇著作中两段较长的议论文字，其中后者竟长达700 余字。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有必要把有关根据原原本本
　　　　　　　　　　　　　　　　　
　　　　　　　　　　　　　　　　　
　　地加以介绍，所以毛泽东才引用了斯大林讲过的两段较长的原文。其他诸如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大量引用红四军前敌委员会1929 年4 月5 日给中央写的信件的内容，在《论持久战》中大量引用他本人在1936 年7 月16日同斯诺的谈话内容（约2，000 余字）和1937 年8 月25 日党中央一份决定中的有关内容，虽然情况与上面的例子有所不同，但也都有它们各自的必要性，并不是随意这样引用的。
　　　　　　　　　　　　　　　　　
　　关于毛泽东引用典故和俗语等具体情况，我们已经在第一章有关内容中作过评述，这里，我们主要地仅对他一般引用法的运用，作一些具体介绍。
　　　　　　　　　　　　　　　　　
　　1.运用引用法的种类毛泽东运用引用法的种类有明引法、暗引法；原引法、意引法；全引法、截引法。所谓明引法，就是对引用的内容，都标明作者或出处等，暗引法与此相反；原引法是原文照引，不作任何变动或更改，意引法则只引大意；全引法所引用的内容起码是一组或一个完整的句子、句群或段落，有时还引相当大的片断，甚至全文，而截引法仅取一组句子或一个句子中的有关片断。
　　关于明引法、原引法和全引法，人们都比较熟悉，这里不再赘述，下面简要介绍一下毛泽东运用的暗引法、意引法和截引法。
　　　　　　　　　　　　　　　　　
　　①暗引法请看下面的例子：……现在是帝国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它快要死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论》）
　　　　　　　　　　　　　　　　　
　　“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句话，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的活，但毛泽东在引用它时，既没有说是列宁的话，也没有指出是哪篇文章中的话。这就是暗引法。
　　　　　　　　　　　　　　　　　
　　②意引法当巴黎公社尚未失败时，1871 年4 月12 日《马克思致路。库格曼》的信中说过这样一段原话：
　　　　　　　　　　　　　　　　　
　　如果他们（指巴黎公社社员们——引者）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丁。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像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这段诸，不过，他引的不是原文，而是大意。他是这样引的：
　　　　　　　　　　　　　　　　　
　　马克思说的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这是说乘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该不让反动的统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趁此一瞬间把国内反动的统治势力打个措手不及，而不要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轻视敌人，放松对于敌人的进攻，或者畏缩不前，坐失消灭敌人的时机，招致革命的失败。这是正确的。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引用马克思这段话时，对这段话作了概括和抽象，他先归纳出马克思这段话的主旨：“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然后对这个主旨加以说明，说这是为了不给敌人以保守和恢复政权的机会，应该趁热打铁，不能错过消灭敌人的时机，导致革命失败。相比之下，毛泽东的引丈比原文更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并且完全合乎马克思原话的内容。这种引用，就是意引。
　　　　　　　　　　　　　　　　　
　　③截引法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说：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
　　　　　　　　　　　　　　　　　
　　这里引的斯大林的话，并不是斯大林所讲的一句完整的话，而是斯大林1935年5 月4 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员毕业典礼时讲的一句话中的一部分，原话是这样的：“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
　　（《斯大林选集》）这就是截引法。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截引法有时同时也属于明引法或原引法。
　　　　　　　　　　　　　　　　　
　　2.引用法的灵活运用毛泽东运用引用法，有时引用事实，有时引用言论，有时同时引用事实和言论；有时引用正面材料作为根据，有时引用反面材料作为陪衬或反驳对象；有时只引用一则材料，有时则连续引用同一类许多则材料，十分灵活。
　　　　　　　　　　　　　　　　　
　　①事实引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述矛盾的普遍性时，同时引述了恩格斯和列宁讲过的许多事实，如恩格斯讲的物质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都“包含着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人们“认识能力”与其“局限性”之间也是“无穷的”矛盾，高等数学、初等数学也是矛盾；列宁讲的数学中的正和负、微分和积分，力学中的作用与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合和分解，社会学中的阶级斗争等，都是矛盾。这些，虽然都属于恩格斯和列宁讲过的话，但都属于事实性材料，故均属于事实引用。
　　　　　　　　　　　　　　　　　
　　②言论引用毛泽东为了驳斥有人讥笑他讲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为“狭隘经验沦”时，他引用了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斯大体所讲的两句话，都属于言论，所以这里的引用属于言论引用，而且属于连续性引用。
　　　　　　　　　　　　　　　　　
　　③事实与言论合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述研究问题忌带片面性时，同时引用了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和魏征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两句言论，然后又引述了《水游传》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这属于事实（原小说中虚构的事实）。这是言论与事实合引。
　　　　　　　　　　　　　　　　　
　　　　　　　　　　　　　　　　　
　　④引文引申毛泽东引用某些言论或事实的目的，有时只是为了作为引发更生动议论的根据。例如，1935 年12 月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有这样一段话：
　　　　　　　　　　　　　　　　　
　　古人说：“春秋无义战。”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义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是义战。中国的反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义和团战争，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今天的抗日和讨伐卖国贼的战争，都是义战。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于全中国，全世界。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仅仅根据《孟子。尽心下》中“春秋无义战”一句话，引发出这样多精采的议论：从春秋时无义战，引发出当时的帝国主义无义战，又引发出中外一切革命战争都是义战，最后引发出凡义战都互相支持、把非义战转变为义战。这些议论，真是谈笑风生。毛泽东像这样根据引文的内容大量引申或发挥重要议论的情况是很多的，特别是在《矛盾论》中，这种情况更多，诸如根据列宁关于事物由“对立”成为“同一”及怎样成为“同一”的观点，发挥出矛盾转化的一大篇议论；根据列宁的“对立的统一”是相对的，而“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观点引发出各种矛盾相对稳定和绝对变化，以及斗争、转化过程和条件等一大篇议论，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毛泽东用引用的内容作为自己观点或作法的根据的同时，他还常常通过对引用内容中关键性词语的生动解释来引发出更生动的议论，从而进一步证明自己观点或作法毋庸置疑。例如，他在1940 年2 月20 日在延安宪政促进会上发表演说时说；
　　　　　　　　　　　　　　　　　
　　（顽固分子）顽固到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要开大会，“促”他一番。
　　这个“促”字是哪里来的呢？是谁发明的呢？这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一个伟大人物发明的，就是那位讲“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老先生发明的，是孙中山先生发明的。你们看，在他的那个遗嘱上面，不是写着“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吗？同志们，这个“嘱”不是普通的“嘱”，而是“至嘱”。“至嘱”者，非常之嘱也，岂容随随便便，置之不顾！说的是“最短期间”，一不是最长，二不是较长，三也不是普通的短，而是“最短”。要使国民会议在最短期间实现，就要“促”。
　　孙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张的国民会议至今没有开。天天闹训政，把时间糊里糊涂地闹掉了，把一个最短期间，变成了最长期间，还口口声声假托孙先生。孙先生在天之灵，真不知怎样责备这些不肖子孙呢！（《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这段话的观点是，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一再拖延召开实现全国民主的国民会议就要“促”。毛泽东引用孙中山遗嘱中的话，是说孙中山就主张“促”。这说明毛泽东言之有据，并非胡诌，然而，毛泽东并未止于此，
　　　　　　　　　　　　　　　　　
　　　　　　　　　　　　　　　　　
　　他又对孙中山遗嘱中的“至嘱”、“最短期间”作了别出心裁的解说，进一步强调“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最后还据此生发出对孙中山那些“不肖子孙”（指蒋介石）如何违背孙中山意愿的一大篇议论，更是妙趣横生，具有极强的战斗性。
　　　　　　　　　　　　　　　　　
　　毛泽东借引用的词语进行引申发挥时，往往还结合实际情况作别开生面的议论。例如，有的同志因争评级别待遇未达到目的而流泪时，他批评说：
　　　　　　　　　　　　　　　　　
　　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弹几滴眼泪。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头流，要往里头流。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这段话中，根据引文中的“男儿”仿造出一个“女儿”，根据“只因未到伤心处”仿造出“只因来到评级时”，这都是运用仿化法对引文作的发挥；另外，又解释了什么是“应该伤心处”，什么时候可以“流几滴泪”，除此之外，还讲一些无原则的小事就“无须闹”的道理，这些都是引申性的议论，并且引申得都十分自然、生动。
　　　　　　　　　　　　　　　　　
　　以上所说的各种引申性议论，实际上都属于借题发挥，它们的“题”都是各种引文。除此以外，毛泽东还经常引用一些反面内容，把它作为批判或反驳的根据。这方面情况，人们较为熟悉，这里不必多说；其中有的引文是为了作为对比或陪衬性的材料，有助于突出自己的观点或看法。比如，他用孔子仅仅有“贤人七十，弟子三千”这个事实，来说明延安青年比孔子的弟子要多得多；用孔子的学生不能从孔子那里学得更多的劳动技能的事实，来说明延安青年更进步，能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都是把孔子及其学生的史实引用作为对比和陪衬来使用的。又如，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毛泽东借“伊索寓言”里“农夫与蛇”的故事，用“蛇”比喻假意友好的美国侵略者，告诫诚实的中国人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等等，也是把引用的内容作为反面材料来使用的。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运用引用法，有一个标准，这就是完全根据实际需要。只要他认为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需要，他就引用，甚至可以多引，哪怕是一个人的言论，他也不怕多引，否则就少引，或竟连一条也不引。据笔者印象，《毛泽东选集》（1—4 卷）中所引用的内容，对孙中山的言论引用得最多，而且基本上都是原引或全引。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毛选”四卷中的文章和讲话，与国民党和蒋介石论战的篇数比较多。孙中山是国民党的领袖，国民党尊之为“国父”，蒋介石又总是宣称他是孙中山“真正的继承人”，但他们却是背叛孙中山和他的新三民主义的人。毛泽东更多地引用孙中山说过的革命言论与国民党蒋介石论战，自然最有力量。
　　　　　　　　　　　　　　　　　
　　另外，对于同一人同样内容的言论，只要他认为需要，毛泽东也不惜反复引用。例如，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有这样的话：“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
　　　　　　　　　　　　　　　　　
　　　　　　　　　　　　　　　　　
　　的优点之一。“这两句话，毛泽东在他写的《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三篇文章中都引用过。这是因为斯大林的话对毛泽东闸述有关问题是十分典型和必要的缘故。不过，为了避免行文呆板，他在不同的文章或讲话中引用同一条引文时，往往有所变化。
　　试比较下面对同一条引文的不同引法：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
　　　　　　　　　　　　　　　　　
　　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学习和时局》）
　　　　　　　　　　　　　　　　　
　　对于同样一条经典言论的引用，毛泽东竟然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引法。列宁所说的话的原文，见于《列宁全集》第25 卷《共产主义》一文，该文中列宁在批评匈牙利共产党员贝拉。贡时说：“他抛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引用这条言论时，用的是意引法，“本质”、“灵魂”
　　等词语在前，“具体分析”等词语在后；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引用这条言论时，用的是截引法，“具体分析”等词语在前，“本质”、“灵魂”等词语在后。然而，这两种引法，均与原文原义相符，但又显得灵活而富于变化。
　　　　　　　　　　　　　　　　　
　　　　　　　　　　　　　　　　　
　　后记
　　　　　　　　　　　　　　　　　
　　作者生于旧社会，以曾经生活于毛泽东时代而感到光荣。毛泽东逝世以后，一直想写点什么，以示纪念；但由于各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更重要的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敬，终于下定决心，撰写一部较为系统的关于毛泽东语言艺术的评著。现在，全部书稿算是完成了，似乎了却了十多年来的一桩心愿，然而随之又感到一阵怅惘：这部书稿的内容深度与最初的设想差距甚大，未能充分和有力地揭示出毛泽东语言艺术的底蕴精髓。这是不是由于受到刘勰所说的“方其拟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和“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文心雕龙。神思》）这样的规律制约所致呢？细想起来，有一些，但也不完全是。作者为能力、资料和时间等主客观条件所限，因而不能尽加人意，原是意料中事：但更为关键的原因则是，毛泽东语言艺术的确有如本书《代序》标题所说的那样：“仰之弥高，钻之弥深。”毛泽东语言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对毛泽东语言艺术展开准确而全面性的研究，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几乎令人望而却步；即使主客观条件完全具备，即使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单纯地去研究它，某一个人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作者研读过毛泽东的一部分文章和讲话之后不久，便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研究和撰写的具体过程中，就更加感到吃力。如果作者当时稍有犹豫，就会停止研究，中道辍笔。这部书稿，只是在当初决心的支持下，才得以最后完成。据此，尽管在研究和撰写的具体过程中，未曾丝毫怠慢偷懒，但对它也不敢寄有太高的希冀：只要它能对青年朋友多少有所裨益，同时能以此稍微告慰毛泽东的在天之灵，则我愿足矣。
　　　　　　　　　　　　　　　　　
　　本书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在周慕珍同志协助下撰写的，其中有些内容由她执笔；我的朋友方东同志细心地校阅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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